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名、吕不韦——秦始皇的亲生父亲
吕不韦（？－公元前235年），战国末年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秦国大臣，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滑县）人。吕不韦是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的大商人，故里在城南大吕街，他往来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所以积累起千金的家产。他以“奇货可居”闻名于世，曾辅佐秦始皇登上王位，任秦朝相邦，并组织门客编写了著名的《吕氏春秋》，即《吕览》，也是杂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公元前258年，吕不韦到邯郸经商，见到入质于赵的秦国王孙异人（后改名楚），认为“奇货可居”，遂予重金资助，并西入咸阳，游说秦太子安国君宠姬华阳夫人，立子楚为嫡嗣。后子楚与吕不韦逃归秦国。安国君继立为孝文王，子楚遂为太子。次年，子楚即位（即庄襄王），任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10万户，门下有食客3000人，家僮万人。庄襄王卒，年幼的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邦，号称“仲父”，专断朝政。命食客编著《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有八览、六论、十二纪共20余万言，汇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故史称“杂家”。书成之日，悬于国门，声称能改动一字者赏千金。此为"一字千金".执政时曾攻取周、赵、卫的土地，立三川、太原、东郡，对秦王政兼并六国的事业有重大贡献。后因缪毐集团叛乱事受牵连，被免除相邦职务，出居河南封地。不久，秦王政复命其举家迁蜀，吕不韦恐怕被杀，乃饮鸩而死。
可怜吕不韦虽然是始皇帝的生父，但却被儿子恐吓而自杀.
第二名、刘太公——汉高祖刘邦的父亲
汉高祖刘邦的父亲，不知其名，《史记·高祖本纪》里只说：“父曰太公”。刘太公在刘邦跟项羽争天下时被项羽捉了去，说要烹了他。刘邦却不以为然，说煮好了分一杯肉羹我吃吃。换了别的父亲，肯定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这样的儿子，但刘太公却不，没有一句怨言。公元前202年，刘邦终于打败项羽当上了皇帝，刘太公也住进了皇宫。或许是刘邦心里愧疚，或许是想修补自己的形象，他“五日一朝”，隔五天就去问候一次老爸。刘太公的管家觉得这样不好，对刘太公说，刘邦虽然是你的儿子，但已经是“人主”了，你虽然是他爸，却是个“人臣”，怎么让“人主”拜“人臣”呢？刘太公听了这话，以后就乖乖地做他的“人臣”，不再做皇帝他爸了。儿子再来时，他拿着扫把像个打杂的一样，望着儿子向后退。刘邦不知道老爸发什么傻，急忙下车搀扶他，问是怎么回事。刘太公说：“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乱天下法！”译成白话大约是这样：儿子啊，你是皇帝，怎能因为我坏了国家的规定。刘邦很感动，于是封老爸为太上皇，回头给赐给那个管家五百金。
刘太公是历史上第一个太上皇。但他却觉得不爽。汉朝刘歆写的《西京杂记》里说“太上皇徙长安居深宫，凄怆不乐”。原来，刘太公本是个草根平民，平生喜欢的是跟一些杀猪杀牛做买卖的人交往，帝苑深宫，隔断了他跟那些朋友来往，你叫他怎么爽得起来？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这话太对了。在刘太公眼里，宫娥美女还不如当年的草根朋友。刘邦探知了老爸的心思后，说，这好办，我在长安给你新建一个“老家”。不久，长安城边上就建了一座新丰镇，跟老家江苏丰县一模一样。接着，又把老家的居民、鸡狗都搬迁过来。刘歆说：“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鸭于通涂，亦竞识其家”。刘太公于是不亦乐乎。
就像当初不让儿子因自己坏了国家的法度一样，刘太公也没有让刘邦给哪个老朋友封个一官半职，他只是跟他们一起玩玩，斗鸡蹴踘（踢球）什么的。当皇帝的父亲当到这个份上，刘太公是很不错了。
第三名、柴守礼——周世宗柴荣的生父
柴守礼(894-967年)，寿73岁。五代后周时期,邢州隆尧柴家庄人，为霍国公柴绍的后裔，周太祖圣穆皇后柴氏无子,养后兄守礼之子以为子，是为世宗。守礼字克让, 以后族拜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世宗即位，加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光禄卿。夫人为：王氏，黄氏，刘氏，有五子，三女。 柴荣虽早年过继给郭威，其生父柴守礼一直活着。柴荣当皇帝后，封生父老柴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这样的荣誉高衔。但是，并非如我们现代人想象得那样，柴荣会封他亲爹当太上皇。古代人最讲“礼”，柴荣的帝位来自其姑父郭威，因此，他自己自然是以郭家的继承人自居，只能认开国皇帝郭威为父。对待生父，礼归礼，敬归敬，但礼仪方面皆是“以元舅礼之”，即当生母（其实是姑母）的哥哥来对待。柴荣称帝时，柴守礼已经退休，在洛阳安享晚年，“终世宗（柴荣）之世，未尝至京师。”确实也只能这样。依据礼仪，柴守礼即使是老国舅，见皇帝也要下拜。但从宗亲人伦孝道方面，他又是当今皇帝生父，亲爹给儿子下跪，于礼也不和。因此，父子俩人自从儿子当了皇上，一直到死，再未见过面。
柴守礼儿子当上皇帝后，和当朝将相王溥、韩令坤等人的父亲在洛阳恣意妄为，毫无顾忌，洛阳人对此避之不及，称他们为“十阿父”。
公元967年9月20日，作为北宋太子少傅的柴守礼在退休后去世，赵匡胤命令皇宫太监负责办理丧事，这个皇帝的父亲也算得了个善终。
第四名、赵与芮——宋度宗父亲，宋恭帝赵昰，末帝赵昺的祖父
赵与芮（约公元1208—1287），宋理宗赵与莒（后作为沂王嗣子，被宁宗赐名贵诚）亲弟，宋太祖十世孙，燕王赵德昭九世孙。
赵与莒、赵与芮兄弟虽是赵宋宗室，但已属远支，其父赵希瓐不过是一个九品县尉，到他们这一辈甚至连荫嗣都没有，过着普通百姓的生活。在与莒7岁、与芮4岁时其父便已过世，母亲全氏无力抚养这对兄弟，不得不寄居在娘家。由此可见，即使赵与莒、赵与芮兄弟真是宋太祖的后人，但也已经与一般平民无异。赵与莒、赵与芮兄弟之所以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完全得益于太子赵竑与史弥远之间的争斗。 因宁宗弟沂王（一说是宁宗从弟，两人皆孝宗亲孙）独子赵贵和以皇侄身份被宁宗立为太子，赐名竑。沂藩失嗣，宁宗便委派史弥远选太祖十世孙中贤者立为沂王嗣子。史弥远派亲信余天锡物色宗室子弟，以便将来替代赵竑。余天锡四处寻觅，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嘉定十四年（1221年），余天锡回乡时路过绍兴，天降大雨，余天锡刚好到赵昀的舅舅全保长（保长是乡里的小官）家避雨。全保长听说余天锡是史弥远的门客，便刻意巴结，还将当时外甥赵与莒（即后来的赵昀）介绍给余天锡，说赵与莒是宗室子弟。余天锡大喜过望，将赵与莒带到临安。史弥远见赵与莒相貌端正，心中很是喜欢，便让赵与莒写字。赵与莒竟然写下“朕闻上古”四字。史弥远叹道：“此乃天命！”于是决定培养赵与莒。
公元1222年，赵与莒被立为宁宗弟沂王嗣子，赐名贵诚，有了宁宗皇侄身份。公元1224年，南宋第四代皇帝宋宁宗赵扩崩，权臣史弥远矫诏废太子赵竑，立皇侄赵贵诚为太子，改名赵昀，便是后世的宋理宗。理宗上位之后，追封生父赵希瓐为荣王，这样，作为理宗唯一的亲弟，赵与芮以荣王嗣子的身份登上了历史舞台。不过，史上对这位大宋荣王着墨不多，可能是因为与芮才智不显，而又不以骄横跋扈出名吧。理宗在位40年，与芮以皇帝唯一亲弟的身份享受荣华，可能源于幼时的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生活，与芮对亲王的生活特别知足。公元1240年，其唯一的儿子赵孟启诞生，便是后来的宋度宗。理宗曾经有两个儿子，即永王赵缉和昭王赵绎，但都夭折了。此后，后宫再没有为理宗生下皇子。吏部侍郎兼给事中洪咨夔曾建议理宗选宗室子弟养育宫中，择其优者为皇子，但理宗此时刚过中年，仍然希望后宫能产下一子，所以没有采纳。淳祐六年（1246)，理宗已经年过40，仍然没有儿子，而立储之事已经不能再无限期拖延下去，遂开始物色皇子人选。从感情和血缘关系来讲，理宗理所当然地倾向于亲弟荣王赵与芮的儿子赵孟启。年仅6岁的赵孟启被立为太子，赐名禥。
公元1264年，理宗崩，赵禥继位，是为度宗。公元1274年，度宗崩，恭帝继位。公元1276年，元军破临安。恭帝与其祖父与芮一同被迁往大都（今北京）。公元1279年，崖山海战，赵宋灭亡，幼主死难。在大都，赵与芮生活了11年，在经历了儿子、孙子的死难之后，也许变得更加低沉。为了减弱忽必烈的猜忌，保住赵宋血脉，他向元世祖忽必烈贡献出了他的全部家产，宗室得以保全。公元1287年，故宋荣王赵与芮薨逝，享寿八十，善终。赵与芮本是一介布衣，而亲见子孙三人当上皇帝，亡国后又以高龄得以善终，真是少有的有福之人呀！
第五、第六名、两代醇亲王
爱新觉罗·奕譞（公元1840年－1891年），字朴庵，爵封醇亲王。生于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1840年10月16日），卒于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91年1月1日），道光帝旻宁第七子。奕譞生母是道光帝庄顺皇贵妃乌雅氏，与第八子钟郡王奕詥、第九子孚郡王奕譓、第九女寿庄固伦公主是同一个母亲所生。 奕譞的大福晋是慈禧太后的妹妹，奕譞与她所生的第二子载湉後来成为光绪帝。奕譞与侧福晋所生的五子载沣则继承醇亲王封号，载沣的长子溥仪为清朝末代皇帝。 1850年2月咸丰帝登基时，十岁的奕譞按例封为“醇郡王”。咸丰年间奕譞在政治上并不出色，但咸丰帝死後，慈禧太后开始重用奕譞。同治三年，奕譞“加亲王衔”。同治十一年晋封亲王。光绪登基，他又被加封亲王“世袭罔替”。奕譞家连续两代都出了皇帝，前一个是奕譞的儿子光绪帝载湉，后一个是奕譞的孙子宣统帝溥仪，这在清朝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奕譞的学识和才智都不及恭亲王奕訢，但他在官场上的遭际却远比奕訢顺利。奕譞深谙“明哲保身”之道，为人谨慎谦卑，不因身份显贵而稍露锋芒。 但奕譞的谦卑与政治的懦弱从来是同义词，尤其在专横跋扈的慈禧太后面前，他除了俯首听命，很少有真知灼见。所以尽管他在诡谲多变的政局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在政治上却几乎无所建树。 另一个使他一生荣显未遇蹉跎的重要原因是节俭谨慎。“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以上这段话是醇亲王奕譞书写于子女房中的治家格言。正因为谨慎他才在诡谲多变的清末政局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
爱新觉罗·载沣（1883－1951），满族。北京人。世袭罔替醇亲王。清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之胞弟，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之父。1908年任清军机大臣。同年11月溥仪继位后，任监国摄政王。次年代理陆海军大元帅。1911年辛亥革命后，辞去摄政王职，闭门家居。1928年，迁往天津幽居，后又去东北。载沣有四子、七女。1951年初，因多年老病感受风寒，于2月3日病故。 1902年秋九月，十九岁的载沣，遵照慈禧的旨意，同比他小一岁的瓜尔佳氏，举行了隆重的、介乎皇子和亲王之间的高规格的婚礼。 皇子婚仪的全部过程是相当复杂的。第一步是指婚，并且指定筹办婚事的大臣和命妇。这大致相当于婚事筹办委员会。第二步是向未来福晋的父亲传旨。接旨的人身着礼服进宫，到乾清门，面向北下跪，传旨的大臣面向西宣读指婚的谕旨。接旨的人三跪九拜退下礼成。第三步是皇子亲临福晋家行文定礼，下一步是福晋家在迎娶的前一天将妆具送陈皇子宫中。这以后才是奉迎新妇、合卺、设宴、新夫妇朝见帝后，九日归宁等礼。 载沣作为亲王，结婚本与皇宫无关。但因是太后指婚，所以一切礼仪也就更加完备，而接近皇子结婚的规格了。慈禧对这件婚事十分满意，对双方的赏赐都极为丰厚。 载沣既因出洋而名闻中外，当然也就更加受到慈禧的重视。他又服服帖帖地接受了慈禧包办的婚姻，这就更加得到慈禧的欢心。这一切，为他的进一步上升开辟了美好的前景。 1903年春，他刚满二十岁，就被任命为随扈大臣。1906年春受命管理对守卫京城负有重要责任的健锐营事务。同年秋任正红旗满族都统。他的亲王爵位是超品级的，而这时他的官职也已经达到一品大员了。但是，这些还都是重要的武职，此时他并没有直接参与管理军国大事。 1907年6月19日，二十四岁的载沣受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从此他成为“掌军国大政以赞机务”、“军国大计莫不总揽”的最高机密机关的领导成员之一，同以前临时奉命出使和出差，或者只管某一部分工作的情形大不相同了。显然，“学习行走”，慈禧有意让他进入辅佐自己决策大计的军机处去锻炼一个时期。就在载沣二十四岁这一年的秋天，慈禧又给了他西苑门内骑马的优赏。到了冬天，他又得到了穿嗉貂褂的恩遇。这些本来都是皇帝表示体恤臣下，给与年老体弱的大臣的尊崇，如今却给了一个年轻人。这实际上是要进一步提升的准备和暗示。1908年十一月，光绪与西太后同时病危。西太后在福昌殿病榻前，召见了军机大臣载沣、张之洞和世续等人，商议立嗣。慈禧之意是立三岁的溥仪为帝，由其生父载沣为监国摄政王。载沣执政的第一件事就是罢黜袁世凯。罢袁事件后，载沣依照出使德国时亨利亲王的赠言，效法德国，开始紧锣密鼓地采取一系列军事措施，加强清皇室对全国军事力量的控制。1908年十二月，载沣下令编练禁卫军，作为直隶摄政王的亲军；裁撤近畿各省的新军督练公所，命近畿各省新军均归陆军部统辖；成立军谘府以执掌军事行政；成立海军部以建设海军；设立贵胄学堂，专收满人，培养高级军事人材。1909年，他代皇帝任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宣布统一全国军政大权；任用满人载泽、毓朗、善耆等掌握建立新军事务；任命桂良、风山为江宁、广州将军，荫昌为陆军大臣。他又委派胞弟载洵、载涛分赴欧美各国考察陆海军。两人回国后，载洵为海军部大臣，载涛为军谘府大臣，并代载沣统帅禁卫军。载沣所任用依靠的这群人，无一不是满清亲贵、虽无能但权欲极重的庸才。载沣的这一套亲贵揽权的做法，其目的不外乎是为了巩固清室江山，加强皇室地位，并排挤压制汉族官员。更恶劣的是这些亲贵把持政柄之余，各立门户，结党营私，使清末政局更为混乱。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国内革命形势，清统治集团内部立宪组阁的呼声越来越高。有鉴于此，载沣于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二月，下诏重申预备立宪，令各省“切实筹办宪政”，务必在当年成立谘议局，这种致力立宪的姿态，使一部分想从中捞取政治利益的立宪派对载沣及宪政产生了极大的幻想，纷纷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各省的宪政运动中。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载沣以监国摄政王的名义任命庆亲王奕勖为第一届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而将原有的军机处及旧内阁均予裁撤，以显示实行宪政的决心。但好景不长，五月八日清政府出笼的新内阁名单人选，揭开了“宪政”的内幕。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一声炮响，革命风暴立即波及全国，清廷已是岌岌可危.载沣在走投无路之际，不得不重新估计形势，认为：“不用袁世凯指日可亡，如用袁世凯或可不之。”十二月三十日载沣下罪己诏，解散皇族内阁。次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组阁。至此，载沣将军政大权全部拱让给了三年前被他罢斥回籍的袁世凯。不久，卸任的前监国摄政王载沣，以醇亲王的名义退归藩邸，结束了他短暂且备受煎熬的三年当国生涯，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之后不久，清廷的一切自卫堡垒，尽自行撤毁，只留下一个孤儿，一个寡妇，再无能力抵御袁世凯的操纵与欺诈。清帝逊位后，载沣生活很低调。他从不参与复辟活动，只求维持对皇室的优待条件和保持现状不蔓不枝足矣。在“张勋复辟”的闹剧中，载沣表现得极不热诚，从头至尾都未参与，而是冷眼观看了这一幕只有12天的复辟丑剧。日后溥仪潜往东北，载沣独认“凶多吉少”持反对态度。溥仪到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后，曾多次要他全家搬去，把前景说得一片光明，日方代表也屡次来劝说他迁往长春，而载沣总是忧心忡忡，缺乏信任感，甚至一直把最小的儿子溥任，最小的女儿韫娱、韫欢留在身边不放。他认为全家去东北是愚蠢的，一旦陷入圈套，必将落得任人宰割的下场。在清朝遗族中，载沣是一个能较快接受新事物的人。他是遗老遗少中最早剪去辫子，安装电灯电话、穿西服、买汽车的人物之一，这也许与他出使德国，接受过新思想有关。他的这些举动，自然引起一些守旧的王公大臣们的不满，甚至有人骂他“忘本”，但也有人称赞他开明。一些皇族的后代受他的影响，改变了旧的生活方式。载沣对天文学有浓厚的兴趣。每有月蚀或日蚀出现，他都要作仔细的观察并绘成工笔图形，记入日记，他也喜好数学，更喜爱照像，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固步自封的人。载沣为人宽厚，对亲对友从来都以诚待人，谦虚和蔼。载沣虽在政治上不如意，但在待人处事上却较为成功。载沣讷于言词，说话甚少，与亲友兄弟们在一起时，总是一位沉默的旁听者。他最讨厌应酬与交际，凡是来醇王府的人，无论呆多久，他一般不轻易留饭，照例是淡淡漠漠、敷敷衍衍的。即使是对待自己的亲戚本族的庆吊大事，他也只是露露面，寒暄几句，便赶忙起身告辞，留下其他人哭笑不得收拾残局。 载沣的一切行动准则，概括地说，就两个字——“照例”。无论什么季节，他的饮食、穿戴、发式，甚至有病吃什么药，下人都不用请示，因为他们知晓，王爷的回答一定还是照例。在肩负国家重任，手握王权时，载沣是如此，遵循旧制——“照例”行事，不越雷池半步；对王府的生活开支费用，他也是如此，“照例”不闻不问，府中一切大小事物皆由其母刘佳氏管理。在这种平淡无奇的日子里，载沣倒也安逸平和，无忧无虑。可是在1925年正月，醇王府发生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事情来得突然，时间也很短暂，但如迅雷不及掩耳，引起王府上下极大震动。 在一个漫天飞雪、人鸟寂静的上午，孙中山先生突然造访醇王府。一位革命领袖访问一位被革命推翻的皇族权势人物，这在当时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然而，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孙中山竟然对被人斥为窝囊废、书呆子的庸碌王爷夸赞表扬了一番。他认为载沣在辛亥革命中辞去摄政王，是爱国的，有政治远见的行为；载沣能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摆在前头，而把家族利益放在一边，是难能可贵的。他又表示，深知载沣从戊戌政变中就看透了袁世凯，本来要决心除掉袁贼，只是因局势演变复杂，掣肘限制太多，力难从心。并且孙中山对载沣在“逊位”后态度冷静，不问政治，不参加复辟活动，予以充分肯定。孙中山先生访问载沣之事，不仅使载沣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还留下一张富有历史意义的照片，照片后有孙中山的亲笔题字：“醇亲王惠存，孙文赠。”在分手之时，两人本约好下一次载沣回访孙中山先生。但不幸的是，一个多月以后，传来了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全府上下陷入了悲痛之中。载沣将那张珍贵的合影照片供在书房里，围上素色白花，焚香蒸秉烛，虔诚地祷念早逝的一代伟人……此后，载沣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在王府贻养天年。新中国成立后，于1952年安详地病逝于北京醇王府。 作为权倾一时的末代王爷，载沣的一生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幸运的是他年少就承袭醇亲王爵，一路官运亨通，20岁就监国摄政，又贵为宣统帝之生父，可谓是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但不幸的是他生在风雨飘零、激烈动荡的满清末年，在执政的三年里，他多灾多难。这三年，是他一生最遭难的时期。满清皇族中很多人认为他庸碌无能，只是一个窝囊书生，毫无政治才能，不配做摄政王，大清的江山断送在他们兄弟父子手中。这过于偏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清廷倒台的历史责任，非载沣一人能承担。面对清皇室气数已尽、回天乏术的局面，即使是一位资质甚佳、政治经验老到的政治家也很难力挽狂澜，更别说从政历练不足、缺乏魄力、能力有限的载沣。在晚清这种急剧嬗变的复杂环境中，载沣虽不能挽救清廷倒台的命运，但也能迅速看清形势，较识时务。他辞去摄政王之职，从此不再过问政治，不参与遗老遗少的复辟活动。他所追求的是一世无忧、恬静安逸的普通人生活。也难怪他在解除摄政监国职务的那天回到醇王府，一脸轻松地对福晋瓜尔佳氏说：“从今天起，可以回家抱孩子了!”因为从此后，他可不再忧虑朝中大事，不再受隆裕和权贵的挟制而安享余年。他的后半生平平安安，无病无灾，比起他的胞兄光绪帝载湉及其子宣统帝溥仪来说，或许可以算是幸运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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