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是著名的文章大家，身处唐代，因此也有不少的诗作，他的一些诗也广泛地受到后世的夸赞，比如《渔翁》：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这首诗的三、四两句大受后世咏叹。苏东坡对柳宗元特别夸赞，却对这首《渔翁》的最后两句不以为然，《苕溪渔隐丛话》中引用了《冷斋夜话》中的一段话：“东坡云：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然其尾两句，虽不必亦可。”东坡首先夸赞这首诗确实有奇趣，但他却觉得该诗的后两句画蛇添足。
东坡的这个评论在后世引起了争论，比如南宋的刘辰翁就对东坡的断语不以为然：“此诗气浑，不类晚唐，正在后两句，非蛇安足者。”刘辰翁说整首《渔翁》气脉浑然，完全没有画蛇添足的感觉，他觉得正是因为后两句，跟前面的浑然一体，才没有了晚唐时的气弱之感。而邢昉则进一步认为东坡给出这样的断语，正说明他不懂诗，邢在《唐风定》中说：“高正在结。欲删二语者，难与言诗矣。”
当然，在中国任何问题只要有人反对，就会有人赞同。比如《唐诗选脉会通评林》中引用周珽的话：“然尾二句不必亦可，盖以前四语已尽幽奇，结反着相也。”周珽觉得《渔翁》的前四句已经把事情说清楚了，而柳宗元在后面添的那两句，反而是多余的解释。他的这个说法当然是本自东坡，而沈德潜也觉得东坡的意见是对的，他在《唐诗别裁集》中称：“东坡谓删去末二语，余情不尽。信然。”
虽然东坡提出了删诗的意见，其实这正说明他特别喜欢柳宗元。东坡在《答程全父十二首》中说过这样的话：“流转海外，如逃深谷，既无与晤语者，又书籍举无有，惟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册，常置左右，目为二友。”东坡在被贬职于各地，到处迁移的过程中，只能带很少量的书，按他自己的说法，他一直带在身边的书仅有陶渊明集和柳宗元的诗文，即此可见，东坡对两人是何等的喜爱。然而，东坡是怎么评价他所喜爱的这两位，哪个更优呢？他在《书韩柳诗》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澹，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边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别其中边者，百无一二也。”
柳宗元撰《河东先生集》明嘉靖间东吴郭云鹏济美堂刻本
东坡认为陶渊明的诗高于柳宗元，但他同时说，柳宗元的诗又高于韦应物，而后他又拿韩愈跟柳宗元相比，认为韩愈的诗风比柳豪迈，但却比不上柳的温丽。拿柳宗元跟韦应物相比，这应当是东坡在诗学上的一个贡献，对于这两个人，东坡在《书黄子思诗集后》还说过这样的话：“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
而后韦柳并称，基本上就是本自东坡以上的这段话。后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比如宋曾季狸在《艇斋诗话》中说：“前人论诗，初不知有韦苏州、柳子厚，论字，亦不知有杨凝式。二者至东坡而后发此秘，遂以韦柳配渊明，凝式配颜鲁公，东坡真有德于三子也。”曾季狸说在东坡之前，没有人将韦柳并称，同时也没人知道杨凝式是何等的厉害，正是由于东坡将韦、柳跟陶渊明相比，又拿杨凝式跟颜真卿相比，才使得这些人大受关注，所以曾认为，东坡有德于此三人。对于柳宗元的诗作，曾季狸最喜爱的句子有如下：“柳子厚诗：‘壁空残月曙，门掩候虫秋。’语意极佳。东湖诗云：‘明月江山夜，候虫天地秋。’盖出于子厚也。”
曾所说的这句诗出自柳宗元的《酬娄秀才寓居开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见寄》：
客有故园思，潇湘生夜愁。
病依居士室，梦绕羽人丘。
味道怜知止，遗名得自求。
壁空残月曙，门掩候虫秋。
谬委双金重，难征杂佩酬。
碧霄无枉路，徒此助离忧。
曾季狸认为，东湖的那两句，其实就是模仿柳宗元而来。曾所说的东湖，应当就是徐俯，这位徐俯是黄庭坚的外甥，也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看来连他都会去模仿柳宗元的名句。
柳宗元撰《河东先生外集》明嘉靖间东吴郭云鹏济美堂刻本
但还是有不少人认为柳宗元的诗不一定高于韦应物，王渔洋就是这种观点，他在《带经堂诗话》卷一中说过如下的评语：“东坡谓柳州诗在陶彭泽下、韦苏州上，此言误矣。余更其语曰：‘韦诗在陶彭泽下、柳柳州上。’余昔在扬州，作论诗绝句，有云：‘风生澄澹推韦柳，佳句多从五字求。解识无声弦指妙，柳州那得并苏州！’”王士禛认为，东坡的这个断语不对，他觉得应当将上下的顺序改为陶渊明第一，韦应物第二，而柳宗元第三，因为他觉得无论怎样比，柳宗元都比不上韦应物。
柳宗元还有一首名为《江雪》的绝句，也同样脍炙人口：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这首绝句被收入儿歌，基本做到了家喻户晓。该诗在宋代已经极有名气，宋范晞文在其所撰的《对床夜话》卷四中有如下评语：“唐人五言四句，除柳子厚《钓雪》一诗外，极少佳者。”范所说的《钓雪》应当就是这首《江雪》，他竟然认为这首诗是唐人五绝中最佳之作。虽然如此，宋张戒却在《岁寒堂诗话》卷上中说：“柳柳州诗，字字如珠玉，精则精矣，然不若退之之变态百出也。使退之收敛而为子厚则易，使子厚开拓而为退之则难。意味可学，而才气则不可强也。”张也认为柳的诗写得很好，但他却认为柳诗不如韩愈的诗有那么多的变化，他甚至觉得如果让韩愈去学柳宗元的诗风，很容易，而若让柳学韩，则太难了。当然，这种比较也就是一家之言，在实际中无法印证。
就文章而言，柳宗元与韩愈齐名，被后世并称为“韩柳”。按照后世约定俗成的说法，柳宗元排在唐宋八大家的第二位。柳宗元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声誉呢？这除了他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散文外，另一个主要原因，则是他跟韩愈共同主张“文以明道”。
柳宗元撰《柳文》明嘉靖十六年游居敬刻韩柳文本
唐贞元九年，韩愈在《征臣论》中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韩愈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文以明道”的主张。而后柳宗元在永州所写《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釆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柳宗元在这段话中也同样提到了“文以明道”的概念，看来这是他对韩愈主张的一种呼应。
对于这种呼应，柳宗元在之后的文章和书信中多有阐述。比如当时有位叫崔黯的人，此人乃是代宗朝宰相崔宁的侄孙，喜欢读书，也喜欢书法，并且对骈文也有偏好，看来他曾向柳宗元请教过作文之法，于是，柳就在一封回信中阐述了他对文章的态度：“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遒密以为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辞而书；其所望于仆，亦匪辞而书，其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远乎？仆尝学圣人之道，身虽穷，志求之不已，庶几可以语于古。”
在这里，柳宗元又讲到了文和道的关系，他首先承认作者的思想就是通过文辞而得以传播，所以他不反对文辞，但问题是，文章虽然写得漂亮，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让思想传播，因此，不能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颠倒过来。
其实，柳宗元的这个说法就是在批评骈体文，他认为骈体文只是注重形式，反而使内容变得空洞，他在永州时写过一篇《乞巧文》：
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哢飞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观者舞悦，夸谈雷吼。独溺臣心，使甘老丑。嚣昏莽卤，朴钝枯朽。不期一时，以俟悠久。旁罗万金，不鬻弊帚。跪呈豪杰，投弃不有。眉颦頞蹙，喙唾胸欧。大而归，填恨低首。
虽然说是“乞巧”，其实他在批判很多人写文章只是看上去漂亮，却完全没有实际的用途，因为他觉得内容最重要，因此对文章的优美做了无情地讽刺。柳宗元这样的说法对不对呢？至少孙昌武先生认为：“柳宗元把文体与文风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也有其偏颇的、绝对化的一面。”（《柳宗元评传》）
柳宗元撰《唐大家柳柳州文钞》明刻本
关于如何写文章，柳宗元也有着自己的说法，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有着这样的强调：“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
看来文章不能轻易作，用现在的话来说：写文章之前，首先要端正态度。余外，他还在很多文章中论述过作文之法，比如他强调了作者的主观修养及其他的一系列要求，看来要想写出一篇足以流传后世的文章，绝非易事。
虽然柳宗元是文章大家，但其流传后世之文，也受到过一些人的质疑，而对其主要的质疑则是他崇信佛教，这样的信仰显然让正统的儒家不能接受。柳宗元崇信佛教，除了当时社会的氛围，还有一点，就是他从小就有这样的信仰，他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中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
韩愈坚决反佛，而柳宗元却如此信佛，这两位文章大家虽然是志同道合的古文运动推手，但就这一点，二人却有着较大的差异。韩愈当然希望柳宗元能改变这种信仰，他曾多次规劝过柳，但柳不为所动，其在《送僧浩初序》中反驳韩愈说：“儒者韩退之与余善，尝病余嗜浮屠言，訾余与浮屠游。近陇西李生础自东都来，退之又寓书罪余，且曰：‘见《送元生序》，不斥浮图。’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退之好儒，未能过扬子，扬子之书于庄、墨、申、韩皆有取焉。浮图者，反不及庄、墨、申、韩之怪僻险贼耶？”
柳宗元也承认韩愈是自己的好朋友，并且韩多次规劝自己不要信佛，但柳依然觉得不应当完全排斥佛教观念，因为这些观念中有一些跟儒家的《易经》《论语》相暗合，所以他不觉得儒、佛两家观念对立。
柳宗元又说，韩愈对儒家之爱应该超不过扬雄，而扬雄的著作中，除了儒家观念之外，同时他还融汇了庄子、墨子等不同的观念。柳的言外之意，儒家也应该从其他学派中汲取有营养的成分。
虽然说在信佛问题上，韩愈与柳宗元意见相左，但这并不影响二人的友谊，更为有意思的，二人在写文章上还暗里较劲儿。对于他们之间是怎样的较劲，梁德林在《柳宗元诗文的游戏色彩》一文中予以了阐述。
当年，韩愈写了篇《毛颖传》，而柳宗元读过后写了篇《后题》，其在文中称：“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韩子之怪于文也。”柳在这里用夸赞的口吻说，韩愈的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我想跟他比试一番都不敢。虽然这是谦虚话，但至少也表达出了柳的心态，那就是在为文上，柳对韩有着暗自较劲儿的心理。
而有意思的是，后人通过对他二人文章的比较，发现他们有许多类似的同题之作，比如宋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说：“韩、柳文多相似，韩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韩有《进学解》，柳有《起废答》；韩有《送穷文》，柳有《乞巧文》；韩有《与李翊论文书》，柳有《与韦中立论文书》；韩有《张中丞传后叙》，柳有《段太尉逸事状》。”
在这里，罗大经倒没有说韩、柳二人在写散文方面暗自较力，他只是类比出二人文章有相似性。而直接点明二人较力者，则是明代孙矿在《读柳集叙说》中所言的一段话：“古人作文，多欲相角，良然。如韩有《张中丞传后叙》，柳有《段太尉逸事状》；韩有《进学解》，柳有《晋问》；韩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韩有《送穷文》，柳有《乞巧文》，若相配者。”
但无论是罗大经还是孙矿，他们举出的韩、柳二人相似之文的数量并不多，相比较而言，钱基博在《中国文学史》中说“宗元之文有意与韩愈之文争能者”，接下来，钱基博列出了几十种之多，并且其在对比中还点明了韩文与柳文之间的相同点，故而梁德林在其所撰《柳宗元诗文的游戏色彩》一文中说：“而他所列举的例证中，有些显然并不一定是有意与韩文争胜之作。如柳宗元担心段秀实的事迹‘未集太史氏’，才写了《段太尉逸事状》，似乎与韩愈《张中丞传后叙》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韩、柳之间是不是真的在暗里较劲儿呢？梁德林先生显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这只是两个大文人之间的笔墨游戏。而章士钊也持这样的观点，他在《柳文指要》中说：“寻韩、柳同时，文章工力悉敌，凡所为文，相互览观，乃至仿效，俱有可能。”
对于柳宗元的墓，回来后我又查了些资料，比如方崧卿《举正叙录》中称：“洪氏《辨证》尚有京兆万年司马村《柳子厚铭》……皆未得之。然洪氏亦徒有其目耳。”看来，柳宗元的墓志铭确实出土于司马村。
如此论证起来，即可知柳墓早就被盗挖过，否则他的墓志铭难以让人看得到。而后我在网上搜到了《西安晚报》上的刊载的一篇名为《西安司马村：少陵原上千年古村》的文章，此文的记者采访了司马村的党支部书记关玉良，关称村中原有的这座大墓只是被称作“将军冢”，并未直言这座已经不存在的墓是柳宗元的墓。
我在西司马村拍照时，曾问过关华夏老人，本村是否有柳姓，他告诉我，一个都没有。同时我又问他，何以知此墓原本是柳宗元墓，关华夏跟我说，一是他们本村从来就有这个传说；二是前些年柳宗元的后人来了一大批，其中还有许多现居海外者，他们就是在这个空地集体祭拜柳宗元，说明柳家后人认定这就是其祖先之墓。而《西安晚报》上的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今年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一代文豪柳宗元诞辰1240年，中华柳氏宗亲联谊会发起人，河东柳氏后人刘哲先生联系到记者说：‘柳宗元出生于长安，葬于长安，而他的墓葬则很有可能在少陵原上的司马村。’”
看来此地果真有个柳氏宗亲联谊会，此会的发起人是柳哲先生，但是柳哲只是说，柳宗元可能葬在司马村，并未下断语，然《西安晚报》的这篇文章的结尾处还有这样的一段话：“柳哲说：‘据我所见到的宋代洪兴祖的《韩集辨证》中记载，柳宗元墓碑在京兆万年司马村，由此推测，柳宗元墓很有可能就在司马村。我们柳氏后人曾多次到司马村寻访，认为柳河东之墓应该就在司马村，很有可能就是司马西村的“将军冢”。柳氏一族的后人们希望能找到更多文献和考古资料，进一步确定柳宗元墓所在地，让我们能够祭拜追思这位伟大的祖先。’由此看来，本村书记关玉良所说的‘将军冢’很有可能就是柳宗元墓址。”看到这句话，让我悬着的心总算落下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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