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十四】
佔據揚州八怪一席之地李方膺，其實對名噪一時的揚州畫派來說，更像是一個天涯匆匆過客的身份，他的筆墨因緣其實與揚州干係不甚緊密，但卻被人一廂情願地以“拉郎配”的形式定位在這個群體之中，從此這種定格的畫面成了他藝術創作的一個千古不易的閃亮標籤，這未免不是一種至高的褒獎。
而李方膺當得起這樣的一份榮光，他的為人秉性、筆墨個性、藝術特性都與揚州畫派這一傳奇群體無縫兼容。在他的畫作中，那種清高的骨氣、清澈的靈氣、清淡的逸氣充盈其間，歷久彌香，居高聲遠，散發出一種古樸淡雅的卓然氣度，流露出一種遺世獨立的傲然氣派。
李方膺（1695年—1754年），字虯仲，號晴江，別號秋池，抑園，白衣山人等，通州（今江蘇南通）人。清代傑出書畫家，“揚州八怪”之一。
《瘦骨冰心》
仕宦漫漫：一個“官二代”不尋常的官場歲月
李方膺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官二代”，其父李玉鋐宦海生涯波瀾不驚平穩有序，輾轉地方和京城個個職位為官多年，後任福建按察使。
按理說，自小浸淫在這樣的家庭氛圍中，照貓畫虎也好，照葫蘆畫瓢也罷，即使在官場混的不風生水起，也不會像李方膺這樣把自己的官場歲月搞成一地雞毛，何況他初入官場甚至經過皇上欽點。好友袁枚在為他寫的《李晴江墓誌銘》中這樣記載：
雍正八年（李玉鋐）入覲，上憫其老，問有子偕來否？對曰：“第四子方膺同來。”問：“何職，且勝官否？”對曰：“生員也，性贛，不宜官。”上笑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即召見，交河南總督田文鏡以知縣用。
田文鏡可是雍正帝的心腹愛將，當時河南山東同屬他一人管轄，於是當年李方膺便走馬上任山東樂安知縣，剛上任不久，夏秋之際在水災嚴重的情勢下不等上司批准就開倉賑濟，好在田文鏡的關照下平安度過這場風波，兩年後的雍正十年（1732）在田文鏡離職之前將其升任莒州知州。不過失去田文鏡這個強力靠山的支持，很快就於雍正十二年（1734）降職返任原職，旋即又改任蘭山知縣。
《蘭草圖》
江山易改稟性難移。這短短過山車般的官場沉浮風波，並沒有讓李方膺吸取教訓學會圓滑世故，他依然還保持著自身的官場“異類”做派。
很快，更大的打擊接踵而至。雍正十三年（1735）因反對總督王文俊的墾荒令，毫不留情地上書直陳弊端，這種太歲頭上動土的做法帶來的結果讓他這次遭受了牢獄之災。“總督很生氣，後果很嚴重”，盛怒之下的王文俊將李方膺的職務一擼到底，而且嫌不解氣，藉故直接將他收監入獄。
乾隆元年（1736），乾隆因墾荒擾民等事罷免王士俊並治其罪，李方膺才得以時來運轉，入朝覲見後調安徽委以知縣一職，也許受父母等人的勸慰，其以回鄉奉養老母而堅辭未就。不過這時他的心情還是充滿喜悅，在這年他所畫的《百花呈瑞圖》上的題詩可見一斑：
不寫春桃與雪藕，百花呈瑞意深長。
只緣賢母傳家訓，唯願兒孫向太陽。
《百花呈瑞圖》
在乾隆四年（1739）後，他父母相繼離世，在家守孝六年。期滿後，他的官場沉浮軌跡再次複製了初入官場時的“路線圖”，赴任安徽潛山知縣，不久滁州代理知府，後又調任合肥縣令。在合肥任職期間又因為饑荒時不經上級允許而開倉放糧被罷官，被關押受審，蒙冤三年多後，心灰意冷的李方膺從此徹底斷了對官場的奢望。
官場上的李方膺，在左支右絀中過得踉踉蹌蹌，三番五次因為與上司的不合而被罷官甚至治罪，但九死一生而不改本性， 最終不得不掛冠而去。
在回首官場歲月時，他曾經感慨萬千地說道：兩漢吏治，太守成之；後世吏治，太守壞之。
其實並非是太守壞之，而是他根本不按當時官場牌理出牌的必然結果。在任上，他夙夜在公但從不巴結討好上司，我行我素，只知低頭做事，不知抬頭看天，不願隨波逐流，更遑論同流合汙，於是落得個吃力不討好的結局自是難免。
紅塵白髮兩無聊，贏得歸來免折腰。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文人風骨的自然呈現，李方膺剛到合肥赴任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參拜包公祠，在滁州一開始就去醉翁亭向歐陽修親手所植的梅花樹叩首致禮，全然不理官場迎來送往的那一套繁文縟節，這種一意孤行的瀟灑做派換來的就是官場歲月的黯淡無光：莫笑廿年沉宦海，轉從三黜任逍遙。
《魴鯉貫柳圖》
筆墨草草：一個“老幹部”不一般的翰墨生涯
與他黯淡的官場歲月相比，李方膺的翰墨生涯卻厚積薄發，筆墨草草皆千古，如今可見最早的畫作是作於雍正二年（1724）的《花卉冊》，但他前期這些作品大多都是繁忙政務之餘的一種遣興之作，其藝術風格大成期還是罷官賦閒之後，這段時期的作品才真正展現出屬於他自己的個性風格，並呈現出奪目的藝術光華。
他曾經在乾隆四年（1739）一首詩中自負地寫道：李生淡墨如金惜，笑殺丹青手段低。
其實從他的藝術軌跡來看，早年在工筆設色上也有極高的造詣，不過後來在守孝期間，他在勤於繪事且畫藝大進，而且在畫面呈現上漸漸趨向於縱橫跌宕、放縱恣肆的豪放風格，線條遒勁拙樸，墨氣酣暢淋漓，形成了奇崛率性的筆墨趣味，奪造化之功，極自然之妙。
他的作品主題主要是傳統文人最愛的松、竹、蘭、菊、梅、雜花及蟲魚等，同時在人物和山水上也造詣頗深，尤為人稱道的是他梅花作品更是被稱為一絕。
李方膺傳世作品中，幾乎近一半都是以梅花為題材。他自稱梅花為“平生知己”，號稱“梅花手段”，由此可見梅花在他藝術創作中獨一無二的地位。在乾隆二十年（1954）創作的一幅《梅花捲》中題下了長長的一段跋言：
予性愛梅，即無梅之可見，而所見之無非梅，日月星辰梅也，山河川嶽亦梅也;碩德宏才梅也，歌童舞女亦梅也。觸於目而運於心，借筆、借墨、借天時晴和、借地利幽僻，無心揮之而適合乎，目之所觸又不失梅之本來面目。苦心於斯三十年矣，然筆筆無師之學，復杜撰浮言以惑世誣民，知我者梅也，罪我者亦梅也。
《梅花圖》
這段題跋將他一生對梅花的鐘愛之情和畫梅心得娓娓道來。誠哉斯言，李方膺在畫梅上不拘陳法，師法自然，濃墨作杆，淡墨寫枝，焦墨點蕊。並以天才般的敏感的藝術感悟力賦予了他筆下的梅花不一樣的清奇脫俗的個性品格，廋硬通神，簡中見奇，欹側蟠曲，斜中見直，將梅花那種“不逢摧折不離奇”的傲然個性詮釋的淋漓盡致，似乎更像是對自己一生命運託物言志的一種自況。
當時藝界執牛耳者對他的梅花之作的評價也是一致的高度推崇，鄭板橋稱 “故其畫梅，為天下先。……然後領梅之神，達梅之生，挹梅之韻，吐梅之情，梅亦俯首就範，入其剪裁刻劃之中而不能出。”揚州八怪之一的李鱓評價李方膺梅花作品“純乎天趣，元章（米芾）、補之（晁補之）一輩高品，老夫當退避三舍矣。”袁枚為之題詩曰：“傲骨鬱作梅樹根，奇才散作梅樹花，孤幹長招天地風，香心不死冰霜下。”
除了梅花之外，他畫的風中之竹的神韻也是不同凡響，似乎也隱約透露出自己在官場中風吹雨打之後的心境：
畫史從來不畫風，我於難處奪天工。
請看尺幅瀟湘竹，滿耳丁東萬玉空。
《瀟湘風竹圖》
風中見精神，畫品見人品。他筆下的風是凌厲的狂放的，這種“自笑一身渾是膽，揮毫依舊愛狂風”的個人筆墨精神的追求，使他的作品無論是竹還是松等，都充滿著一種孤傲不屈的精神，與他個性中的文人風骨氣質相通，達到了一種物我相諧的絕妙意境和神韻。
即使畫人物，似乎都離不開對風的那種偏愛，比如他的《風雨鍾馗圖》就是這樣的典型代表作品之一。
正是這種通過筆墨表達狂風的這種摯愛之情，使他的畫作在靜態的畫面中有一種舞動的韻律感和節奏感，充滿著一種生動的音樂性和抒情性，極大地拓展了審美空間和寓意指向，表象下的內在意向更豐富、深刻、含蓄，營造出曲徑通幽的複雜幽深的美學效果，這成為他作品最突出的藝術個性和美學品格。
《風雨鍾馗圖》
李方膺罷官之後寄居南京項氏借園，並自號借園主人。這段告別心為形役時間正是他藝術創作生涯的巔峰時刻，筆墨老辣不羈，風格潑辣狂放，留下了許多傳諸後世的翰墨妙品，也鉚固了他在畫史上的獨特地位。他以“退休老幹部”的身份在金陵賣畫，也經常往來揚州以畫作來“換米餬口”，其中既有他自謂的“我是無田常乞米”的一面，也許應該還有他與生俱來的熱愛繪畫的本能熱情關係更大吧。
乾隆十九年（1754），李方膺因身體不適從南京返鄉，不久後溘然長逝，最終葉落歸根，年僅花甲。臨死之前，他掙扎著寫下了這樣的遺言：吾死不足惜，吾惜吾手！
《古松圖》
餘韻嫋嫋：一個“外來客”不平凡的千秋盛名
李方膺得以在藝壇青史留名，其藝術作品的品質是關鍵，但他罷官之後的那段談笑有鴻儒往來皆墨客的經歷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對當時揚州這片名揚天下藝術熱土來說，李方膺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個匆匆過客，卻匪夷所思的“夢想照進現實”，成為“揚州八怪”中最不揚州的一個特例而名垂千古。
不是猛龍不過江。李方膺在短短的往來揚州賣畫的歲月裡，很快與當時揚州畫壇聲名顯赫的金農、鄭板橋、李鱓等相交莫逆過從甚密，特別是鄭板橋對其人品和畫風更是百般推崇，也許是二人履歷相近氣質相投的緣故吧，他曾經與李方膺和李鱓三人共同創作了一幅《三友圖》，並且在上面題了這樣一首詩：
復堂奇筆畫老松，晴江干墨插梅兄。
板橋學寫風來竹，圖成三友祝何翁。
這見證了三人之間友誼的畫作，有了鄭板橋的背書，無疑是對李方膺這位外來客的充分肯定和褒獎，極大地提升了李方膺在揚州畫壇的知名度和美譽度。
《風竹圖》
此外，寓居南京的李方膺與大才子袁枚和篆刻家沈鳳之間也交情不菲，經常三人一起聯袂出遊，優哉遊哉，羨煞世人，被時人稱作為“三仙出洞”。後來，還在南京結識了為人高傲的篆刻家丁敬，雖然丁敬的印章千金難得，但他卻“為作數印寄之，聊贈一支春意。”
在和這些名家大咖的惺惺相惜的交往中，促進李方膺藝術視野的開闊和藝術創作的精進，而且更是錦上添花促進了他名氣和名望的提升，對他來說更是一筆得天獨厚的寶貴財富。
他與袁枚之間的深情厚誼，袁枚曾經多次寫詩贈給李方膺，有一首詩開頭竟然這樣直白的讓人肉麻：“我愛李晴江，魯國一男子。……君言我愛聽，我言君亦喜。陳遵為客貧，羲之以樂死。人生得朋友，何必思鄉里。”言淺意深，字裡行間的金蘭之情溢於言表。
李方膺因病返鄉之時，袁枚寫下了三首《送李晴江還通州》，其中“才送梅花雪滿衣，畫梅人又逐飛。一燈對酒春何淡，四海論交影更稀。”、“莫忘借園親種樹，年年花發待君還。”等這樣的句子更是寫盡了兩人之間的深情厚誼。
《梅花》
可是，李方膺返鄉後不久就撒手西去，臨死之前，強撐病體給袁枚寫了一封短暫的信件：
方膺歸兩日，病篤矣！今將出身本末及事狀呈子才閣下，方膺生而無聞，借子之文，光於幽宮，可乎？九月二日拜白。
袁枚受到這封信的時候，李方膺早已告別了塵世。於是袁枚不負李方膺的臨終所託，和淚為他寫下了《李晴江墓誌銘》，也使得李方膺的生平事蹟傳諸後世而不至於湮沒在歷史的不為人知的幽暗角落。
李方膺的生前身後之名，與他所交的三五知己好友是分不開的，特別賣畫揚州是相識的鄭板橋和寓居南京是相交的袁枚這兩位至交好友，對他的影響可謂意義深遠。
對南京和揚州這兩座繁華都市而言，李方膺都是一介過客。但得友如此，夫復何求，這是李方膺一生中最大的幸運。相比之下，他宦海中的輾轉沉浮的歷歷過往又何足道哉。
《清供圖》
寧玉雪而孑孑，毋脂韋而瑣瑣。
李方膺峰迴路轉的一生，仕途上的不識時務不願苟且卻意外成就了他的翰墨佳話，官場上的平平履歷與藝壇上的鼎鼎大名成了他身上最鮮明的標籤，而後者，才是他最終在歷史上的高標定位，也許有點與他最初的人生自我設計相去甚遠，但從更長的歷史時間維度去評判其中的是非得失，這種事與願違也未嘗不是一種塞翁失馬的莫大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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