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五月，南宋王朝正经历着内忧外患、危机重重的时代，过去二十年来，蒙军不断南侵，由西而东在四川、两淮几大大战场持续展开激烈鏖战。元军铁蹄所踏之地，一片凄惨。“昔之通都大邑，今为瓦砾之场；昔之沃壤奥区，今为膏血之野。青烟弥路，白骨成丘，哀恫贯心，疮痏满目。譬如人之一身，命脉垂绝，形神俱离，仅存一缕之气息而已。”这正是当时沦陷之地的真实写照。
此时南宋朝廷，正是赵昀当政，赵昀（1205年―1264年），即宋理宗，南宋第五位皇帝，宋太祖赵匡胤之子赵德昭九世孙。赵昀尊崇理学，纵情声色，宠信奸佞，朝政先后落入奸相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等人之手，他们沿用祖上议和与苟安的国策，一味地守内虚外，对外消极防御，苟且偷安，对内压榨苛重，钳制将帅，贪腐成风，军力不逮……江山社稷危如累卵，朝廷面临全面爆发的危局。
这一年也是江南学子才俊博弈人生、进京殿试的年头，他们早早地从江南各地聚拢到了临安，激荡出一片紧张、激动、焦虑的气氛。五月，考试已经完毕，这段时间，主考官要阅批试卷，从中选取前十名，最终由皇帝钦定高下。
“皇帝阅卷”是君臣之间的第一次对话，也是皇帝考评士子的学识水准，南宋自高宗赵构起“兴文教，抑武事”，标榜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格外重视这“皇帝阅卷”。然而到了理宗这一代，皇帝亲览更像是一个秀场，是为获取一个善于“纳谏”的虚名，一上午理宗皇帝连看了六篇，文章多为考生揣摩皇帝意向，投其所好，以表忠诚，千篇一律的言论，看得理宗哈欠连天，乏味不已，他草草地翻开了第七篇，只见上边写着：“臣闻天变之来，民怨招之也；人才之乏，士习蛊之也；兵力之弱，国计屈之也；虏寇之警，盗贼因之也……”在论述中，文章把从皇帝到各级官吏权贵对人民予取予求，贪得无厌，弄得民不聊生的景况，都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斥；文章认为人才匮乏的根本原因，是士风的败坏；国力空虚、没钱养兵的原因，是因为皇室、大臣大兴土木挥霍无度，造成了国库沉重负担。
文章把造成不堪的现状的原因都归咎于弊政，甚至是皇帝本人，这通篇带刺的“愤青文字”把宋理宗看得是裆下一凉，他急忙叫来参与复审的王应麟，两人合力打开了誊封的密封条，"文天祥"三个字映入眼帘，于是，史上最离奇的一幕发生了，宋理宗这个史称“沉溺享乐、喜狎佞人”的昏君哈哈大笑道：“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这份卷子，针砭
时弊，切中要害。议论卓绝，合乎古圣先贤之大道。此人当为头名”于是，他拿起御笔，在文天祥的卷子上写上四个字：“头名状元。”
这篇策论正是出自青年文天祥的手笔，难得的是此文没有流于俗套，整篇充溢、偾张着士子的血性，挺立着士子的坚骨，那一年，他仅仅只有20岁。然而真正出人意料的，是宋理宗竟也看好这封卷子，他非但没有拍死文天祥，还把他的卷子从第七名擢升为第一名，众所周知的是：宋理宗是公认的荒淫无度，穷奢极欲的昏君，为博得宠妃的欢心，不顾国库告窘，耗费巨资修建功德寺，一时令人瞠目，百姓恨极。这样一个皇帝，没当场把文天祥治罪已经算是不错了，怎么会反而提拨他呢？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历史的疑云，怀疑其真实性，我个人倒是觉得挺真实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同样，从一个好皇帝变成一个昏君也不是一天的事情，我相信宋理宗登基之初，也是决心励精图治，青史留名，想做一个好皇帝的，只是随着时间慢慢地改变了，文天祥的这篇文章可能也是刺中了他心灵中尘封已久的部分—想做一代明君的初衷，那么一瞬间，他是被感动的，所以把文天祥列为头名也是合情理的，任何人物都有两面性，不能简单地贴上善与恶的标签，嘉靖皇帝能宽恕把他骂得狗血淋头的海瑞也是同理。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大厦将倾兮，一木难扶。在当时的军事形势下，除非是不世出的军事天才，否则无人能力挽狂澜，对于文治远远大于武功的文天祥来说，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天荒地老英雄丧，国破家亡事业休。惟有一灵忠烈气，碧空长共暮云愁。”
文天祥，这位历史上著名的爱国诗人和民族英雄在接下来的27年里一直为心中目标而奋斗，直到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在大都就义。和时下大多的文艺作品中不同的是，《新元史》中记载到，大都的普通百姓并没有对文天祥之死表达出多大的悲痛，当时的底层百姓也并没有什么国家民族的概念，在他们看来，江山沦为异族也不过就是换了个交税对象而已，还是一样的生娃种地，文天祥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一个南蛮地区的一个抗拒统一的顽固分子而已。
"吾位居将相，不能救社稷，正天下，军败国辱，为囚虏，其当死久矣！”这句文天祥逝后于衣带间被发现的遗言读来让人动容不已，假如身处今天这个时代，文天祥的政治理想，能够完全实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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