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春节之前，平安集团给华夏幸福送了一份大礼。
根据华夏幸福2月1日的公告，平安资管与华夏幸福控股股东华夏幸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控股）及实际控制人王文学于1月31日签订转股协议，平安资管增持华夏幸福1.71亿股，按照每股价格24.597计算，为华夏幸福又输血超过42亿元。
加上前次股转，平安集团已为华夏幸福输血179.73亿元，持股也超过25%。
从市场上来看，这次输血并没有改变华夏幸福发展的颓势。
根据克而瑞统计的全口径房地产销售金额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华夏幸福销售业绩分别为109.3亿元和169.4亿元，分别同比下滑了51%和43%，接近腰斩。
加上华夏幸福2018年签约销售不及预期的背景下，“幸福在哪里？”正在成为华夏幸福和其实际控制人王文学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
1、首年能否平安？
金钱永不停歇，平安集团入股输血的前提，还是为了收益。
平安资管与华夏幸福在2018年7月份签署的协议中，有对赌的条款。
根据双方对赌条款，未来三年，华夏幸福将以其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87.81亿元为基数，分别于2018年、2019年和2020年实现净利润增长不低于30%、65%和105%，换算出净利润，则分别为114.15亿元、144.88亿元和180亿元。
如果华夏幸福无法达到协议要求的，根据对赌协议，如果实际净利润小于同一年度预测利润的95%，华夏幸福承诺对平安资管进行现金补偿。
对赌协议签署之后不久，华夏幸福将其持有的环北京区域十幅土地，通过出让项目公司控股权的方式卖给了万科。
这些地块均由华夏幸福于2017年9月9日到2018年5月9日间取得，价格总计约为38.33亿元，万科则以32亿元的代价，控制其中4家项目公司80%的股权及剩余1家项目公司65%的股权。
业内人士认为，出让新获地块的主导权，显示华夏幸福在住宅开发领域的收缩，也表明华夏幸福对环北京区域不再执着。
但实际上，万科的进入也将加快这些地块的开发及变现速度，华夏幸福不仅可以提前收回部分现金，也可以权益的形式分享项目开发的利润。
这种操作，对于资金严重“贫血”的华夏幸福而言，带来的效益也将十分明显。
华夏幸福的“贫血”，也显示在其造血功能下滑和出血需求增长上面。
其2018年第三季度报显示，华夏幸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76.6亿元；前9个月的筹资活动现金流入为567.14亿元，而在2017年同期，这个数字是714.42亿元。
偿还债务方面，2018年前9个月，华夏幸福偿还债务支付现金为421.05亿元，是2017年同期的2.4倍。
另一方面，华夏幸福因政府园区收入尚未结算导致的应收账款和票据达到314亿元，同比增长66%。
整个2018年的业绩方面，华夏幸福2018年实现签约销售金额共1634.77亿元，同比增长仅为7.45%，距离其预期的2000亿目标尚有不小的差距。
华夏幸福发布签约销售情况数据显示，其产业园区结算收入为310.39亿元，同比增长4.75%，房地产开发签约销售额1291.76亿元，同比增长7.60%，其他物业（物业及酒店等）销售额为32.62亿元，同比增长32.76%。
实际上，华夏幸福在2018年11月份，就已经没有了足够的信心。
2018年11月3日，有名为“华夏幸福股友”的股东询问，华夏幸福年初锁定的2000亿销售目标能否如约完成？
华夏幸福的回复十分官方：“公司将结合宏观环境、行业调控以及公司情况，以收定支，实现稳健高质量发展”。
必须指出的是，如果华夏幸福最终呈现出来的利润无法满足对赌协议，那么华夏幸福也将向平安资管给以相应的差额补偿，这意味着，曾经雪中送炭的“金主爸爸”，也有可能会成为吸血的资本玩家。
资本的两面性，决定了如果华夏幸福发展持续低于对赌值，其眼前危机可能会逐步加重。
2、产城模式的两面性
成立于1998年的华夏幸福，于2002年进入河北固安产业园，并在此后在产城融合发展领域大放异彩，并于2011年借壳上市后成为“产业新城第一股”，通过链接各地资源和企业主动获取土地增值，尤其是在环京区域崛起的背景下，迅速完成资本积累。
上市当年，华夏幸福实现营收77.90亿元，净利润13.58亿元，资产规模275.80亿元，而在6年后的2017年，这三个数字分别变成了596.35亿元、87.81亿元和3758.65亿元，分别增长了6.7倍、5.5倍和12.6倍。
2015年7月份，固安产业新城入选国家发改委PPP示范项目，并获国务院办公厅的通报表扬，共全国学习借鉴。
另外，华夏幸福旗下的无锡南长滨河新城和嘉善高铁新城，也分别入选江苏和浙江的PPP项目库。
2016年和2017年，华夏幸福加速其产业新城的全国布局，到2017年底，华夏幸福在全国已经拥有58座产业新城及产业小镇，其中较成熟的有13个，其余处于建设起步或规划阶段，其中仅2017年就新签约产业新城或产业小镇达21个。
对于华夏幸福的商业模式，其执行总裁张书峰曾于2018年4月份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华夏幸福产业新城模式想做一个带插座的平台，这个插座是一个电源，所有的业务和企业，来了以后一插就有电，就能亮，我们一直在努力地做这个平台。
按照张书峰的说法，越是经济发展的地区，越欢迎华夏幸福产业新城模式，固安模式已经在长江经济带复制成功，未来将继续拓展珠三角等重点区域。
但实际上，华夏幸福的布局并非围绕北上广深等核心城市，而是围绕国内的核心城市群展开，推动一系列布局展开的关键，则是其全球规模高达4600人的招商团队。
固安经验和其全球招商团队，也决定了其业务的主要对象，那就是地方政府。你不会规划，我可以帮你规划，你没有钱开发，我先垫资开发，你觉得招商不易，我可以帮你招商，种下粮草，再引来马儿过来吃。
华夏幸福模式的两面性，也就在其业务开展方式中逐渐表现开了。
一方面，通过与地方政府的合作，使其在一定范围内实现排他性存在，而且一旦其中一个项目开发成功，企业就会拥有源源不断的收入来源；
另一方面，先期的垫资以及产业园开发的长周期，也意味着企业资金效率较低和较大的融资压力，项目所在区域财政的偿债能力差异，也会让华夏幸福的一级开发垫资回收面临不确定性。
实际上，固安模式成功的背后，除得益于华夏幸福本身的积极运作，也与其所处的位置有直接关系，靠近北京成为其最大的优势。
在中国，经济要素的集中，基本上出于两个原因，其一是政治要素，其二是经济要素集中引起的马太效应，前者意味着经济要素能够拿到的政策机会，后者则意味着经济要素能够获取的市场机会，两者合而为一的地方，在中国只有一个，那就是北京。
这种独特性，也意味着，华夏幸福如果要将其模式向外复制，“雁头优势”明显的省会城市周边和经济重镇周边，显然更可能会成为华夏幸福的目标。
但即便如此，政治资源的位阶差异和经济资源的梯度差异都意味着，就算没有2018年宏观经济及政策方面的变化，华夏幸福的复制也并非顺利旅程。
2019年1月~2月销售不达预期，也许只是华夏幸福模式弊端暴露的第一个点，接下来不会不继续暴露更多，谁都说不准。
3、飞向应许（脱困）之地（之路）
2018年初，华夏幸福召开首届产业新城合作伙伴大会提出，将在投融资、产业新城、房地产、城市配套设施、产业发展等各个领域全方位开放合作。
对于这样的合作邀请，张书峰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操作这么大的项目，必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万物互联时代，从规划、咨询、建设都将开放合作，希望达到“1+1大于2”的效果，同时已与多家国企、央企签署了合作协议。
对于2018年11月将5家项目公司控股权转让给万科，华夏幸福给出的解释，也正是“全面开放合作战略的重要体现与落地”，符合公司整体发 展战略与方向，对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将有积极影响。
华夏幸福的此时的转让，还有另外一个背景，那就是截至2018年9月底，华夏幸福的资产负债率已经达到84.43%，即便是对于纯商品房开发企业，这也是一个比较高的情形。
如果开放合作的目的，真的是像寻找更多“接盘合作者”的话，那么这不失为华夏幸福给自己留下的一条应许（脱困）之路，但这并不能快速缓解华夏幸福在资金方面的饥渴，如何加快资金效率、强化造血能力显然成为王文学必须直面和解决的问题。
在经过了2018年下半年引进平安系、收缩阵线和裁员等调整之后，华夏幸福似乎把恢复造血能力的方向放在了地产。
2018年底到2019年初，来自华润置地的俞健和吴向东相继加入华夏幸福，其中俞健出任华夏幸福联系总裁，分管财务和融资工作，吴向东则出任华夏幸福CEO暨总裁。
另据媒体报道显示，华夏幸福将实行双总部战略，在平安集团的大本营深圳另设总部，吴向东或常驻深圳，负责二股东中国平安希望华夏幸福发展的康养地产、长租公寓等新业务。
华夏幸福官方称，吴向东所擅长的深耕一线城市和强二线城市打造的“住宅开发+持有物业+增值服务”打法，能够为华夏幸福业务打开一扇估值提升的想象之门。
但话说回来了，想象归想象，华夏幸福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才能飞向（找到）应许（脱困）之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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