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劇《其香居茶館》劇照
我十八歲北上讀大學時，曾為普通話說得很差而自卑和焦慮；而今，我聽兒子說一口標準的普通話卻不會任何一種方言，又有一種莫名的惆悵。
70後、80後為人父母者，大概不少人和我有此相似的感受吧？用普通話與兒子交流，需要表達一種微妙而精準、愛中有責怪之意的情感時，在普通話的中總是找不到一個恰當的詞彙，儘管的大學的專業是中文。如果用老家的方言，我可以脫口而出，就像當年父母對我一樣。可是，這樣的老家詞彙出口，兒子茫然不知其意。語言一旦失去了交流的功能，那還有什麼意義？
有時候我甚至悲觀地想，我兒子這代人，可能是中國代大規模失去方言的第一代。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十幾億中國人都用被統一標準、高度規範化的普通話進行交流，他們大多數人除普通話外，不會使用任何一種方言。這看起來很美，中國幾千來終於實現了語同音。然而，我對此深有憂慮，一些語言學家、文化學者也表達了相似的觀點。
前不久，騰訊大家在成都舉辦一場沙龍，邀請著名歷史學家、成都城市文化研究領域的代表人物王笛先生和著名的藝術家王亥就成都城市文化保護進行對談。兩位王先生都在成都長大，在談及成都的老街巷消失的話題時，他們憂心忡忡地說到成都話正在消失。
王亥認為聽覺記憶和味覺記憶，是身份認同的兩件事。他八年前從香港回到成都，發現：“這八年我語言消失之快，就是語音環境改變，使我的方言消失得非常快，我真的感到恐慌，我覺得我還是不是成都人，還能不能把成都話說好？”王笛說：“我們小時候連廣播都還有四川話，現在沒有了，都是普通話，農民也在聽懂普通話。年輕一代，他們生活在普通話環境中。”“方言，我們要有意識地傳承下去，雖然是不可逆轉的，但要儘量放慢，這樣才是保留過去的傳統和傳統文化的有效方式。”
與這次沙龍對應的，有一條新聞值得關注。一家配音公司正在替阿里巴巴招聘一名會說四川話的“聲音模特”，為智能音箱天貓精靈提供方言配音。如果通過應聘，不但能成為四川方言的“代言人”，還能拿到700元一小時的高薪。招聘要求應聘者熟悉各種成都方言詞彙，並能流暢熟練的說地道成都話。天貓精靈的研發部門——阿里巴巴人工智能實驗室證實了此次招聘的真實性，並表示四川是中國最大的方言區之一，也是智能音箱的重要市場，提供方言服務能夠讓更多人無障礙的使用語音服務。
阿里巴巴這樣做當然主要是基於商業邏輯，他們要使其智能音箱有更強的市場競爭力。我認為這一市場行為可能會產生較強的示範效應，使更多的企業和公眾認識到，“方言”中隱藏著巨大的市場。科技加市場化的力量，也許是為正在消失的各種方言續命的最好方式。
或許有人會問：方言有那麼大的價值嗎？所有的方言全部消失，全國人民只說一種語言普通話，豈不是更好嗎？還用的著為他續命麼？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先簡單地瞭解一下各地方言和普通話形成歷史以及功能之差異。
人類歷史上，同一個民族有不同的方言，是一種必然現象。在農耕時代，由於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人們安土重遷，許多人一輩子生活的半徑很小，一地居民與另一地居民交流溝通的成本很高。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產生了“十里不同音”的現象，必然會有大大小小的方言區。中國從秦代開始，大部分時期是一個統一的帝國，由於秦始皇統一文字和度量衡，也由於農耕時代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使全國範圍內人員交流不頻繁。一個大國只要有供精英人士進行交流的統一文字和少數人會使用的“官話”，就能滿足基本的政治、經濟、軍事需要。一百多年前，康有為、梁啟超師生二人都在廣東長大，但他們用漢字加蹩腳的官話，照樣能鼓動士民，掀起維新變法的浪潮。
在過去改革開放四十年裡，中國普通話——可以說是“官話”升級版的推廣成就，是此前兩千多年無法相比的。這要歸功於改革開放使中國從農業社會邁向工商業社會，隨著城市化加速，人員交流頻繁，九年制義務教育實施，廣播電視和互聯網的普及，古代只有官員、商人等少數人說的“官話”，成為了覆蓋工農兵學商全部階層大多數人能使用的普通話。普通話的推廣已到了無遠弗屆，偏僻的山寨，青少年和外來遊客能用普通話流暢地溝通，這是我讀中學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難以想象的事。
普通話推廣成就巨大，降低了各地區民眾之間交流成本，有利於經濟的發展，當然是件好事。但是，與此同時各地方言快速消亡，對中華文化而言，不能不說是巨大的損失。
各地的方言，是各地先民在一代代人的勞動、生活中自然形成的，有著鮮明的地域人文色彩，這些方言是活潑潑的，傳情達意，妙處難與外人道也。而普通話呢？嚴格地說它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為設計出來的一種語言。按照官方定義，普通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官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現代標準漢語。這種由專業人士進行規制的標準化語言不屬於任何一種方言，北京胡同裡的大爺大媽說的不是普通話。這樣的官方語言所追求的是普適性、規範性，它有規範的語法、標準的發音和固定的詞彙，最大限度地適應不同地區的人使用。一個大國，當然需要這樣一種標準化語言。但這樣的語言過於理性與標準化，太接近書面語，用於發佈公文、播送新聞、撰寫評論和學術論文是適宜的。但標準化、規範化必然要犧牲豐富性，不同方言區的人在口語交流中，種種複雜而精妙的情感，是很難用普通話表達的。
語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載體。中華民族的文化悠久而豐富，其豐富性很重要的一項內容就是遼闊的疆土上，產生了不同的方言，而不同的方言能演繹出豐富多彩的文化。我們試想一下，如果吳儂軟語消失了，還有越劇和蘇州評彈麼？如果粵語消失了，那些美妙的粵語歌還有誰聽？今天，一些城市相關部門要求店鋪換成統一格式、統一字體的招牌，受到輿論的廣泛批評，因為千篇一律、僵化刻板，毫無美感，望之令人生厭。如果中國人都只能說一種標準化的普通話，我們的民族將會丟失多少文化的精髓呀。中國偉大的文學作品，哪一種是用標準的官話或普通話寫成的呢？假如我們把《紅樓夢》、《水滸傳》甚至是老舍用北京話寫成的《駱駝祥子》，其中的對話和場景描寫全部置換成標準的普通話，效果會怎樣呢？
我認為在推廣普通話和保存方言豐富性之間，是可以找到一條折中之道的，學校的語言教育和家庭、社區的語言教育應各有所重。今天接受過九年制義務教育的青少年，幾乎都能用普通話與人無障礙交流，這就夠了，不必苛求發音是多麼標準，那是特定職業從業者的標準。而在家庭和社區裡，應該鼓勵說方言，用方言。如果青少年只會用普通話，他們的語言表達比之父輩、祖父輩，會失去許多味道。我的朋友楊雲蘇（微博和公號名“故園風雨前”），在成都長大，中國傳媒大學畢業，曾在中央電視臺工作多年。有這樣的學歷和經歷，她使用普通話表達的水平是很高的。她的文章在網上備受追捧，其出彩之處恰恰是她在適當的地方，譬如記錄對話，表達個人情緒或描寫場景，巧妙地嵌入成都話的詞彙，讀起來幽默、風趣而傳神，不但西南官話區的讀者，包括我這樣湘語區長大的人，也喜歡看。這只是方言魅力的一個小小例子。
當然，隨著中國城市化程度越來越高，不同地區的人湧進都市雜居於一處，傳統的方言區被分割。譬如一個吳語區的鄉鎮，一部分孩子隨父母去了北京，一部分孩子則隨父母去了廣東或四川，他們生活中很難找到使用同一種方言的夥伴。我覺得解決這個問題，除了父母有意識地在家裡給孩子說方言，更有效的辦法應該是藉助科技加市場化力量。在4G和即將到來的5G時代，同一方言區的人分處不同城市，可以隔空建立網上的方言社區，用方言交流，創作以方言為載體的文藝作品。現在一些用方言表達的短視頻和音頻很受年輕人方言，證明這個市場巨大。年輕一代學習、使用故鄉的方言不是增加負擔，而是開闊他們的視野，給他們帶來無窮的人生樂趣。
我願意相信，天貓精靈招聘說成都話的“聲音模特”，只是讓方言活下來的開始，精彩的大戲還在後頭。以科技和市場化為雙翼，中國豐富多彩的方言不僅僅是要續命，而應該是復興，使中國的方言呈現出更多的豐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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