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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女真部落之所以能迅速崛起於東北大地，進而入主中原統一全國，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其背後的一股強大力量——漢人謀臣，而范文程則是其中的中堅力量。
范文程，字憲鬥，號輝嶽，他家學淵源，出身不凡，是北宋明相范仲淹的第十七世孫。遙想當年，范仲淹位極人臣，功勳卓著，更因為一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名垂青史，而作為名人之後，范文程也絲毫不遜色，他輔佐了清太祖努爾哈赤、清太宗皇太極、清世祖順治、和清聖祖康熙四代帝王，為大清江山的創建立下了不朽之功，被公認為清初“文臣之首”。
早在萬曆四十六年，范文程就與其兄長範文寀一起投奔到了努爾哈赤帳下，那時候，清朝還不叫清朝，而叫後金。《清史稿》記載，當努爾哈赤得知范文程來投奔時十分高興，說道：“此名臣後也，善遇之！”也就是說，努爾哈赤因為范文程是名臣范仲淹之後而對他禮遇有加。
范文程雖然得到了努爾哈赤的重用，但他真正的輝煌是從皇太極時期開始的，皇太極對范文程的器重，甚至達到了言聽計從的地步。
《清史稿·列傳十九》記載，每次朝中議政，皇太極都會問：“這件事范文程知道嗎？”如果群臣有事難以決斷，皇太極又會說：“先和范文程商量一下再做說吧！”而當大家說范文程也認同某項提議時，皇太極則二話不說就會立刻批准。
皇太極死後，范文程同樣得到了多爾袞和順治皇帝的信任。當然，范文程之所以在清廷混得如魚得水，追根究底還是因為他確實有兩把刷子，從討伐明朝到策反明朝官員，再到進攻朝鮮、撫定蒙古，凡是清初的重大決策大都出自范文程之手，而范文程最重要的功績則是“計取中原”和“制定清朝制度”。
皇太極死後，順治帝尚且年幼，而攝政王多爾袞是在范文程的一步步籌謀下才得以帶兵入關，奪取天下的。攻佔北京後，范文程又勸說多爾袞不要屠城，不要搶奪，不要傷害百姓，如果是明朝的官員來投靠，就恢復他們的職務，如果是明朝的百姓來依附，就給予他們田產。
另外，范文程還奏請順治為崇禎皇帝發喪，並以帝王規制安葬，如此一來，化解了仇恨，收買了人心，減弱了滿漢民族矛盾，使清朝得以在中原迅速站穩腳跟。
清朝乃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大一統王朝，原本只是“化外之民”，根本不懂得如何治理如此一個龐大國家，而作為漢人大儒、開國宰輔，范文程則當仁不讓為清朝制定出了一套完備的國家制度，直接影響了清朝之後近300年曆史。
歷史學界普遍認為，范文程對於清朝的功績可以媲美於漢朝之張良，以及明朝之劉伯溫。誠然，范文程對清朝的功勞不容置疑，但如果從明朝的角度來看，范文程又無疑是不共戴天的仇敵。
但是奇怪的是，雖然范文程是以漢人之軀效力於滿清政權，卻並沒有像吳三桂、洪承疇那樣受到後世廣泛詬病。一般看來，吳三桂是漢奸，洪承疇是叛徒，而范文程卻和先祖范仲淹一樣是賢臣典範。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對於這個問題，筆者簡略分析如下，僅供各位讀者參考，如有不妥，歡迎指正。
吳三桂、洪承疇壽之流是名副其實的“貳臣”，也就是先後在兩個朝代做官的人。吳三桂、洪承疇原本都是明朝的封疆大吏，他們深受國恩，被崇禎皇帝委以重任，但在大明王朝處於危急存亡之秋時，他們卻選擇了賣主求榮，置國家和君主的安危於不顧。這樣的人，確實是漢奸，是叛徒。
反觀范文程，他的情況卻完全不同。首先，范文程雖為漢人，但卻從來沒有出仕過明朝，他與崇禎皇帝不存在實際意義上的君臣關係，更談不上出賣與背叛。更重要的是，范文程出生於遼東，是盛京（瀋陽）人，而盛京是滿清入關前的首都，也就是說，范文程一直就生活在滿清的地盤，對他來說，最親近的國家本來就是清而非明。
綜上，筆者認為，雖然同樣是為清廷效力的漢人，但吳三桂、洪承疇是“降清”，而范文程是“仕清”，二者還是有著本質區別的，這才是他們後世之名有天壤之別的真實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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