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生物，我們的生命中充滿了不確定性，唯一比較確定的是，我們都會到達終點，儘管我們仍然不知道這會發生於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等等。
據說有調查顯示，世界上最幸福的三類人分別是喂孩子的母親、完成了傑作的畫家和做完手術的醫生。但實際上，作為一個醫生，我們雖然不乏階段性的勝利，但是最終我們必將輸給死神，起碼在生物學意義上如此。
“有時治癒，常常緩解，永遠安慰”，既表述了醫學的侷限，也體現了醫學的仁愛。那麼我們能夠提供怎樣的安慰呢？
第一個故事：
什麼是最好的死亡？
我們常常祝願“五福臨門”，這五福的最後一福，其實是“善終”。
通常所說的善終，就是我們到了一定的年齡，嘎吧一下痛快地死掉。
那麼，多大年齡是合適的年齡呢？怎麼才算嘎吧一下呢？
《英國醫學雜誌》的前總編曾發文說患癌而死是最好的死亡，因為這樣的死亡會有一個過程，患者可以有計劃地安排好最後的餘生，實現未竟的願望，安排好財產與家人，等等。不像因心腦血管意外而死的患者，一切都來不及安排與進行。
這個說法恐怕太見仁見智了。
協和婦產科有個已經堅持了27年的傳統，每年3月3日前後的週末，郎景和院士一定會帶領大家到福田公墓祭拜葬在那裡的三個婦產科前輩，其中就有我的導師吳葆楨大夫和宋鴻釗院士。
吳大夫是世家子弟，風度翩翩，才華橫溢，是我們的偶像，著名的婦科腫瘤專家。
有天他突然嗓子啞了，胸片發現肺部有個很大的腫瘤，他還笑著畫圖跟我們說，他肺上有一個大包，得手術。
最好的大夫給他做了手術，手術之後，吳大夫基本上就不出病房門了，一方面是因為很痛苦，另一方面他覺得自己的病容影響了自己的形象。
作為他的學生，我經常去陪他，目睹了一個精彩生命的逐漸凋落。
手術之後的化療，使得吳大夫日漸衰弱，但腫瘤並未有得到控制。之後，又試用了當時新銳的LAK細胞，吳大夫就開始連床也下不了了。
最終，病魔吞噬了曾經鮮活的生命。
每次去掃墓，我都會回想起當時的一幕幕場景，有時我就會想，墓地裡的吳大夫他會怎麼看待什麼是最好的死亡。
宋鴻釗院士是腦出血去世的，發病後就再也沒有醒來，做了開顱手術，也沒有成功挽回生命，沒有來得及做任何交代。
那麼，這兩個老先生，在另一個世界一起下棋的時候，會不會聊起他們的前世，哪一種告別是更好的呢？
我很困惑。
誰的努力？為誰努力？
誰的滿意？為誰滿意？
吳大夫的治療過程中，還用了一些中藥。他自然是不信中藥的，但他還是用了。他對我說：大家讓用，就用吧。
我的理解是，為了愛你、關心你的人，有時你不得不做一些違心的事。當然，這也有抓稻草的意味。
我們經常說要努力治療，要爭取滿意。但是，這種努力，究竟是誰的努力呢？又是為誰而努力呢？病人的，醫生的，家屬的，等等。內容，方向，影響，差別很大。滿意也是如此，誰的滿意？為誰滿意？細究起來，經常讓我們很困惑。
幾個月前，有個二十多歲的女孩被用輪椅推進了我的國際門診診室。推輪椅的是她的父親，年齡比我還小，但看起來比我蒼老很多。
女孩21歲，生下來就是腦癱，智力遲滯，行動困難，還有嚴重糖尿病，父母艱難將她養大，他們的言談舉止處處透露著生活的艱辛。
有研究說一個老人可以拖累四個親人，其實一個重病患者可以拖累周圍的所有親戚朋友。
女孩前些時候開始肚子痛，後來發現有個盆腔大包塊、腹水，考慮為腫瘤。
一般這樣的病人醫生是不敢接的，治療很困難，經濟很困難，容易出糾紛。幾經碰壁後，父母帶著女孩來到了協和。
考慮到惡性腫瘤在年輕女孩極為罕見，更多的有可能是預後尚好的交界性腫瘤，我們是不是應該努力一下呢？
我建議她們等一下普通病房的床位，國際病房太貴了，女孩的媽媽不願意等待，執意要住國際部。
我理解父母對孩子的關心，孩子很痛苦著急要去做手術，就馬上安排住進了國際部病房。
手術很困難，快速病理提示是卵巢癌，術後回到了ICU。
從ICU出來後，我把女孩安排住進了普通病房。我告誡女孩現在可不能胡亂喊叫了，普通病房不是單間，會影響到其他病人。女孩說，我還是想住單間。我說，單間那裡太貴了，你別把你父母的錢都花光了。女孩齜牙笑道，說花光花光唄。
後來女孩去世了，我和家屬談話時，特別想安慰他們，就說，我知道你們養大這麼個孩子太不容易了。沒想到女孩的媽媽笑了一下說，你不用安慰我，我們盡力了，這個結果我們能夠接受。
這個過程中，大家都很努力，那麼結果滿意嗎？
我對自己非常非常不滿意。我不做手術也許女孩能活的更久一點，也不會花那麼多錢，病痛也許不會增加。但是，看到家屬的笑容，想想孩子說花光就花光唄的笑容，我又覺得似乎我應該滿意，因為他們滿意。
那麼他們真的滿意嗎？
我很困惑。
我知道這是最好的選擇，但我依然悲傷不已，並深深困惑。
我的父親
前些時候網上有一段臺灣一個節目主持人選擇安樂死的視頻，他在兒子身邊喝下了藥水。我轉發時說，我知道這是最好的選擇，但是我依然悲傷不已。
我想起了我的父親。
我父親是一名兒科醫生，他在八十多歲的時候發現得了壺腹癌，身體情況無法承受手術、放療、化療。我們父子都是醫生，對於疾病有個比較明晰的瞭解。我和爸爸開誠佈公地討論了病情與治療，決定放置支架，解決梗阻問題，姑息治療，不採取激烈的治療措施，也不做有創的搶救。
一年多以後，爸爸過世了，這個生存期超過了這類患者的平均存活期。
爸爸對我提了一個要求，遺體捐獻。他說，自己雖然是一個醫生，但並沒有為醫學做什麼貢獻，希望把遺體捐出去，為醫學做最後的貢獻。
我怕爸爸是為了免得買墓地、掃墓這些事情麻煩兒女，因為我家的傳統就是老人特別怕拖累孩子。我說爸爸我們不嫌麻煩，你選墓地、選海葬我們都尊重你，但你不一定要捐獻遺體。爸爸後來再三打電話要求，最終還是做了遺體捐獻。
前些時候，我去青島的紅十字奉獻林看老爸，看著墓碑上爸爸的名字，我仍然困惑，我是不是還是應當積極治療一下，萬一出奇跡呢？是不是我害了老爸呢？是不是老爸捐遺體還是有怕給我們添麻煩的因素呢？
我很困惑。
我們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困惑呢？因為我們是人，我們有同情心，我們還有共情心。所謂共情，通俗的講，就是設身處地，感同身受，也就是所謂的換位思考。死亡是所有人的最終結局，關心每個即將死去的人就是關心未來的我們。
萬希潤，男，主任醫師，碩士生導師。1988年畢業於北京醫科大學，1994年獲中國協和醫科大學醫學博士學位，1998-1999年先後赴香港中文大學威爾斯親王醫院和美國密西根大學醫學院做訪問學者。1988年起在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工作，主要從事婦科腫瘤專業，專長於各類婦科良、惡性腫瘤特別是滋養細胞腫瘤的診治。先後在國內外雜誌發表論文數十篇，參與了《林巧稚婦科腫瘤學》、《威廉姆斯產科學》、《循證醫學》等七本專業書籍的編寫或翻譯工作，獲院內外科研基金三項，任《國際婦科腫瘤雜誌中文版》、《繼續醫學雜誌》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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