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其香居茶馆》剧照
我十八岁北上读大学时，曾为普通话说得很差而自卑和焦虑；而今，我听儿子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却不会任何一种方言，又有一种莫名的惆怅。
70后、80后为人父母者，大概不少人和我有此相似的感受吧？用普通话与儿子交流，需要表达一种微妙而精准、爱中有责怪之意的情感时，在普通话的中总是找不到一个恰当的词汇，尽管的大学的专业是中文。如果用老家的方言，我可以脱口而出，就像当年父母对我一样。可是，这样的老家词汇出口，儿子茫然不知其意。语言一旦失去了交流的功能，那还有什么意义？
有时候我甚至悲观地想，我儿子这代人，可能是中国代大规模失去方言的第一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十几亿中国人都用被统一标准、高度规范化的普通话进行交流，他们大多数人除普通话外，不会使用任何一种方言。这看起来很美，中国几千来终于实现了语同音。然而，我对此深有忧虑，一些语言学家、文化学者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前不久，腾讯大家在成都举办一场沙龙，邀请著名历史学家、成都城市文化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王笛先生和著名的艺术家王亥就成都城市文化保护进行对谈。两位王先生都在成都长大，在谈及成都的老街巷消失的话题时，他们忧心忡忡地说到成都话正在消失。
王亥认为听觉记忆和味觉记忆，是身份认同的两件事。他八年前从香港回到成都，发现：“这八年我语言消失之快，就是语音环境改变，使我的方言消失得非常快，我真的感到恐慌，我觉得我还是不是成都人，还能不能把成都话说好？”王笛说：“我们小时候连广播都还有四川话，现在没有了，都是普通话，农民也在听懂普通话。年轻一代，他们生活在普通话环境中。”“方言，我们要有意识地传承下去，虽然是不可逆转的，但要尽量放慢，这样才是保留过去的传统和传统文化的有效方式。”
与这次沙龙对应的，有一条新闻值得关注。一家配音公司正在替阿里巴巴招聘一名会说四川话的“声音模特”，为智能音箱天猫精灵提供方言配音。如果通过应聘，不但能成为四川方言的“代言人”，还能拿到700元一小时的高薪。招聘要求应聘者熟悉各种成都方言词汇，并能流畅熟练的说地道成都话。天猫精灵的研发部门——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实验室证实了此次招聘的真实性，并表示四川是中国最大的方言区之一，也是智能音箱的重要市场，提供方言服务能够让更多人无障碍的使用语音服务。
阿里巴巴这样做当然主要是基于商业逻辑，他们要使其智能音箱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我认为这一市场行为可能会产生较强的示范效应，使更多的企业和公众认识到，“方言”中隐藏着巨大的市场。科技加市场化的力量，也许是为正在消失的各种方言续命的最好方式。
或许有人会问：方言有那么大的价值吗？所有的方言全部消失，全国人民只说一种语言普通话，岂不是更好吗？还用的着为他续命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简单地了解一下各地方言和普通话形成历史以及功能之差异。
人类历史上，同一个民族有不同的方言，是一种必然现象。在农耕时代，由于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人们安土重迁，许多人一辈子生活的半径很小，一地居民与另一地居民交流沟通的成本很高。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产生了“十里不同音”的现象，必然会有大大小小的方言区。中国从秦代开始，大部分时期是一个统一的帝国，由于秦始皇统一文字和度量衡，也由于农耕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全国范围内人员交流不频繁。一个大国只要有供精英人士进行交流的统一文字和少数人会使用的“官话”，就能满足基本的政治、经济、军事需要。一百多年前，康有为、梁启超师生二人都在广东长大，但他们用汉字加蹩脚的官话，照样能鼓动士民，掀起维新变法的浪潮。
在过去改革开放四十年里，中国普通话——可以说是“官话”升级版的推广成就，是此前两千多年无法相比的。这要归功于改革开放使中国从农业社会迈向工商业社会，随着城市化加速，人员交流频繁，九年制义务教育实施，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的普及，古代只有官员、商人等少数人说的“官话”，成为了覆盖工农兵学商全部阶层大多数人能使用的普通话。普通话的推广已到了无远弗届，偏僻的山寨，青少年和外来游客能用普通话流畅地沟通，这是我读中学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难以想象的事。
普通话推广成就巨大，降低了各地区民众之间交流成本，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当然是件好事。但是，与此同时各地方言快速消亡，对中华文化而言，不能不说是巨大的损失。
各地的方言，是各地先民在一代代人的劳动、生活中自然形成的，有着鲜明的地域人文色彩，这些方言是活泼泼的，传情达意，妙处难与外人道也。而普通话呢？严格地说它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设计出来的一种语言。按照官方定义，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标准汉语。这种由专业人士进行规制的标准化语言不属于任何一种方言，北京胡同里的大爷大妈说的不是普通话。这样的官方语言所追求的是普适性、规范性，它有规范的语法、标准的发音和固定的词汇，最大限度地适应不同地区的人使用。一个大国，当然需要这样一种标准化语言。但这样的语言过于理性与标准化，太接近书面语，用于发布公文、播送新闻、撰写评论和学术论文是适宜的。但标准化、规范化必然要牺牲丰富性，不同方言区的人在口语交流中，种种复杂而精妙的情感，是很难用普通话表达的。
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中华民族的文化悠久而丰富，其丰富性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辽阔的疆土上，产生了不同的方言，而不同的方言能演绎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吴侬软语消失了，还有越剧和苏州评弹么？如果粤语消失了，那些美妙的粤语歌还有谁听？今天，一些城市相关部门要求店铺换成统一格式、统一字体的招牌，受到舆论的广泛批评，因为千篇一律、僵化刻板，毫无美感，望之令人生厌。如果中国人都只能说一种标准化的普通话，我们的民族将会丢失多少文化的精髓呀。中国伟大的文学作品，哪一种是用标准的官话或普通话写成的呢？假如我们把《红楼梦》、《水浒传》甚至是老舍用北京话写成的《骆驼祥子》，其中的对话和场景描写全部置换成标准的普通话，效果会怎样呢？
我认为在推广普通话和保存方言丰富性之间，是可以找到一条折中之道的，学校的语言教育和家庭、社区的语言教育应各有所重。今天接受过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青少年，几乎都能用普通话与人无障碍交流，这就够了，不必苛求发音是多么标准，那是特定职业从业者的标准。而在家庭和社区里，应该鼓励说方言，用方言。如果青少年只会用普通话，他们的语言表达比之父辈、祖父辈，会失去许多味道。我的朋友杨云苏（微博和公号名“故园风雨前”），在成都长大，中国传媒大学毕业，曾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多年。有这样的学历和经历，她使用普通话表达的水平是很高的。她的文章在网上备受追捧，其出彩之处恰恰是她在适当的地方，譬如记录对话，表达个人情绪或描写场景，巧妙地嵌入成都话的词汇，读起来幽默、风趣而传神，不但西南官话区的读者，包括我这样湘语区长大的人，也喜欢看。这只是方言魅力的一个小小例子。
当然，随着中国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不同地区的人涌进都市杂居于一处，传统的方言区被分割。譬如一个吴语区的乡镇，一部分孩子随父母去了北京，一部分孩子则随父母去了广东或四川，他们生活中很难找到使用同一种方言的伙伴。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除了父母有意识地在家里给孩子说方言，更有效的办法应该是借助科技加市场化力量。在4G和即将到来的5G时代，同一方言区的人分处不同城市，可以隔空建立网上的方言社区，用方言交流，创作以方言为载体的文艺作品。现在一些用方言表达的短视频和音频很受年轻人方言，证明这个市场巨大。年轻一代学习、使用故乡的方言不是增加负担，而是开阔他们的视野，给他们带来无穷的人生乐趣。
我愿意相信，天猫精灵招聘说成都话的“声音模特”，只是让方言活下来的开始，精彩的大戏还在后头。以科技和市场化为双翼，中国丰富多彩的方言不仅仅是要续命，而应该是复兴，使中国的方言呈现出更多的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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