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和明朝只隔了98年,为什么却感觉两个朝代之间相距很远呢?主要体现在哪方面?

历史三剑客


对于一个朝代来说,98年确实不长,大凡身体健硕的老寿星也基本上能活到98岁,有的甚至能活到100岁的期颐之年,而短暂的98年王朝寿命只能抵得上自然人的年龄极限,不得不说这样的王朝也确实够短命的。

但就是这样短命的元王朝,上承两宋,下续朱明,如果以时间长短来考量的话,似乎宋朝和明朝中间隔着的98年元王朝恍若隔世,但为什么在历史上给人的感觉宋明两朝好像历经了沧海桑田的那般漫长呢?

两宋时间跨度加起来有319年,而明朝有276年,倘若以古代大一统时期的汉唐作为参照,这两个王朝的寿命值也不算少的,98年的元朝相对于两宋和大明简直就是白驹过隙的一瞬间。

元朝享国祚短暂但却留给了后人跨越了异类时空的感觉,仿佛有南柯一梦的感触,我认为造成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有多方面。

首先,文化断层的冲突和文明风向的逆转。

所谓“文化断层”并不是网络上宣扬的那句“崖山之后无中国”的段子,当然“崖山之后无中国”客观上也道出了蒙元灭宋对中原文明残暴的冲击力度影响深远,但将南宋的灭亡归结于中华文明的终结,显然是不科学的。

如果要给出一个恰当的定义,我认为蒙元入主中原,特别是灭亡南宋后,中华文化出现了极为严重的断层,尤其是以汉族为承载主体的儒家士人文化在蒙元入侵后遭到了惨烈的破坏,这种文化的撕裂具体表现在政治上原本极为开明的生态链,转入元朝后逐渐变得野蛮专制,譬如,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自建国伊始便立下“不杀士大夫”的祖训,宋朝皇帝无论昏聩到什么底部,底下大臣可以直言进谏,皇帝也只能坐等大臣们挨个痛批了个遍,也不能举起屠刀一杀了事,而这事要搁在元朝估计有十个脑袋都不够砍的,除此之外,元朝在短暂的98年时间里内讧不断、政变不止,也就是在这短短的98年中,居然出现了11位皇帝,而政治生态的严重破坏势必波及精神文化的诸多层面。

经济上蒙古人的入侵打断了南宋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态势,原本欣欣向荣的资本主义萌芽方兴未艾,而伴随着蒙元的南下,宋帝国灭亡,失去宋王朝庇护的资本主义萌芽很快在蒙古人的摧残下被扼杀于酝酿阶段,蒙古人统一中原后,实施等级森严的经济发展制度,例如,元朝年间,蒙古统治者为稳定社会秩序,防止汉人造反实施了严格的农户、商户、兵户等世役政策,简单来说,倘若你出生在元朝的兵户家庭,那么,你祖祖辈是当兵的,你也得当兵,直到持续到你子孙世代,而你出身在农户,你祖辈是种田务农的,你和你的子孙也得世代务农,不同的世役户之间不可以申请改行。

不仅如此,元代在各个路口关卡都设置有检查站,你想到外地去做个小买卖,你得拿到衙门里的“路引”,也就是今天的出入境许可证,但凡没有“路引”的就会被视为逃犯,由关卡守军抓走充军或流放三千里。这种按部就班、经济体制极为僵化的治国模式迥异于宋朝开明的经济政策,宋朝的资本主义萌芽在蒙古人的这种逆潮流的举动下被悉数扼杀。

而民族政策上宋朝与元朝有着根本性的区别。这种区别表现在元朝将人分为四个等级,最高等级是蒙古人,次等级的是色目人,其次是汉人(契丹化的汉人),再次是南人(正统汉人),真正的汉族人在元朝等级排序里居于末位,蒙古人杀掉汉人也充其量只是赔偿一头驴,而倘若汉人杀掉蒙古人就必须得抵命了。

汉人王朝虽然很早也有“华夷之辨”,也讲求“华夷有别”,但汉人王朝从没有因为对方是异族人而采取将人分等级的民族歧视性政策,无论是强盛的汉朝,还是磅礴大气的唐朝,中原汉族王朝对待各族始终一视同仁,凡是少数民族聚集区域,中原汉族王朝皆会设置羁縻州,以少数民族自治的方式来进行管理,即便是强大的汉唐帝国对于人事任用的问题,中央王朝始终秉持只要你有才能,无论你是哪个民族都可以入朝为官,因此,中原汉族王朝内部除了汉人做官也有不少异族人士入仕于朝廷,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当属汉武帝临终驾崩前,属意匈奴族的金日磾做首席辅命大臣,而唐帝国中少数民族充任唐朝官职的更是不胜枚举,宋朝虽然作为偏安南方一隅的王朝,但其事关民族方面始终承袭了历代中原汉族王朝的规矩,而元朝却悖逆历史发展规律,因此,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对南宋文化潮流的逆转。

抛开政治和经济等层面的逆举,元朝在入主中原后时刻采取提防的心态来对待汉文化,因此元朝统治者规定蒙汉之间不得通婚,看过《倚天屠龙记》的读者们,我还是劝你死了这条心,早点洗洗睡吧!因为张无忌不可能迎娶蒙古族女子,更别谈抱得蒙古上层人物汝阳王的千金赵敏了。

而在元朝你要做想在官场上平步青云,最低的限度就是必须得精通蒙古语,因为,元朝皇帝的汉语基本上说的那是惨不忍睹,作为君临天下的帝王,他们也不大可能用憋足的汉语与你交流,故此,精通蒙古语成为了仕途顺达的关键敲门砖。

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元朝98年的统治时间里,汉人逐渐抛弃了峨冠博带的正统汉服,转而向蒙古人的毛革服饰靠拢,蒙式汉语也在民间泛滥成灾、大行其道。

可以说,蒙古人入主中原取代南宋后,中华文明无论是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等诸多方面发生了深刻的断层,虽然仅仅只有98年的断层时间,不过,这种断层却是致命性的,后来朱元璋创立明朝后以行政强制命令花费了巨大的代价才拨乱反正,但明朝也残留了大量的元朝遗毒,可以说蒙元的入侵于宋于明都是一场巨大的浩劫,这种浩劫既是文化断层的冲突,也是文明风向的不可逆转。

其次,时空的错代感加剧了“恍如隔世”印象。

我们都知道宋朝和明朝都是汉人建立的王朝,而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朝代,两个汉族王朝中间夹杂着一个短命的异族王朝,因此,无论是从地域角度来审视,还是从文化价值方面来考量,抑或从政权的民族主体来分析,元王朝明显有别于宋明两朝。

倘若将明朝置于清朝之后,你会发现从宋到明,期间的跨度长达300多年,这就不会给人带来认知上的时空错代感了,而关键是元朝却恰好夹在宋朝和明朝中间,这样留给后世的感觉就犹如仲夏的某天气温骤降,次日又立刻回温,造成人们气温落差极大的感知。

因此,时空的错代感也加剧了后人的认知感触。

最后,民族感情加剧了这种刻板的印象。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其它55个少数民族共同构成的民族共同体,而根据相关资料统计,2017年以前的汉族占据了大陆民族总人口的90.56%,其它民族加起来也仅仅只占到了9.44%。

汉族人口基数如此庞大,两宋和明朝却有恰好是汉族人建立的王朝,因此在感情认同上,绝大多数汉族人自然对本民族的王朝抱有先天性的亲近感,而对于蒙古人创立的元朝,由于是少数民族政权,汉族人士自然不会有过多的亲近感情,毕竟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审视,蒙元统治者与当时的南宋是死敌,作为汉族人的大众又怎么会将当时的蒙古骑兵视作同类呢?故此,民族情感的寄托又加重了这层疏远关系,留给了人们刻板的久远印象。

当历史的黄沙淹没了一切,华夏民族的舞台始终在各族你方唱罢我登场中角逐轮回,中华文明走过了艰难困苦和灿烂辉煌的不同阶段,但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始终秉持龙的传人的坚强信念,炎黄子孙也在风霜雨雪中砥砺前行,只有万众一心,中华民族方能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历史侦查处


98年真的很久啊,想想98年前,中国还是民国初期,整个国家还很动乱,和今天一比不也是差距很大吗。

还有,考虑到古代人结婚生子比较早,一般15-17差不多连孩子都有了,那么98年的时间至少也可以出来五代人了,五代人的话,想改变一个风俗或者习惯也是绰绰有余了。


宋朝和明朝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政治面貌和社会面貌上。首先宋朝是一个极具人文风情的王朝,因为从仁宗开始,赵氏皇帝越来越软弱,相应的就把国家权力更多的分散给了文官集团,而宋代学风昌盛,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二个百家争鸣时代,儒学派别林立,除了大家所熟知的程朱理学,像大文豪欧阳修、范仲淹,包括王安石都有自己的学说派别。必须要知道的是,宋代包括宋代以前是不存在腐儒的,因为儒生们虽然敬重孔子,却没有对他奉若神明,相反,在宋代,批孔思想非常盛行,打击对《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有着各式各样的解释。所以在这样开放的学风下,宋代的政治得以多元化。


但是元朝取代宋朝之后,蒙元的统治者并不能理解儒学是一种哲学派别这种思想,只是单纯的把它归为一种宗教,而孔子就是这个宗教的神明,方便管控的理学成了儒学的唯一学派。这种举措很成功的将儒学宗教化,虽然没有中国人认为儒家是一种宗教,但是无脑式的拜孔确实是从元朝开始的。而在明代,这一改变被袭承了下去,所以一直到王阳明出现以前,整个大明王朝的学术氛围是非常低迷的。

再者明初因为战火刚刚结束,再加上明太祖的高压政策,整个社会表现出来的景象远没有宋代那样繁荣,也是一直到隆庆时期,明朝的民间商业迅速发展,再加上市井文化的膨胀式发展,明代的城市才开始重现宋代的繁荣。



同样的,明初的政治氛围非常紧张,文官们并没有太大的话语权,朱元璋成功的把权力牢牢地集中在自己手里。大明王朝初期的政府,是一个继承了大元的皇权至上并再上一层楼的高度独裁政府,除了归咎到朱元璋个人的原因以外,还和明初的政策制定者对于宋元制度之间差距的不清楚有关。如果仔细看看明初的政治,它是以唐制为框架,夹杂了很多宋代和元代的东西在里面,因此和宋代的政治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同。


火器工坊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清朝之间只隔了37年,为什么感觉这两个时期就跟两个世界一般?

哈哈,上面的话当然是开玩笑的咯。



看问题应该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

元之前的宋,是中国古典时代的最高峰,政治上名臣倍出,文化上丰富多彩,经济上各行各业蓬勃发展,科技上也是古代中国的最高峰,当然,军事上,哎,一言难尽。

而宋取得的这些成就,被元粗暴的打断了。大元是建立在宋的尸骸上的。这不等同与简单的改朝换代,一朝别另外一个朝代所取代那么简单,是真的踩着一个国家的尸体建立的。

宋亡以后,多少能工巧匠,文人异士远走海外,他们带走了很多三百年以来积攒下来地位宝贵知识,而没有走的,大多是走不了的,或者屈服在蒙元之下,希望能获得机会的人。



元是不太重视中原文化的,对于这些看起来不能吃不能用的东西,他们宁愿多开几个牧场,多放点羊,养些马。

89年看起来不长,但其实也不短,毕竟几乎已经过去三代人了,断了三代的文化,如何又能完好无损的传承下去呢?

很多宝贵的东西不是毁于战火,就是消失匿迹,毕竟那个时代没有互联网,不能把知识分享到网上传承下来。

而且最重要的是,宋人那种勇于创新,文化自信的精神没有了,汉人是第三等人,而南人却是最低等的人,他们没有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再怎么努力也没有什么出头之日,如此局面下,又有几个人能够激情四射地搞诗词文化,搞发明创造的?大家已经麻木地活着,也只是活着而已。



消亡一个国家的文化属性,其实也就是那么几代人的事情,几代之后,国人已经记不清祖先是什么样子的了,你看清代明,不过一百年,汉人们谁又还记得自己原来是不留辫子的,而且在他们的意识中,人生来就应该留辫子的……

应该庆幸,蒙古人没有什么文化的概念,同时也对我们的文化没有什么兴趣,如果他们知道文化的重要性,来个推广蒙语蒙文,或许89年以后的大明,要矫正官话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吧。

以上个人浅见,欢迎大家讨论交流,如果喜欢我的文章,顺手点个赞,关注也是极好的。


文话史


首先,不得不说,我的印象也是这样的,我仔细思考了一下,大概是以下几个原因。

一 宋朝和明朝主要敌人不同

宋朝时期的主要威胁依然是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这一威胁从秦汉时期就存在,延续了上千年。岳飞的诗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则将我们的思绪拉回到千年以前的秦汉时期,与勒石燕然、封狼居胥等历史事件在历史的天空上交相辉映。而到了明朝,主要对手变成了满族,满族日后又建立了清朝,所以很容易把明朝和清朝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我们一般也是把明朝和清朝统称为明清时期。所以,这个中国历史,基本上以元朝为分界点,元之前的宋朝往往与汉唐时代联系在一起,元朝以后则是明清时期,这就造成了两个朝代相差很远的感觉。

二 文学作品给我们造成的印象

我们常说,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在宋朝即宋朝以前,文学作品大都是诗词赋等,这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无疑是很难懂的。但是明清时期的的作品是以小说为主,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四大名著就出自于明清时期,此外,明朝还有《金瓶梅》、三言二拍等通俗小说,里面的描写都很接地气,我们现在的人读起来也是毫无障碍。这样就不自觉的把自己和明清的时间距离拉近了。

三 历史事件给我们的直观感觉

历史,是由一系列事件串成的,如果脱离事件,那么历史只是单纯的、没有意义的时间而已。比如寒武纪、侏罗纪、白垩纪,这几个时代彼此差着几亿年,但在我们直观的印象中,有觉得哪个离我们近,哪个离我们远吗?没有,因为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件,这些时代对我们来说都是久远的不可想象。又比如,秦始皇和刘邦,其实只相差三岁,但给我们感觉是两个时代的人,还有乾隆和华盛顿也是同一个时代的,但我们直观感觉就是华盛顿要离我们更近。明朝时期,整个世界范围内都在向近代转变。一系列具有近代主义色彩的事件在明朝纷纷出现,比如大海航,资本主义萌芽,火枪火炮,传教士等等,这些事件让我们更加直观的觉得明朝离我们很近。

四 明清历史文献的的繁多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修史的习惯,不仅官方修史,一些民间人士也会自发的修史。但是,宋朝以前,由于时间久远,加上出版业没有明清这么发达,很多史料都已经散佚了,而到了明清时期,史料大都保存的比较好,通过这些史料,我们能更加清楚、细致的知道那个时代的社会、人文心理以及一些事件细节,这样就消除了对历史的神秘感,无形中拉近了距离。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看法,希望大家留言评论,一起交流!


一卷青史


宋明两朝,天差地别。甚至可以说是:换了人间。

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战略态势转变;
2.社会心态转变;
3.集权政策的畸形

一、宋明两朝,战略态势从东西对决,转为南北对决。

“战略态势变化,导致宋朝迷茫。”

以宋朝为例,虽然两宋地盘不大,但都是农耕文明的精华地区,加之没有西域那样的广阔边疆需要经营,中央财政的负担较小,可以说非常的富足。但物质财富空前发达的宋王朝,在精神上却陷入了迷茫,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战略态势的变化:

宋兴前,中国的旧格局,沿着西安——洛阳这个轴线运转。

宋灭后,中国的新格局,变成北京——南京这个轴线运转。

北方强大的马背民族,迫使宋朝全面防守。因为宋朝思维还停留在东西轴线上,所以在立国之初,没能更坚决的拿下幽州。但是宋朝又急于总结唐朝灭亡的经验,阉割了国家的尚武精神。如果宋朝能够拿下幽州,再重文轻武,或许华夏文明的格局又不一样。

华夏文明诞生以来,第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被宋朝的精英分子迎头撞上,他们被彻底的撞晕了。终宋一朝,只有两个字迷茫。

“战略态势变化,导致明朝内敛。”

明朝建立时,南北对立局面彻底形成。明朝为了对北用兵,南方的财政就变得空前重要。于是南方获得很大的发展,但是社会发展带来的人口增加,国家的负担变重,又暴露出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使得明朝国力恢复的同时,国家的脆弱性也直线上升。

财政的“鸡蛋”,都在农业一个篮子里,国力越强,国家反而越脆弱。明朝就在小农经济的短板中,逐渐陷入绝境。

二、战略态势的不同,导致宋明社会心态不同。

宋朝心态:富裕守家奴。

宋之后,因为长江流域的开发利用,再加上商业贸易前所未有地发达,使得华夏文明日益精确、富足。宋朝时期,战略态势虽有转移,但不够明朗。对于宋朝精英来说,最好的战略就是:采取守势,静观其变。

在西、北皆有战事的情况下,宋朝安心经营东南,整个社会心态也从唐朝的外向,转为守势。至此宋朝只有守国之法,再无拓土之能。但也不能就此说宋朝弱,毕竟在军事短板的情况下,宋能够熬死辽、金,本就说明了宋朝的强悍实力。

明朝心态:拼命穷三郎。

有人说“得国最正者,唯汉与明”;又有人说“明朝无明君,无名臣,无名將”;其实这两点结合起来就是明朝:拼命三郎+穷。

朱元璋作为农民、和尚,一步一个脚印统一了国家。说好听点叫脚踏实地,其实就是穷到只能拼命。而在无数次的拼命中,朱元璋顺利统一了国家,而老朱家也学习祖先“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最终崇祯拼命失败,身死国消。

而明朝除了只会拼命外,还有穷。明朝之穷,穷在心态,穷在国本。

在没有国际贸易的时代,强调农业是无奈之法。但是有了宋朝国际贸易先例,明朝依旧选择农业。归根到底是老朱家完全的底层出生,对贸易天生不信任。汉高祖虽然也是平民出身,但是外戚属于富豪阶层,所以对商业并无太多排斥。

即使明朝中后期的商业发展,也是政府引导下的买办集团。目的不在于提升社会流通,而在于官僚们敛聚财富。当大航海时代的银元从菲律宾进入中国时,这种畸形的体制尚能持续,可一旦银元出了问题,被养贪的官员,就转而剥削农民。

以小农经济为立国根本的明朝太过脆弱,哪里经得起官僚阶层的剥削呢?

三、战略态势变化,导致社会心态改变,最终导致宋明集权政策畸形

宋朝:让宰相站着。

明朝:宰相是谁?

后记:

跌跌撞撞迷迷糊糊间,华夏走到了现在。


(图片源于网络。)


紫禁的sphere


  

  确实,宋朝的开放与明朝的封闭,宋朝的繁华与明朝的凋敝对比十分鲜明。不过,造成这一切的并非元朝,而是朱元璋。

  作为推翻异族统治的汉族皇帝,朱元璋在如今的网络上颇有市场。不过,在我们承认朱元璋功绩的同时,也要看到他执政期间指定政策,对中国政治的重大影响。

  这个影响有好有坏,有进步有退步,总之来说,倒退居多!

  朱元璋制定的哪些政策,堪称历史的倒退?

  其一、罢黜丞相,加强集权,使得皇权独大,宋朝创立的“君王与士大夫共天下”的良好氛围一斩而断。

  朱元璋继位之后滥杀功臣,以至于“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以恐怖手段统御天下,堪称空前绝后。

  废除宰相之后有诸多不便,于是在明成祖时期又开始设立内阁,辅佐政务。内阁只是皇帝秘书,因此,太监掌权成为必然。宦官专政成为明朝政治腐败的一大毒瘤。

  其二、一改唐宋开放之封,使得中国再度成为保守封闭的社会。

  宋朝时期,百姓户籍管理颇为开放,因此外出经商、游学者比比皆是。宋朝还有不少鼓励经商的优惠政策,对于外来户也有减免税收的种种扶持。

  因此宋朝经济发达,遥遥领先于世界,即便是在南宋偏居一隅,一年收入也在一亿两白银以上。可是明朝,年收入常在七百万两左右,比之宋朝差距实在太大。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朱元璋是流寇出身,登基之后对于流寇防范甚严。他将天下百姓分为民籍、军籍、匠籍等,代代不能变更。真正是老鼠的儿子该打洞,工匠的儿子只能做工匠。

  所有百姓禁制离开户籍所在地,一旦发现官服立刻抓捕。由此一来,开放的唐宋元,没过几年就恢复成了小农经济时代。国家收入基本全靠种田,总收入还能高得了吗?

  其三、思想的禁锢。

  比起户籍的禁锢来说,更要命的是朱元璋加强了思想的禁锢。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下令科举考试只准考察《四书五经》。

  唐朝科举诗词歌赋无不考察,宋朝考察策论,也还有独立的书画算学等等科目。到了明朝,大家只准死读书,读死书,就连写的文字都不准自由发挥,必须字字都有出处,还美其名曰,待圣人立言。

  中国为何会在明清没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思想受禁锢,思想太保守。朱元璋就是始作俑者。南宋朱熹的理学在宋朝只是作为学术研究,在明朝却成为官方道统,对百姓,对儒生,对妇女的种种束缚越越来多,中国社会几乎没有了活力。

  如果说,朱元璋继位后能够延续唐宋元时代的开放政策,继续发展海外贸易,与外国交流,中国就不会错过15世纪、16世纪的全球化运动。那样的话,或许中国就不会有最近百年的落魄。


叶之秋


因为元朝的改变。

元朝虽然仅仅存在了98年,但是它对于汉族文化的摧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虽然我们现在把元朝归为我们古代史中的一环,但是实际上,汉族文化差点被灭绝。

近代史上日本侵占东北,实行去汉化和奴化中国人,仅仅14年,还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就差点摧毁了东北的很多传统文化。元朝98年的高压统治,经历4代人的洗脑,很多文化都被修改了,很多传统也都丢失了。

元朝统一中国之后,实行的是奴隶制,是宋朝封建制的退化,元朝大力实行农牧制度,长江以北大片的土地都被改造成牧场,农耕文明几乎被摧毁,即使是反抗不断的南方,也深受其害,大量宋朝时期兴修的水利运河等等,都被元朝否定。

大宋奉行程朱理学,儒家独尊,地位最高的是士族,读书人的地位远高于武夫。而元朝倒置,读书人收到迫害,极力用兵。导致朝廷和民众的暴力心理都极大的扩张,等到南方爆发大规模反元活动的时候,真的是华夏文明危在旦夕了。

等到朱元璋建立大明,还是有很多习惯延续了下来,读书人的地位不再,一直到大明后期,才有所改变。

所以我们今天看宋和明两朝,确实不像只隔了百年的一脉相承的文化。

就像从天龙八部到笑傲江湖再到倚天屠龙记的感觉一样。

张君宝生于大宋,长于大元,成名于大明。一生历经三朝。之前就见过人争论张三丰到底是哪个朝代的,差点打起来。


装就不用修


党争,是古代政治中的一个常见现象,历朝历代皆有不同程度的党争。它们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孔子有云:“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但历史告诉我们,党争并不是小人的“专利”,君子也会党争。在这一点上,宋代和明代给了我们两种截然不同的“示范”。

宋朝:“废法不废人”

最能说明宋代党争的特点,要属“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

公元1043年,距离北宋开国已近90年,此时已经历过对辽化和西夏数次战争的北宋,国力消耗严重;而且国内也出现了饥民叛乱,可谓“内忧外患”。

此时,名臣范仲淹向当朝皇帝宋仁宗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针对当时制度上的种种弊端,提出改革措施。之后,仁宗据此颁布多条诏令,史称“庆历新政”。

图1 范仲淹(989年-1052年)

由于新政直击许多既得利益者的要害,所以“党争”的种子在一开始就被种下,最终使得庆历新政“无疾而终”。

为推行新政,宋仁宗有意提拔夏竦担任枢密使(全国最高军事长官)。本来夏竦对新政并无多少意见,但同为“改革派”的王拱辰、欧阳修、余靖等人对此坚决反对,最终夏竦未能如愿。就此,夏竦彻底站在了“改革派”的对立面。

随着新政的推进,改革派与反对派的矛盾逐渐公开化,斗争也日趋激烈:先是欧阳修上书指责御史台官“多非其才”;做为反击,监察御史梁坚弹劾与改革派领袖范仲淹关系密切的两位大臣,最终使得范仲淹和御史台长官王拱辰先后辞去官职,以示对同僚的支持。在这之后,党争进一步“升级”:前文提到的夏竦使人篡改书信,诬称改革派官员的行为是“伊、霍之事”。这个“杀人诛心”之举令改革派中坚范仲淹和富弼深感恐惧,二人随即辞去朝中职务,出朝巡边。

持续不断的党争,使得变法无疾而终:仅在新政实施的一年之后(庆历四年),范仲淹就被罢去参知政事(副宰相)之职,富弼也于同日去官,二人均被改任为边抚使,远离朝廷。在这之后不久,改革措施被尽数废除,“庆历新政”就此落幕。

图2 王安石(1021年-1086年)

与“庆历新政”相比,“王安石变法”更具有代表性。

宋神宗熙宁年间的这次变法可谓将“党争”的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朝中几乎所有官员都选择了“站队”,而由于神宗力挺新法,“变法派”一开始便占据上峰。

随着新法的推进,反对派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御史中丞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神宗拒绝答复,前者就自请出朝;知谏院范纯仁上疏攻击王安石变法乱度,神宗未置可否,范纯仁也坚决辞职;元老重臣富弼称病罢相;司马光上书无果,主动要求到洛阳修《资治通鉴》;苏轼、苏辙上书陈说变法之弊,结果苏辙被贬河南,苏轼自请离京出任杭州通判。可以说,反对派的官员无一例外都离开了中枢朝政。

图3 司马光(1019年-1086年)

明朝:“身与名俱灭”

有明一代,“党争”可以说贯穿始终。

在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党争”的苗头已经显现。当时,随朱元璋打天下的人中,以淮西人居多,而朱元璋本身也是淮人,故明朝建立后,这批人大都封公列侯,身居高位。围绕其中的核心人物、韩国公李善长,形成了朝中的淮人官僚集团。

由于身兼功臣和皇帝同乡两重身份,在开国后,李善长任左丞相,位列朝中第一。在他之后,由其同乡胡惟庸继任为相。在他们先后掌权的十几年中,由于淮人集团的排挤,使得非淮人官员很难在朝中立足。如同为朱元璋亲信谋士的刘伯温,因其为浙东人,所以自入朝后就备受打压:刘伯温的才华和功劳在一干功臣中并不算差,但由于淮人官员从中作梗,在封功臣时其只被封为诚意伯,而淮人出身的李善长则被封为韩国公。

图4 胡惟庸(?—1380年)

由于李善长的挑拨,仅仅在洪武四年,刘伯温就告老还乡,自此远离官场。但这还没结束:由于之前朱元璋在向刘伯温征询丞相人选时,后者没有为李善长说好话,由是李善长记恨在心,之后借故革掉了刘的俸禄。经过一连串的打击,刘伯温不久便忧愤成疾,而此时淮人集团的胡惟庸借机派医生为其诊治,但蹊跷的是,刘伯温在此后一个月便病故了。由此可见,即便远离政治,淮人官僚依然不肯放过自己的敌人。

到明代中期的嘉靖、万历二朝,“党争”正式登场。先是嘉靖时,以内阁首辅严嵩为首的“严党”和以内阁成员徐阶、高拱为代表的“清流”之间的争斗:当时严嵩结党营私、大肆贪污,“清流”官员借此不断攻击“严党”。而严嵩也没闲着,他利用权势,先后罗织罪名杀害“清流”领袖夏言、仇鸾。在严嵩掌权的二十余年里,“清流”对其的攻击也从未停止:沈炼、杨继盛等先后上疏弹劾严嵩的罪状,但都未能成功,反遭严嵩陷害致死。

图5 严嵩(1480年-1567年)

明末,“党争”之势达到顶峰。先是在万历皇帝立太子的问题上,浙人出身的“浙党”官员顺从万历的想法,而著名的“东林党”官员上书反对;对此,其他党派又群起攻击“东林党”。由此,在围绕太子人选的问题上,各派官员争斗长达20余年之久。

明熹宗时,“党争”又演化为“内朝”和“外朝”之争。因宦官魏忠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得以参预机要,又提督东厂,能任意罗织罪名、掌握官员生杀大权,故围绕其身边迅速形成了一个集团,东林党人称之为“阉党”。因魏忠贤得熹宗信任,故其在朝廷内外权势滔天、为所欲为,对其趋炎附势者络绎不绝,甚至称其为“九千岁”。见“阉党”专权,败坏朝纲,东林党人开始激烈攻击魏氏一党:左都副御史杨涟上书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被诬下狱,后受尽酷刑惨死狱中;其余东林党人如左光斗、魏大中等也因反对魏氏专权而被下狱折磨致死。至此,“东林党”势力大为受挫,“阉党”遍布朝廷,直到崇祯时才覆灭。

纵观宋、明两朝的党争,前者多为纯政见之争(如变法派和保守派),且斗争结果仅止于罢相、去官(远离中枢);而后者多以官员籍贯划分派别,同乡之间相互抱团,对于非本派者必加以打压、排挤,发展到后来变成“为了争而争”,事事都要攻讦一番,而且相争的结果可谓惨烈:失败者几乎都被处以极刑,死于非命。

图6 魏忠贤(1568年-1627年)

造成这两种不同局面的原因是什么

这就要说到两朝的立国之本了。宋朝堪称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朝代,宋太祖赵匡胤曾立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誓言并刻于碑上。因此,宋代对知识分子(士大夫)及其宽容,只要不是罪大恶极,并不会被施以刑罚。即便是与君主相争,往往也没有性命之虞,最多就是外方到地方,远离朝政。这点从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境遇上体现得最为典型。

而明朝就不同了。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民,对了于吏治的腐败有切身体会。立国后,更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对官员要求极为严苛,稍有贪腐行径就会被处以极刑。而在对待大臣的问题上,他和自己的儿子明成祖朱棣又为后世做了很不好的示范:在处理胡惟庸、蓝玉两位功臣的案子上,受牵连被杀的官员达四万余人;朱棣在方孝孺一案上更是做出了“诛十族”的壮举,连方孝孺的门生、朋友都没有放过,前后共有八百多人被杀。由是,明代的党争几乎都以人身消灭为结局,失败者往往连性命都保不住。

图7 朱元璋(1328年—1398年)

其次是长江流域的开发。北宋时,江南的开发已有规模,经济、文化水平较高,但黄河流域也并未衰落,且由于国都在开封,所以整个南北方的发展比较均衡。这点从北宋一朝名臣的籍贯上可见一斑:范仲淹为苏州人,王安石为江西临川人,寇准为陕西渭南人,韩琦为河南安阳人。

到明代,长江中下游流域已经开发得很成熟,经济和文化水平都盖过了北方;加之南京是开国时的首都,故其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一直不坠。自此,“金榜题名”者几乎无一例外来自于这个区域:如历任首辅的严嵩(江西新余人)、徐阶(今上海松江人)、张居正(湖北荆州人),其中明末影响最大的“东林党”、“浙党”、“昆党”更是集中于苏锡常地区。这使得他们在文化观念上更容易相互认可,进而抱团结党,共同进退。


历史大学堂


历史上两个朝代的中间间隔不长,但是感觉相隔很远的还有很多。比如战国与汉朝相隔仅20年,唐朝与北宋相隔仅54年,在感观上却无法把他们与同一个时代联系在一起。

宋朝的灭亡与明朝的建立,中间其实只有90年,不到97年。而明朝建立前,南方实际上已经脱离于元朝控制了,所以,元朝对宋明两朝的隔离,实际上连90年都不到。

90年左右的时间,在历史上不过是一瞬,但是对于那些身处历史大变革背景之下的朝代而言,不要说90年,就是十年二十年,也是非常长久的时间了,足以改变一个旧王朝的原有风貌。

明朝建立以后,虽然延续了中华正统,恢复了被元朝割裂的众多华夏风貌。但是,由于明朝直接得国于元朝,很多方面还是受元朝影响更大,而与宋朝的差异已经非常明显。

最典型的就是在对王朝的管理方面,始于元朝的行省制,以及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明朝还是摒弃了两宋的做法,而照搬了元朝的经验。在文化界和商业方面,宋朝的时候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而明朝由于皇权的加强,对文人的禁锢与监视加强了宋朝文人的清高与闲适一去不复返;另一方面,由于明朝吸取了元朝灭亡的教训,明朝尤其重视农桑,而重农桑导致的间接结果,就是抑制了商业的发展。这一系列情况,都使明朝与宋朝在各领域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状态,因而看上去差异巨大。

不过,随着明朝统治的持续,到了明朝中后期的时候,明朝的整体局面其实又非常接近宋朝了。到了明朝晚期的时候,明朝直观上的情况和南宋的时候已经没有多大的不同。


苏绽


98年对于朝代来说不算太久

98年对于人来说,也许是一辈子,子孙已延续四代



宋朝和明朝虽然中间只隔了98年,但中间经过了一个朝代的洗礼,元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不但不接受汉化,而且非常排斥汉文化,对汉人严重的打压,人分四等,汉人为最下等的那类,四等人的待遇完全不同,例如:汉人打死蒙古人虽要偿命,蒙古人打死汉人只虽受罚即可,当时社会的职业等级分别为:官、吏、僧、道、医、工、猎、倡、儒、丐十等,儒生的地位还不如娼妓,文化越高,反倒没什么用,在当时说什么都是空话,没多大用途,人家根据不答理你,你就自己折腾吧,元代这些法律,制度对汉人是很不公平的。



宋、明完全不同,大宋和大明都是中华文化发展的顶峰时代,堪称文艺复兴,但大明的汉人文化历史被满清书写的历史给严重污化了。

98年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就拿现在的生活水平来说,又要多少人能活98岁,而且古代,生活条件恶劣、医疗水平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一点小病就有可能要了你的小命,一般能活到60岁就很不容易了,98年在古代可能意味着要经历两代人的丧礼,四代人的香火传承,经过四代人的思想洗礼,文化差异以完全不同,谁又记得谁?


就好比现在的中国,从清朝到新中国成立,也就是那么几十年的事,国人以记不清楚清朝祖先是什么样子,这就是明显的文化差异,常用的东西不以为奇,但如果你换个方向、方法,就不一样了,也许时间不算什么,但如果加文化的差异,则完全不一同,天壤之别,日新月异,看上去相差的距离就很遥远了。

我们应该庆幸的是生在新中国,而不是万恶的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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