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弘治十七年（1504），苏州阊门外有一恶棍张文学，其父是讼师，因兜揽官司事务繁忙，对他疏于管教，多有纵容。张文学矮小面麻，膂力过人，却没有正当职业，游手好闲，与几个恶少学习拳棒，在城外寻衅滋事，欺男霸女。由于张文学逢年过节都有孝敬，只要不闹出人命，官府的衙差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中元节按习俗，也称鬼节，一般要大闹七天，故而盂兰盆会在苏州也是非常热闹，白天人们扎好彩灯鬼像，沿街跳舞，夜晚则延请僧道，搭台施食。这种盛会自然少不了张文学的到场，他在人群中发现一二十多岁的妇人顾氏，身穿月白竹布衫，头上偏簪插着一个木香新蕊，银钗一支，耳戴两个小银环，手拿一方白洋纱手巾，脂粉不搓，非常妖艳，手里尚牵着一五岁左右的小女孩，瘦瘦的身子，扎着两个丫角。
张文学涎着脸上前搭讪，妇人见他不怀好意，便瞪了他一眼，不想张文学上前握住妇人的手，妇人反手一巴掌骂道：“贼囚犯光棍，想占老娘的便宜，你也不打听打听，还敢拉我的手。”张文学向来在苏州府也调戏过不少良家妇女，骂的人不少，不过碰到敢动手的还是头一遭，当即上前与妇人对打起来。
妇人身旁的小女孩上前抱住张文学的腿就咬，张文学负痛将女孩踹开，并上前狠狠地踩了数脚，孰料小女孩竟因此当场吐血而亡。若是一般斗殴，旁观的人不好分辨谁是谁非，若是有人死了，再在一旁观看不语便是有罪。按大明律中刑律的规定，凡知同伴人，欲行谋害他人，不即阻挡救护及被害之后不首告者，杖一百。现场有人急忙喊来捕役，将张文学抓至官府。
妇人顾氏是屠户李四的妻子，娘家有兄弟五人，加之丈夫李四素来凶恶，所以平常左邻右舍也不敢招惹。小女孩原是顾氏之女，被张文学害死后，屠户李四正筹划与五个舅兄弟到官府告状时，张文学的父亲已找上门来：“不知你们要多少钱才能不让犬子抵命？报个价，剩下的事情交给老夫处理就行。”
顾氏与五个娘家兄弟大为愤慨，要求张文学必须杀人偿命，张父沉吟道：“我儿子死了，你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不行的话我们就衙门见。”李四知对方善于诉讼，颠倒黑白，一时不由心虚起来，便拦住道：“人死不能复生，但毕竟是我亲生女儿，您打算出多少钱平息此事？”
张父笑道：“钱的事好商量，咱们苏州府买卖妇女孩子是有官价的，你们只要不是狮子大张口，我定然满足你们的要求。” 顾氏难忍丧女之痛，坚决要张文学抵命，但丈夫李四与娘家五个兄弟都答应私了此事，拿了20两银子的定金，他们同意按张父的要求，统一口径，再报至官府。
张父回家后，写状称自己儿子是牵驴行走，不料半路驴受惊将李家女儿踢死，实属意外。长洲知县据此讯问双方，原被告均执一词，认定是驴惊杀人。按大明律规定，只是在市镇驰骤车马致死人者，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张父的诉状只是讲了“牵驴”，没有“驰骤”，且是牲口受惊而致，非人力所能控。按明代律法，人命案不许私了，违者重惩不贷。长洲知县不想承担私了之责，便申报各级衙门核准，最后刑部拟定对张文学杖一百，追银二十两给付受害人家属。
按规定此案要交由大理寺审录，然后三法司共同上奏，但此案刑部未知会大理寺，单独直接上奏。大理寺卿杨守随得知后禀报皇帝驳回并亲审，一番刑讯逼供，张文学忍受不了酷刑，便招认是自己踩死了小女孩，张父与屠户李四等人也交代了彼此串通更改案情的罪行。
明代大理寺对刑部审理不当的案件，只有参驳之权，没有更正之权。如今刑部见大理寺竟直接重审该案，便奏报皇帝：“大理寺分外用刑，使更其狱辞，辗转淹滞，甚者不能全生……”杨守随不甘示弱，针锋相对，面对两个部门各执一词，弘治皇帝下旨令各部按既有制度办事，不得互相攻讦，同时并未追究审理此案相关人等的责任，只是拟判张文学斩决，以此草草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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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源自《法律讲堂》中【故意杀人嫁祸驴】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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