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生物，我们的生命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唯一比较确定的是，我们都会到达终点，尽管我们仍然不知道这会发生于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等等。
据说有调查显示，世界上最幸福的三类人分别是喂孩子的母亲、完成了杰作的画家和做完手术的医生。但实际上，作为一个医生，我们虽然不乏阶段性的胜利，但是最终我们必将输给死神，起码在生物学意义上如此。
“有时治愈，常常缓解，永远安慰”，既表述了医学的局限，也体现了医学的仁爱。那么我们能够提供怎样的安慰呢？
第一个故事：
什么是最好的死亡？
我们常常祝愿“五福临门”，这五福的最后一福，其实是“善终”。
通常所说的善终，就是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嘎吧一下痛快地死掉。
那么，多大年龄是合适的年龄呢？怎么才算嘎吧一下呢？
《英国医学杂志》的前总编曾发文说患癌而死是最好的死亡，因为这样的死亡会有一个过程，患者可以有计划地安排好最后的余生，实现未竟的愿望，安排好财产与家人，等等。不像因心脑血管意外而死的患者，一切都来不及安排与进行。
这个说法恐怕太见仁见智了。
协和妇产科有个已经坚持了27年的传统，每年3月3日前后的周末，郎景和院士一定会带领大家到福田公墓祭拜葬在那里的三个妇产科前辈，其中就有我的导师吴葆桢大夫和宋鸿钊院士。
吴大夫是世家子弟，风度翩翩，才华横溢，是我们的偶像，著名的妇科肿瘤专家。
有天他突然嗓子哑了，胸片发现肺部有个很大的肿瘤，他还笑着画图跟我们说，他肺上有一个大包，得手术。
最好的大夫给他做了手术，手术之后，吴大夫基本上就不出病房门了，一方面是因为很痛苦，另一方面他觉得自己的病容影响了自己的形象。
作为他的学生，我经常去陪他，目睹了一个精彩生命的逐渐凋落。
手术之后的化疗，使得吴大夫日渐衰弱，但肿瘤并未有得到控制。之后，又试用了当时新锐的LAK细胞，吴大夫就开始连床也下不了了。
最终，病魔吞噬了曾经鲜活的生命。
每次去扫墓，我都会回想起当时的一幕幕场景，有时我就会想，墓地里的吴大夫他会怎么看待什么是最好的死亡。
宋鸿钊院士是脑出血去世的，发病后就再也没有醒来，做了开颅手术，也没有成功挽回生命，没有来得及做任何交代。
那么，这两个老先生，在另一个世界一起下棋的时候，会不会聊起他们的前世，哪一种告别是更好的呢？
我很困惑。
谁的努力？为谁努力？
谁的满意？为谁满意？
吴大夫的治疗过程中，还用了一些中药。他自然是不信中药的，但他还是用了。他对我说：大家让用，就用吧。
我的理解是，为了爱你、关心你的人，有时你不得不做一些违心的事。当然，这也有抓稻草的意味。
我们经常说要努力治疗，要争取满意。但是，这种努力，究竟是谁的努力呢？又是为谁而努力呢？病人的，医生的，家属的，等等。内容，方向，影响，差别很大。满意也是如此，谁的满意？为谁满意？细究起来，经常让我们很困惑。
几个月前，有个二十多岁的女孩被用轮椅推进了我的国际门诊诊室。推轮椅的是她的父亲，年龄比我还小，但看起来比我苍老很多。
女孩21岁，生下来就是脑瘫，智力迟滞，行动困难，还有严重糖尿病，父母艰难将她养大，他们的言谈举止处处透露着生活的艰辛。
有研究说一个老人可以拖累四个亲人，其实一个重病患者可以拖累周围的所有亲戚朋友。
女孩前些时候开始肚子痛，后来发现有个盆腔大包块、腹水，考虑为肿瘤。
一般这样的病人医生是不敢接的，治疗很困难，经济很困难，容易出纠纷。几经碰壁后，父母带着女孩来到了协和。
考虑到恶性肿瘤在年轻女孩极为罕见，更多的有可能是预后尚好的交界性肿瘤，我们是不是应该努力一下呢？
我建议她们等一下普通病房的床位，国际病房太贵了，女孩的妈妈不愿意等待，执意要住国际部。
我理解父母对孩子的关心，孩子很痛苦着急要去做手术，就马上安排住进了国际部病房。
手术很困难，快速病理提示是卵巢癌，术后回到了ICU。
从ICU出来后，我把女孩安排住进了普通病房。我告诫女孩现在可不能胡乱喊叫了，普通病房不是单间，会影响到其他病人。女孩说，我还是想住单间。我说，单间那里太贵了，你别把你父母的钱都花光了。女孩龇牙笑道，说花光花光呗。
后来女孩去世了，我和家属谈话时，特别想安慰他们，就说，我知道你们养大这么个孩子太不容易了。没想到女孩的妈妈笑了一下说，你不用安慰我，我们尽力了，这个结果我们能够接受。
这个过程中，大家都很努力，那么结果满意吗？
我对自己非常非常不满意。我不做手术也许女孩能活的更久一点，也不会花那么多钱，病痛也许不会增加。但是，看到家属的笑容，想想孩子说花光就花光呗的笑容，我又觉得似乎我应该满意，因为他们满意。
那么他们真的满意吗？
我很困惑。
我知道这是最好的选择，但我依然悲伤不已，并深深困惑。
我的父亲
前些时候网上有一段台湾一个节目主持人选择安乐死的视频，他在儿子身边喝下了药水。我转发时说，我知道这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我依然悲伤不已。
我想起了我的父亲。
我父亲是一名儿科医生，他在八十多岁的时候发现得了壶腹癌，身体情况无法承受手术、放疗、化疗。我们父子都是医生，对于疾病有个比较明晰的了解。我和爸爸开诚布公地讨论了病情与治疗，决定放置支架，解决梗阻问题，姑息治疗，不采取激烈的治疗措施，也不做有创的抢救。
一年多以后，爸爸过世了，这个生存期超过了这类患者的平均存活期。
爸爸对我提了一个要求，遗体捐献。他说，自己虽然是一个医生，但并没有为医学做什么贡献，希望把遗体捐出去，为医学做最后的贡献。
我怕爸爸是为了免得买墓地、扫墓这些事情麻烦儿女，因为我家的传统就是老人特别怕拖累孩子。我说爸爸我们不嫌麻烦，你选墓地、选海葬我们都尊重你，但你不一定要捐献遗体。爸爸后来再三打电话要求，最终还是做了遗体捐献。
前些时候，我去青岛的红十字奉献林看老爸，看着墓碑上爸爸的名字，我仍然困惑，我是不是还是应当积极治疗一下，万一出奇迹呢？是不是我害了老爸呢？是不是老爸捐遗体还是有怕给我们添麻烦的因素呢？
我很困惑。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困惑呢？因为我们是人，我们有同情心，我们还有共情心。所谓共情，通俗的讲，就是设身处地，感同身受，也就是所谓的换位思考。死亡是所有人的最终结局，关心每个即将死去的人就是关心未来的我们。
万希润，男，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1988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1994年获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98-1999年先后赴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和美国密西根大学医学院做访问学者。1988年起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工作，主要从事妇科肿瘤专业，专长于各类妇科良、恶性肿瘤特别是滋养细胞肿瘤的诊治。先后在国内外杂志发表论文数十篇，参与了《林巧稚妇科肿瘤学》、《威廉姆斯产科学》、《循证医学》等七本专业书籍的编写或翻译工作，获院内外科研基金三项，任《国际妇科肿瘤杂志中文版》、《继续医学杂志》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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