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弘治十七年（1504），蘇州閶門外有一惡棍張文學，其父是訟師，因兜攬官司事務繁忙，對他疏於管教，多有縱容。張文學矮小面麻，膂力過人，卻沒有正當職業，遊手好閒，與幾個惡少學習拳棒，在城外尋釁滋事，欺男霸女。由於張文學逢年過節都有孝敬，只要不鬧出人命，官府的衙差們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中元節按習俗，也稱鬼節，一般要大鬧七天，故而盂蘭盆會在蘇州也是非常熱鬧，白天人們紮好彩燈鬼像，沿街跳舞，夜晚則延請僧道，搭臺施食。這種盛會自然少不了張文學的到場，他在人群中發現一二十多歲的婦人顧氏，身穿月白竹布衫，頭上偏簪插著一個木香新蕊，銀釵一支，耳戴兩個小銀環，手拿一方白洋紗手巾，脂粉不搓，非常妖豔，手裡尚牽著一五歲左右的小女孩，瘦瘦的身子，扎著兩個丫角。
張文學涎著臉上前搭訕，婦人見他不懷好意，便瞪了他一眼，不想張文學上前握住婦人的手，婦人反手一巴掌罵道：“賊囚犯光棍，想佔老孃的便宜，你也不打聽打聽，還敢拉我的手。”張文學向來在蘇州府也調戲過不少良家婦女，罵的人不少，不過碰到敢動手的還是頭一遭，當即上前與婦人對打起來。
婦人身旁的小女孩上前抱住張文學的腿就咬，張文學負痛將女孩踹開，並上前狠狠地踩了數腳，孰料小女孩竟因此當場吐血而亡。若是一般鬥毆，旁觀的人不好分辨誰是誰非，若是有人死了，再在一旁觀看不語便是有罪。按大明律中刑律的規定，凡知同伴人，欲行謀害他人，不即阻擋救護及被害之後不首告者，杖一百。現場有人急忙喊來捕役，將張文學抓至官府。
婦人顧氏是屠戶李四的妻子，孃家有兄弟五人，加之丈夫李四素來兇惡，所以平常左鄰右舍也不敢招惹。小女孩原是顧氏之女，被張文學害死後，屠戶李四正籌劃與五個舅兄弟到官府告狀時，張文學的父親已找上門來：“不知你們要多少錢才能不讓犬子抵命？報個價，剩下的事情交給老夫處理就行。”
顧氏與五個孃家兄弟大為憤慨，要求張文學必須殺人償命，張父沉吟道：“我兒子死了，你們能得到什麼好處呢？不行的話我們就衙門見。”李四知對方善於訴訟，顛倒黑白，一時不由心虛起來，便攔住道：“人死不能復生，但畢竟是我親生女兒，您打算出多少錢平息此事？”
張父笑道：“錢的事好商量，咱們蘇州府買賣婦女孩子是有官價的，你們只要不是獅子大張口，我定然滿足你們的要求。” 顧氏難忍喪女之痛，堅決要張文學抵命，但丈夫李四與孃家五個兄弟都答應私了此事，拿了20兩銀子的定金，他們同意按張父的要求，統一口徑，再報至官府。
張父回家後，寫狀稱自己兒子是牽驢行走，不料半路驢受驚將李家女兒踢死，實屬意外。長洲知縣據此訊問雙方，原被告均執一詞，認定是驢驚殺人。按大明律規定，只是在市鎮馳驟車馬致死人者，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張父的訴狀只是講了“牽驢”，沒有“馳驟”，且是牲口受驚而致，非人力所能控。按明代律法，人命案不許私了，違者重懲不貸。長洲知縣不想承擔私了之責，便申報各級衙門核准，最後刑部擬定對張文學杖一百，追銀二十兩給付受害人家屬。
按規定此案要交由大理寺審錄，然後三法司共同上奏，但此案刑部未知會大理寺，單獨直接上奏。大理寺卿楊守隨得知後稟報皇帝駁回並親審，一番刑訊逼供，張文學忍受不了酷刑，便招認是自己踩死了小女孩，張父與屠戶李四等人也交代了彼此串通更改案情的罪行。
明代大理寺對刑部審理不當的案件，只有參駁之權，沒有更正之權。如今刑部見大理寺竟直接重審該案，便奏報皇帝：“大理寺分外用刑，使更其獄辭，輾轉淹滯，甚者不能全生……”楊守隨不甘示弱，針鋒相對，面對兩個部門各執一詞，弘治皇帝下旨令各部按既有制度辦事，不得互相攻訐，同時並未追究審理此案相關人等的責任，只是擬判張文學斬決，以此草草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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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源自《法律講堂》中【故意殺人嫁禍驢】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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