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出身于没落的门阀士族，到他生活的时代，不仅家族势力衰微，国家也多动荡，社会矛盾不断深化，政治局面沉闷低迷，柳宗元凭借自身实力在科举制度紊乱时成功跻身官宦之列，其仕途坎坷多折，在当时各种思想“百花齐放”和自身丰富经历的双重影响下，其思想多次发展变化，而儒释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始终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
早期入世理想与传统儒家教育
柳宗元少时正值动乱，生活不定，无法像当时一般士大夫子弟一样入国学或州、县学读书，因而他四岁开始接受母亲卢氏的启蒙教育，学习“古赋十四首”等，后来又在“乡闾家塾，考厉志业”，虽然所受教育不正规，然而也获得了儒家伦理、经典和子、史书籍等广泛知识，并学会写作诗文，父亲柳镇入朝后，柳宗元被安排进入长安读书求学，开始走上“觅举求官”之路，为仕途生涯作准备。
柳宗元于贞元九年入进士科，然而这一年恰值父亲病逝，依当时制度，柳宗元在守制的三年内不得参加“关试”及为官。贞元十二年，柳宗元服丧期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未被录取，后来的两年继续应考，依旧不中，直到十四年登科，被任命为集贤殿书院正字。在柳宗元执着于科考为官这件事上，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对他的影响，儒家倡导积极入世，《礼记·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为广大士人所推崇，在给大理卿崔儆的信中，柳宗元明确了自己“有乐乎其政者，以理天下为悦者也”的远大理想。进入官场之后的柳宗元进一步了解了官场的黑暗，发现自己的理想并不能顺利实现，在京兆府蓝田县尉职上，他难以容忍官府不图政治而热心谋取私利的行为，精神上很是痛苦，在写下《为京兆府请复尊号表》、《为耆老等乞奏复尊号表》、《京兆府贺佳瓜白兔连理棠树等表》一系列无聊的官样文章的同时，对现实的不满更加深刻，内心的经世思想在这种黑暗环境里使柳宗元选择了致力于革新，这样，在自贞元十四年入仕后的五年里，他一边加深对政局的认识，一边广结各方志士，不断积累实力以为理想拼搏。
贞元十九年柳宗元入朝任监察御史里行，这一时期他真正着手于革新事业，写下了《蜡说》、《时论令》、《断刑论》、《守道论》、《六逆论》等与朝政密切相关的文章，宣扬革新政治主张，贞元二十一年，革新派取得暂时胜利，柳宗元以卓越的文才担任起革新派政权中的文字工作，起草了《礼部为文武百僚请听政表》等关系政令、人事这些重大问题的决策文书，然而革新派毕竟根基不深，地位不稳，内忧外患不断，柳宗元书《故尚书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间刘氏志文》，高度赞扬王叔文的才能，以文明志，表达自己对于革新的坚定信念。“永贞革新”是柳宗元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行动，他自始至终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并作为骨干分子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柳宗元对于少时那个经世梦想深深的执念，儒家思想在他前半段为官生涯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支持柳宗元在革新中不畏艰险，一路走下去。
贬官落寞生活与佛禅思想慰藉
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一贬再贬，十年“南囚”生活令他困顿忧郁，虽在永州时得以回到长安，然兴奋之情尚未冷却便再次被贬，在第二次贬往柳州的途中他失去了东山再起的希望，并于十四年冬在柳州病逝。漫长的贬谪生活让柳宗元的思想再次经历了重大的变化，传统儒家思想此时只是加剧他的苦闷，然而柳宗元毕竟博学，很快他找到了新的思想来排解自己的忧愁情绪，佛禅思想在其贬谪生活中给了他极大的安慰。需要指出的是，柳宗元的佛禅思想并非在贬谪之后才产生，事实上，佛禅思想伴随了他的一生。柳宗元自幼出生于信仰佛教的家庭，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中自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仕途的不顺只是使蛰伏于他内心的佛禅思想进一步表露了出来。
在加贬永州的途中，柳宗元驻舟汨罗江口，写下《吊屈原文》，高度赞美屈原，在文章的最后，他写下了这样的话：“吾哀今之为仕兮，庸有虑时之否臧？食君之禄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风之不可去兮，怀先生之可忘？”他批评时政，感慨仕途，明则悼念屈原，实则抒发个人慨叹。在这句话里我们可以发现柳宗元依然深切关注社会现实，传统儒家伦理经典教育对他的影响仍旧占据重要地位。永州任上不及半年，柳宗元敬爱的母亲卢氏离世，重新启用之路也因时局动荡更加阻塞，双重打击之下他的身心健康急剧恶化，极度灰心失意之下也曾放下经世理想，想到彻底出世。柳宗元寓居龙兴寺，与住持一起参禅问道，原有的佛教思想进一步发展完善，自己的心灵也在佛禅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慰藉，但是佛教的消极意识还是没有完全战胜他的经世思想，自谓：“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期内。”佛禅思想对他来说更像是一种调节剂，一种暂时的解脱。
晋、宋以来佛门中有“乐住山林”的传统，柳宗元在贬谪时期将这一传统很好地继承并发展下来，遭遇贬谪并被弃置的柳宗元“闷即出游”，在山水之中消解仕途不顺所带来的难以排遣的忧郁，佛禅思想对柳宗元的影响就集中体现在这些山水诗歌之中。佛禅思想一大内容即出世的思想，远离凡尘政事，不去关注世俗之事，潜心修养身性。这一思想无疑十分契合柳宗元自身的状况，他虽热心政事，然而贬谪之身使得他无法实现经世理想，一味勉强自己去继续原来的梦想之路，只能徒增无穷无尽的忧愁苦闷，佛禅出世思想给了他精神上的突破口，使他获得精神上的自我救赎。柳宗元在游山玩水中放松身心，调整心态，深刻体会到“与万化冥合”的禅意，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他感叹：“知是山之特点，不以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具，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将自身融合于广阔无垠的大自然之中；在《钴鉧潭西小丘记》中他感叹；“枕席而卧，则清冷之状与目谋，滢滢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在《永州八记》中，柳宗元深刻诠释了“心凝神释，与万化冥合”的佛禅思想。个人与自然、与万物的交融冥合，让他放宽视野，缩小自己，在广阔的宇宙中，个人的忧郁愁闷变得不值一提，在佛禅思想的指引下，柳宗元的贬谪生活变得安逸休闲、恬淡宁静，就是在日常不出行时，他也在园艺中自得安逸，《与杨诲之第二书》记载了他充满乐趣的生活，“浚沟池，艺树木，行歌坐钓，望青天白云”。
儒与佛两种思想之间的苦闷徘徊
不可否认的是，柳宗元并未完完全全臣服于佛禅的出世思想之下，在山水游乐的过程中，他一方面放空自己，抒发郁结于胸的愤懑，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发现柳宗元并不满足于这种完全闲适的生活，他的经世理想常常在不经意之间流露出来。“进乏廊庙器，退非乡曲豪。”（《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喧卑岂所安？任物非我情。”（《酬贾鹏山人》）“仙驾不可望，世途非所任。”（《零陵春望》）等诗表现出了他在入世与出世、在儒与佛之间的苦闷徘徊，他在两种思想、两种生活中的艰难抉择，是以尽管悠游山水的日子十分清闲安逸，他还是在咏物之余不忘表达浓郁的伤感，永州小石潭让他感到新奇喜悦，末了还是感觉“凄神寒骨，悄怆幽邃”，这与作者扎根于内心深处的忧郁是密切相关的，这一忧郁的来源主要就是仕途的不顺利，政治理想的难以实现，在《江雪》中我们在体会作者“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孤高之外不难发现他深深的落寞。
柳宗元青少年时期在儒家传统教育的作用下积极入世，后期政治失意后在佛禅思想影响下寄情山水，寻找心灵的净土，实现自我救赎。然而由于两种思想对他的影响均深入骨髓，某种程度上还“统合儒释”，合二为一，他只能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不断徘徊，既不能抛弃仕途超然物外，但也不会因仕途失意郁郁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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