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洋洋近百万字的小说《应物兄》（2017）发表，中国的学院小说再度成为公众议题。其实，从格非的《欲望的旗帜》（1996），到汤吉夫的《大学纪事》（2006），从李庆西的《大风歌》（2016）再到李洱的《应物兄》，中国当代文学一直在注视着代表中国文化未来的学院中的生存图景，整体上表达出一种深刻的知识分子的现实关切。这让我想起俄罗斯深厚的学院文学传统。
俄罗斯学院文学传统可以追溯到19世纪，其经典文学的主人公大多是知识分子身份，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屠格涅夫的罗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和伊万·卡拉马佐夫、托尔斯泰的列文，更不必说契诃夫对整体知识分子状况的系统描写。而到了20世纪，尤其是战后的苏联文学，作家对学院中知识分子生存境况的书写，也反复展现出文学创作对精英文化的关切与反思。
学院作为理性与良知的象征
学院是一个社会的知识生产场所，同时也是这个社会的良知的维系者。孔子的学堂、柏拉图的学园，都是人类“轴心时代”理性与德性的滥觞之所。因此，在任何一种文化框架中，凡是代表知识最高层级的学院，也是整个社会寄望最高的对象。二战之后的苏联，进入社会重建的崭新进程之中，这片素有“文学中心”倾向的土地上，“学院期待”自然就成为文学的一个重要命题。
中国学院小说从钱锺书的《围城》开始，就奠定了一种以讽喻为格调的传统；与此不同的是，苏联学院小说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一批代表着崇高精神旗帜的知识分子形象，从正面的意义上来阐发学院作为理性与良知的符号价值。
这一类创作的代表作家是丹·格拉宁，他从20世纪40年代起发表了一系列中篇和短篇小说，把视角转向学院中的科技工作者的境况，如《第二方案》（1949）、《科尔萨科夫工程师的胜利》（1949）、《个人意见》（1956）等。《第二方案》的主人公亚历山大·萨维茨基准备以他的一个最新设计申请副博士学位，但在答辩之前，他却得知6年前另一位学者尼古拉耶夫对此曾做过研究，但不幸的是他在战争中牺牲了。萨维茨基于是千方百计寻找到尼古拉耶夫的手稿，发现后者的工作极为出色，不仅提出一个方案，甚至还有应对更多可能的第二方案。这个手稿没有人看过，萨维茨基完全可以把它“拿到”自己的论文中，或者对此秘而不宣，以便顺利通过答辩。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自己的“第二方案”，在答辩中宣读了尼古拉耶夫的研究成果，而放弃了自己的申请，从而在一个庄严的场合表达了对尼古拉耶夫的崇高敬意，也维护了他作为一个学者的良知。《科尔萨科夫工程师的胜利》则以颂歌式的格调塑造了一个战胜各种困难、自主研发自控设备的工程师群体。
当然，格拉宁在刻画这些知识分子正面形象的同时，也描写了蜕变为私利主义者的学者形象，以衬托前者的崇高精神。如短篇小说《个人意见》中，年轻的工程师奥利霍夫斯基因为拒绝向学术权威斯特罗耶夫让步而开罪了研究所所长米纳耶夫，因此，米纳耶夫处心积虑禁止奥利霍夫斯基的论文发表，甚至想方设法将他开除，以保住自己所长的职位。小说生动地讲述了米纳耶夫的蜕变过程，他自己年轻时与奥利霍夫斯基一样，为坚持正确的研究方案而向总设计师发起挑战，但他失败了，当面临被辞退的结局时，他屈服了，从而学会了沉默，然后是随声附和，最后他成为了总工程师、所长，反过来开始对付年轻的奥利霍夫斯基了。但从格拉宁的整体创作来看，他还是以歌颂为主，并且这种倾向一直保持到70年代他的中篇小说《奇特的一生》的创作之中。这部小说被称作文献性小说，因为小说的主人公就是现实中的苏联昆虫学家柳比谢夫，但小说并没有使用一般传记的手法，而是突出描写了主人公的“时间统计法”，即对时间的使用按照统计学方式来对待，苛刻到要求自己把一分一秒都要用于科学研究。作家通过突出这位科学家的极端生活方式，探讨了一种圣徒般的科学奉献精神。
学院作为青春激荡的场域
当代俄罗斯文学中始终存在着对“院墙”之内大学生这个年轻群体生存境况的关切。如果说成熟的知识分子群体是一个社会的理性与良知的象征，大学生群体则是这个社会未来前景的一个标志。
最早引起广泛关注的此类题材的作品当属长篇小说《大学生》（1950），这是特里丰诺夫的成名作，尽管他后来称：“今天这本书的任何一页我都读不下去。”因为他认为当时这部作品以美化生活为主。但实际上，这部作品仍然揭示了这样的事实：学生时代的年轻人同样会受到本能欲求的支配，而把学术作为获取私利的手段。小说中塑造的谢尔盖·巴拉文就是这样的形象。他没有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于对学术的钻研，而是剽窃别人手稿中的成果，抢先发表，获取荣耀；对待持保守立场的文学教授科泽尔斯基，在他需要教授的时候，便会站在教授的立场上，赞同教授的观点，而一旦教授受到批判，他意识到与之交往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的时候，“他马上就变成了一个极为热心地检举揭发科泽尔斯基的人”。当然，在特里丰诺夫笔下，巴拉文经历了被揭穿、受教育、重新归队的过程，以此说明，青年人在私欲的驱使下所做出的行为，只是多变的青春的一部分，而在社会主义的学术殿堂中，由大多数人所构成的、按照集体主义精神所凝聚起来的整体氛围，是让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成功走向社会的保障。
到20世纪后期，随着后现代境况的加剧，俄国学院小说中年轻学人的肉身与精神形态发生了质的变化。90年代，先锋作家阿列克谢·伊万诺夫还在读大学的时候便开始撰写一部后现代格调的学院小说，但这部小说直到2006年才由“经典初阶”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宿舍血案》。小说描写了发生在某大学宿舍楼里的扑朔迷离的故事，主人公“优秀生”是一个四处借宿的一年级大学生。学校宿舍紧张，而安排住宿的权力掌握在宿舍女管理员鲍托娃及其丈夫手中，学生们往往靠与管理员夫妇发生“亲密关系”来换取住宿条件，但“优秀生”拒绝出卖自己，因而被剥夺了住宿的资格，并连累了为他提供庇护的高年级同学和女友，最后自杀而死。小说以一种象征的手法，把这个大学生宿舍塑造成了一个后现代的权力空间。管理员夫妇便是绝对权力的符号，而大学生，这个本来作为社会活力的群体，在这里成为被压制的和榨取的对象。因此，当学生们一旦获得了住宿的权利，便通过尽情狂欢来表达被压制的自我存在意识。在这种境况之中，崇高的理想被湮灭，只剩下肉体的力量，肉体既成为他们被压榨的对象，也是他们唯一表达反抗的本钱。当然，也有人放弃反抗，用肉体来换取次一级的权力，年龄最大的诗人万卡本来是“优秀生”的庇护者，但也正是他“卖身”投靠管理员，当上了宿舍看门人，而首先出卖了“优秀生”。
伊万诺夫笔下的学院是令人沮丧的，大学生的青春降格成了肉体的存活与无益的死亡的悲剧，甚至连“优秀生”是否自杀而死也是一个未定事件。但作家也许只能借助这位“优秀生”的血的意象来表明后现代境况下年轻学子们精神复活的可能性。
学院作为专业知识分子的名利场
自20世纪70年代后，俄罗斯学院小说的主旨转向对知识分子群体“病症”的诊断，这一点与中国80年代之后的倾向类似。因为看一个社会是否正常，是否保有现代文明的活力，学院精英分子是最为敏感的标志。当代俄罗斯作家把目光投向这个群体堕落的一面时，他们是在表达对整个社会所遭遇的精神危机的忧患意识。
前面谈到，特里丰诺夫以歌颂型的小说《大学生》成名，但他认为，应当为自己找到一条更适合的路，而文学的路就是揭示出时代的病症，尽管它无法完成治疗这个病症的任务。所以他创作了一系列学院题材的作品，其代表作就是大家熟知的《滨河街公寓》（1976）。小说塑造了一个如同莫泊桑《漂亮的朋友》中的杜洛阿式的人物格列勃夫，不过杜洛阿是一个拼命往上爬的政客，而格列勃夫是一个学者、文学批评家。他自幼养成圆滑、审慎的个性，在大学里为了讨好甘丘克教授而追求其女儿索尼娅，成为了教授的准女婿，那座他自幼心向往之的滨河街公寓就将成为他的财产。但当教授受到反对派攻击的时候，格列勃夫在无法判断哪一派将是最后的胜利者时，表现出了十足的市侩品性，他私下里寻找证据准备提供给反对派来自保，但又做着甘丘克最后胜出的打算。凭借着学术之外的高超能力，他终于当上了所长，成为了文学批评界的大人物。小说的最后，被他抛弃的索尼娅病逝，只剩下孤独的甘丘克老人，面对着女儿的坟墓低声自语：“这是个多么荒唐、没有道理的世界！”
1977年，女作家格列科娃发表的中篇小说《教研室》（中文译本名《教研室风波》）也塑造了一个学术骗子雅科夫金的形象。此人不学无术，却早早拿到了教授头衔，成为教研室主任，又在学院号召“全盘博士化”的运动中试图把下属的成果署上自己的名去参加博士答辩，最后被揭穿而未果。人们借用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一篇小说的题目称雅科夫金为“作贼的猫”。有意思的是，这部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的小说就已嘲讽了学界唯博士论的风气。实验室主任彼得·加夫里洛维奇学术水平很高，但因为不是博士便不受重用，而“有的科学上的侏儒，连他的指甲都抵不上，却早已当上了博士”而飞黄腾达。
近年列入中俄互译出版项目的小说、安德烈·比托夫的《普希金之家》（1978）表达了同样的主题。小说写了奥多耶夫采夫一家三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老奥多耶夫采夫是一个正直的语文学家，在大清洗时期被流放。但他的儿子却是一个格列勃夫式的知识分子市侩，由于怕自己的学术地位爬升受到父亲的政治因素影响而“担当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年轻时即同其断绝关系，20年后通过批判父亲的学派而成为父亲原来教研室的主任。孙子廖瓦“很纯洁但没有被教好，机敏但不学无术，逻辑性强但不聪明”，然而他却继承了爷爷的内在精神，成为普希金纯洁的文学形象的捍卫者，甚至为此不惜与亵渎俄罗斯文学偶像的米季沙季耶夫决斗。这部被视为后现代文学的学院小说虽然运用了消解时间逻辑的拼贴式手法，但却通过祖孙二人精神上的相通，表达了抹去廖瓦父亲一代的阴影、拂去俄罗斯文化之城的尘埃让它重现光明的宏愿。
閱讀更多 中國社科文學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