山路上，67岁的张建立挑着一担牛粪，准备做底肥，种一些红薯，回头望望自己家的三间瓦房，以及两侧四间草房，深深叹口气：“我这两天就要去扶贫安置社区里住了，看着这家里头，住了一辈子，猛的要拆掉，也怪不是滋味……”张建立是河南省西部深山区一位普通农民，自己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妻子双腿严重类风湿加骨质增生，三年前做手术更换了膝盖半月板，一遇到天气不好，就要在床上躺好多天。
张建立有两个儿子，老大尽管到城里去住了，孙子的学费，房子的分期，也让他备受熬煎，老二还没有成家。张建立知道：要是还住在这大山里面，可能就会耽误了老二。然而，前几年老伴儿做手术，花了八万多，不光自己的棺材本花没了，两个孩子也垫了不少钱。去年，家里的两头牛卖了，一共还不到一万五千块钱，还了一些借款，剩下的也没多少了。
对于山里的农民来说，增加收入只有两个办法：一种是外出打工，另一种就是在山里搞一些养殖。老伴儿的腿，疼了已经十几年了，山里冬天温度低，土墙瓦房保温效果不好，每年冬天盖两床被子，腿还是疼的难受。张建立也就没办法外出打工，种地、放牛成了他的日常。
这天天气还算不错，老伴儿吃过药，在自家院子里洗了昨天泡好的衣服，准备帮他挖一些红薯堆。“不疼了就得干，疼起来下不了床，啥都得靠他，你说我也不能把他当牛使唤吧？他要是也累垮了，我还咋过？娃子们一个个自己还顾不住自己呢，要是再伺候俩病号，那就啥也别干了……”大娘晾晒了衣服，拄着三刺耙走向不远的耕地。一大半都是碎石头的耕地，其实也不是他们家的，邻居搬出山村后，村子周围的耕地，大部分都给了他们。
张建立是这个村子最后一户人家，原来还有七八户，几十口人，都嫌山里不方便，纷纷搬出了大山。张建立说：“说不方便，是真的不方便，进一次城，都要走快20里才有公交车，人家会骑车的还好点，咱家里没三轮车，你是不知道，那一次，她腿疼，要死要活的，120也来不到，我跟俺娃子硬是背了十来里，才遇上一辆三轮车……”
“既然生到这儿，哪能咋着？有力气的时候，不流行打工，现在兴出去打工了，又走不了……”这个山沟里的人们算是较早出去打工的，上世纪80年代时候是在小金矿采金，张建立的肺有一些不好，金矿上受不了矿石粉尘，也没干多久就回家了。前几年，那些曾经在金矿挣钱的人，很多都因为尘肺病，死的死，失去自理能力的失去自理能力，张建立觉得自己还算幸运，生活虽然艰苦，身体没啥大毛病。
根据当地政策，建档立卡贫困户可以申请搬迁到扶贫安置小区去住，老宅按照每亩地1.5万元补助拆除，刚开始报名的时候，需要交纳1万元押金。张建立舍不得山里不掏钱的山泉水，门口的耕地，偌大的院子，就没有申报。看着同村的邻居搬走了，这个山村只剩下了他两个人，于是寻找村干部，问还能不能再次申报，第二批的房子只有75平方，张建立觉得住不下，又犹豫了……
“家里再说大小也是十来口人呢，75平方，还没有俺家院子大，那咋住得下呀？要是俺俩谁有点病，娃子闺女们回来了，不能都打地铺吧？”张建立还有一个更大的担心，在家里虽然收入低，一年卖一头牛，也能收入几千块钱，粮食、水、蔬菜最起码不用买，出了山，就啥都得买了，要是存的粮食吃完了，回来家里，连个歇脚的地方也没有，咋办？
第三批扶贫房因为人多房子少，需要抽签，张建立抽了一个空签。最后还是一家房子不要了，调给了他，仍是75平方。“管他呢，现在国家政策这样好，真到了那时候，估计也不会让俺们饿死。以前，家里有啥事了，还能喊个人帮衬一下，现在就剩俺俩了，再不走，真要是死在这儿了，估计也没人知道……”尽管有些不甘心，张建立还是决定搬出去，扶贫社区在县城边上，距离医院很近。“要是光我一个人，我就不去了，她那腿，下去住会好点。”
距离张建立家更远的姬学斌住院回来了，三个人站在地边说话，张建立第一句话就是：“你准备咋弄？”姬学斌劝他：还是下去住吧，咱这身体不好，在这儿也不是办法。
“算了，扒就叫他们扒，这地也不行，野猪还多，种庄稼收成也不咋样。下去住没菜吃了，咱不吃蛮中，只要她没啥事，我好凑合！”张建立撒着牛粪说。这块地种红薯已经种了好几年了，结的红薯不大，一少半还得让野猪糟蹋，“人家下去住那些人，不也都没回来吗？我想着我就算再笨蛋，人家能住，我也能，就是街边捡点废品，也能有俩花销钱不是？”
走的时候，张建立说：“你给俺家照张相吧，结婚30多年了，也没正经照过一张相！”给他们打印照片的时候，张建立有些不好意思的问：“能洗两张不能，我想着给娃子们留一张……”可怜天下父母心，不管什么时候，想的都是孩子，尽管他们已经没有多少能力，也不愿意给孩子增加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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