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历史上，有蔡元培与胡适之论战，是北大学术著名论战之一。
李敬泽先生是北大高材生，后为文坛少帅，多年前在《红楼梦学刊》发布《〈红楼梦〉的影响之有无》一文，小子不才，弄斧班门，写了些研讨文章，李先生看了说：果然博雅！
今日重新整理，与诸友共欣赏：
思想者：李敬泽
红楼现代传播史与接受史
李敬泽先生道：我们读《红楼梦》，谈《红楼梦》，但是，我们竟没想起来像《红楼梦》那样写小说。现代以来，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创作现象和作品可以明确地见出〈红楼梦〉的影响，“家族史”吗？
中国的小说家们很少在写作的盛年谈论《红楼梦》，《红楼梦》对他们来说无法构成影响的焦虑，倒是成了暮年消遣。
那时我母亲是《红楼梦》的狂热爱好者……我的童年似乎是和《红楼梦》中人特别是凤姐、探春之流共同度过的。
陈斯园对曰：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李先生大意是说红楼对人们潜移默化，而作家没有觉醒。我同意上半句，不同意下半句。
同样，受慈母影响，少读红楼，最爱晴雯，长大后，才知探春之可爱，并非爱其容貌，而是理解了红楼作者讽刺凤姐（例如孝庄皇太后）为潘金莲，赞叹探春是改革家（例如崇祯帝与隆武帝），惋惜晴雯是失败了的抗清派（例如袁崇焕），于是抛弃胡适新红学创立新新红学，做红坛探春与晴雯。
在下奔4之年谈红楼，和奔5的李先生总结的中国作家暮年消遣红楼（刘心武等等）之规律相反，准备读懂以后才准备写小说，如同您所言“像《红楼梦》那样写小说”。
在下不同意的是您说红楼对中国作家影响甚少，可见李先生是文坛少帅，对哲学不热爱，作家也是人们的一部分，红楼影响作家直接与间接都有（红学界则相反，负面影响大，正面影响小，即俞平伯老先生忏悔云：红学愈昌，红楼愈隐！）
且看红楼现代传播史：鲁迅发布红楼“无主题变奏”曲；张恨水的《金粉世家》“承继着《红楼梦》的人情恋爱小说”，是“民国红楼梦”；林语堂回忆写《京华烟云》说：“在此期间，犹有一事可记者，即读《红楼梦》，故后来写作受《红楼》无形中之熏染，犹有痕迹可寻。”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 也着意“家族史”；老舍的《四世同堂》正是“红楼四世”：贾母、贾政、宝玉、贾兰；
台湾高阳推出《红楼梦断》四季歌与《曹雪芹别传》；白先勇迷恋昆曲，其实源于红楼写法：“就‘以戏点题这一手法来说，《游园惊梦》无疑继承了《红楼梦》的传统’。”
身在美国心在汉的张爱玲少女时期就写《摩登红楼梦》，暮年更是“赢得红楼梦魇名”，而一生写作，全是红楼范式的家长里短，无怪乎有人认为：“我们从《金锁记》等张爱玲的小说中，清晰地看到了《红楼梦》的巨大艺术投影。”
间接影响的就更多了：三毛、王蒙、李国文、刘心武、马瑞芳……
但是，我们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东施效颦，画虎不成反类犬，例如巴金的“家春秋”，居然被某些人称为“现代红楼梦”，这不是让巴老难堪吗？
还有人称贾平凹的《废都》是“当代的《红楼梦》”。真是广告语言啊，让“老实人”贾平凹如坐针毡，庄之蝶的确像宝玉，可惜的是，“庄之系列雌蝶”没有黛玉与妙玉的气质，只有“丰乳肥臀”。贾平凹是“天真汉”，喜欢《好了歌》，有趣的是，鲁迅曾做过一首《好东西歌》，是讽刺国民党内部斗争的，这境界就高了，从个人主义升华到了人文主义，鲁迅在《怎么写》中还进一步解释道：“我宁看《红楼梦》，却不愿看新出的《林黛玉日记》。……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
王旭烽女史的《南方有嘉木》里林藕初（林黛玉下凡？）在聪明、漂亮、能干、泼辣和有心机等方面也像王熙凤。可惜王旭烽女史不懂红楼作者讽刺凤姐为潘金莲，作为茶道士看不懂妙玉品茶：骂刘姥姥不是骂劳动人民，而是骂入主中华大观园的“母蝗虫”孝庄皇太后。
中国作家在红楼珠峰前竟折腰，何故？
借用16岁就看到北大红楼的李敬泽先生对当代作家的批评口头禅，那就是“太浮躁、太浮躁”。
还是16岁就名扬天下的才子作家刘绍棠说得更妙：“作为中国作家不看《红楼梦》，写不好小说。发表是可以的，但写出好小说不可能。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圣经’，《红楼梦》可算是中国写小说的‘圣经’。”
观刘先生对红楼的顶礼膜拜，望洋兴叹，可见40年华的曹寅家雪芹无法写出这部百科全书，红楼，乃大学者之大智慧建筑，岂是雕虫小技的聪明过一般人才子所为?
二月河也说他与《红楼梦》的缘分是古印度的阿赖耶识的意识：“我的每一次进步与成功都跟《红楼梦》分不开。”
这正是郑彦英求联:“二月河开凌解放”，陈斯园对曰：“红楼梦问石头记”。
红楼梦在骨子里影响中国作家，但无法理解，何谈超越，看来，20年内问鼎诺贝尔也是奢望！
红楼梦思想性分析
李敬泽先生道：古典说部的大特点就是悲感。《三国演义》、《水浒》到最后，万木飘零，英雄凋尽，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金瓶梅》到最后更是数尸体，世界无可救药地崩坏塌陷。读《红楼梦》，很多人大概是愿意住进去的，但《金瓶梅》的世界就很难令人安居。
《红楼梦》里，“封建势力”的代表贾政……贾政几乎就是一个隐藏着慈爱的旧式中国父亲——无他，曲尽人情而已。
不到中年，不知宝玉之好……贾宝玉所困的是：这一切、这此时、这此生、此身究竟有何意义？
秦可卿房中那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皆文章”，这两句话，中国读者同样深切领会：行于世上，最大的学问不外乎世事人情，洞明与练达皆是“格物”，格物之目的，在致知，也在立身、显明。
陈斯园对曰：中国作家无法超越红楼，首要因素就是“误读红楼”（阎红书名）主题，以为鲁迅先生所言的红楼是“无主题变奏”是不刊之论，其实是一种盲从，因为鲁迅本人就承认看不懂红楼结局，这其实是受到胡适考证红楼作者的误导，以为红楼作者是曹寅家雪芹。
李敬泽先生少年为燕赵人，至今对清史中唯一的棠村乃梁清标（吴梅村密友）视若无睹，难道17世纪的梁清标能为18世纪的曹寅家雪芹作序吗？
当然，对于笔名曹雪芹者，李先生也未必就同意曹学派的“红楼梦作者是曹寅家雪芹”的“马是白马论”。
关于红楼主题绝非仅仅是琼瑶式爱情“悲感”，而是明亡清兴的一曲“挽歌”，也不单纯地“反清”，是对明亡与清兴的文化批判。正面是“情”，反面是“政”；正面是“家”，反面是“国”。正面是“戒妄动风月”的《风月宝鉴》，反面是揭示理治得失的《资治通鉴》。正反两面一“显”一“隐”，作者“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戚蓼生语)，将正反两面演绎均得淋漓尽致。所以红楼有三层，一层看爱情，二层看明亡清兴，三层看悟空！正是：“颜红”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鲁迅先生所言的红楼无主题论，貌似客观的结论，却是对红楼深刻思想性的误判，“降解”了红楼的“药”性！
红楼作者立场坚定而又着眼现实思考，例如吴梅村身在曹营心在汉地仕清，大清定鼎已成大河东流，知其不可为之，但还是要“诗以载道”，批判吴三桂如薛蟠，讴歌袁崇焕如晴雯。
李先生认为秦可卿房中那副对联妙，正是对红楼作者的立场误读，批判聪明的贾雨村之“动”感（脂砚斋批曰：莽操仪容），讴歌纯朴的甄士隐之“静”态，讽刺林红玉之偷情，叹息林黛玉之真情…….
李先生新作《小春秋》，主题似乎是要人做“春秋的老实人和天真汉”，为何自己却欣赏曹雪芹批判的“世事洞明与人情练达”之反语？
李先生从贾政看出红楼作者未必是反封建斗士，但仅是个人感悟，未能从哲学史观上看红楼是否反封建。西方所谓的“封建”本意是指西欧领主庄园制度，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周朝才是我们封建制度的形成时期。从贾政的存周之字，就可以看出，红楼作者非但不是封建制的叛逆，且是要回归周朝的封建制理想国。再说封建伦理的变迁，周朝的遗老孔子有云“周监于二代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论语·八佾》）。
马瑞芳在21世纪的某些省讲坛上用新新人类的语言表达20世纪的落后理论：“贾宝玉是‘叛逆者’，他寻的是封建叛逆者之愁，觅的是和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着干的恨”。
红楼作者也口口声声“我先圣孔子”，还托宝玉之口说：四书以外无书。宝玉还曾有疯狂之举动：“因此祸延古人，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
宝玉是个叛逆者吗 ，我看宝玉，只懂一个字：逃!
红楼作者既然不反朱子，也不反孔子，又何曾反封建？
从明亡清兴批判升华到5000年大批判，可见作者是新儒家。
李敬泽先生也曾在他文中云：前几日看昆曲《牡丹亭》，戏单子上就把杜丽娘尊为反礼教的斗士。反封建、反礼教，这是通行了近百年的信条，我不敢非议。我只是觉得，如此看《牡丹亭》和《红楼梦》，未免是猪八戒吃人参果，吃也吃了，却不知滋味也。
刘梦溪先生在《〈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中云：“《红楼梦》有没有反满思想，是红学一个绝大的问题，至为重要。”
脂砚斋批语中曾引庾子山《哀江南赋序》中的一段话：“孙策……项籍……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叠代，不免故去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
余英时先生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指出:“批者引庾子山《哀江南赋序》‘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之语,并深致感慨,应该是指朝代兴亡而言的。如所测不误,则这段批语就很可能暗示明亡和清兴。”
《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与《吴越春秋》的作者李劼有云：……中国思想史上最具深意的人文三部曲，以奏鸣曲式的结构互相联接，一章终了，一章又起……自《红楼梦》，《“红楼梦”评论》及《柳如是评传》相继问世，始见历史有了别一种讲述。
以往所谓红学研究之所以总是流于肤浅甚至庸俗，我以为一个根本原因在于：贵族精神（人文精神）作为阅读前提的严重阙如。
……我所说的人文精神可以用陈寅恪的话归结为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而王晓明他们所说的那个人文精神却好像是拒绝做生意的意思，摆出一付不与生意人为伍的架势，吓唬一些在辛辛苦苦做生意的人们。其实，人文精神的有无，跟做不做生意是没有很大关系的。商业文明，哪怕是以不公平竞争为特色的商业氛围对独立之思想和自由之人格的影响，都要比我所说的那个文化传统对人心的毒害要小得多得多。
陈斯园举证曰：例如“芭比老实人”来深圳做富豪慈善宣传，可是，大多中国人已经没有这两位的“天真汉”境界，而在赵宋文明时代，司马宰相与安石宰相都是一贫如洗，哪个不是把财富无形中捐献给了社会？难道他俩是一定会“吃亏的老实人”？
对照可见，历史是前进的，这是庸俗的单线思路，同比世界，中国近现代的落后于他国，谁还好意思说自己的50进步，即是单线思路，以为用电脑写作就比沈从文写得又快又好，那是韩寒、郭敬明等80后不读红楼之“堕落”（非黄色贬义）思想。
历史是曲折发展的，这才是马克思主义本来面目，例如黄河十八弯，“毕竟东流去”。
中国文艺复兴，在大宋已经完成，“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张载）的文明精神领先全球，西方文艺复兴,旗帜也是人文精神，却比中国晚了几百年。
中国红学，中国造，何必如胡适外求爱吃鸡大腿的美国和尚（红楼作者讽刺冷香丸乃海上方），国学研究寻根，“中国没有榜样”！
但是，我们也不能对西方人文关怀不予参考。
千年孤独的卡夫卡看似“悲感”，大多小说还是存有暖意的希望，例如<>的K虽然没有成功，但也没有让其如宝玉出家，还让一个老妇人教他最后看书，卡夫卡之意很明白：书中自有城堡，心外无物。
“被社会侮辱与损害”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轫之作就是关注“农民”，也写下如红楼作者忏悔之作《罪与罚》的“索尼娅道路”与心理金瓶梅式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拉思科里涅珂夫之新生，如红楼结局贾家家道复初，甄家还玉阙，平儿被扶正，香菱生子后奔月，一片和谐社会，哪里是“彻头彻尾的悲剧”（王国维语），用宝玉出家来看悲剧，更是不懂入佛进道是个人境界的升华，优秀的古典小说历来如此通过主人公来表现作者的理想状态。退步来看，如果说宝玉出家是贾家的悲剧，那可不是甄家的喜剧，的确，鲜明对照的是甄宝玉中举了，所以红楼还是给人温暖和希望，如鲁迅在坟头上整束花，暗喻革命的未来，而红楼作者对贾家，也是让贾兰中举。
中举也是暗喻，如同开篇聪明之贼贾雨村（脂砚斋批曰：莽操仪容）中举，暗喻大清入关，而三月十九日这黄道吉日，却是大明崇祯如秦可卿自缢在海棠树下。
虽然历史明亡清兴了，作者却画出兰桂齐芳，满汉全席的和谐蓝图。
小说不是复制历史，孟森先生因为董小宛没有入宫就否定红楼与宫廷无关，真是读小说啃得满地牙血，红楼作者就把这野史写进小说，你能耐他何？
都说吴梅村的圆圆曲与清凉寺赞佛不和历史事实，但读此二首，哪里不是历史，那是明亡清兴的心灵史，所以学者不懂文艺却以为现代考据是西方科学，“止增笑耳”。
这正是李敬泽先生所云：“野史之信是起于不信，在这个过程中，野史发展出自身的叙事伦理：那是一个伦理上为真的想象域，在这个区域里，事实并非依据证据，而是直接依据讲述行为自身：面对给定事实的颠覆性讲述中就包含着事实。”
红楼就是一部“说大慌”的昆曲，以家喻国，“姜”你军，“豆”你玩，能解者方懂其中之“血泪”，不仅是琼瑶式的爱情之泪，而是“国破家亡双泪暗……千古兴亡何限错”（洪承畴之流如贾瑞的名字，取材文瑞，文天祥）。
因为红楼作者的思想的复杂性，不是方以智等的抗清，也非洪承畴等的投降，也异于冒襄等的隐居，而是吴梅村等的矛盾心态在明清鼎革之际的反映，所以，红楼一书的成书很早，而地下流传近百年后才正式挂牌“石头记”上市，星火燎原。
李敬泽先生所云“《废都》重新出版一点也不意外，当年《红楼梦》还是禁书呢！”，其实，这是对红学史缺乏细致了解，《红楼梦》，从诞生到目前乃至以后，都未被“全国禁”，而是被大清极少数地方官区域禁刊，当初程高本是武英殿刊印，那可是皇家印刷机构，一看风向对头，第二年就在苏州萃文书店推出红楼梦原本：程乙本！乾隆帝很喜欢，慈禧也视为最爱，并以贾母自居，却不知道贾母的原型是孝庄皇太后，如果知道（被玩弄，却感觉痛并快乐着），打死她都不爱了，肯定要焚书呢，可见这汉人作者狡猾之笔，阴，阴，阴，汉文人之笔，不可不惧啊！
索隐派朝取材说华丽转身
李敬泽先生道：我想说，《红楼梦》是小说，是虚构。它既不是曹家的家史，也不是大清朝的宫廷史或社会史。
很少有人注意到，野史的叙事的说服力建立在怀疑论和相对主义基础上：野史的讲述者关切的与其说是被确认的事实，不如说是被事实所遮蔽的区域，他们认为那个区域肯定是在的，正史告诉我们多少东西，它就同时遗忘和隐藏了更多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可求证的想象、杜撰或虚构获得了一种合法性：当我们相信事实中隐藏着假时，我们也就相信虚构中可能隐藏着真。
《红楼梦》终不能逃脱这个命运：面对这部伟大的虚构作品，我们以永不厌倦的热情，组织起一代又一代的侦缉队，我们必须找出它隐藏的“事”，我们确信存在曹雪芹密码，他在这部恢宏的野史中一定说出了什么，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尽在于此。
陈斯园对曰：李敬泽先生说红楼无家史无国史，好比“红楼处女观”，在下则认为红楼肚子里有孩子：明亡清兴史。这与李敬泽先生以前谈的“纯文学”观也有矛盾：文学从来就是不“纯”的，小说尤其不是。
关于红楼背景与故事，争议无非是清初的顺康时期还是清中的乾嘉时期，我个人认为故事取材秦淮八艳与清宫秘史，时段主选1644年国变到1662年南明灭亡的南明痛史。
前80回按时序小说配历史，后40回从宝玉“二进宫”，还是穿插同段历史，只是小说发展继续进行，那是故事情节发展的艺术需求，小说家理解这点，学者们就一头雾水，大喊矛盾论了，其实这是普通读者读不懂吴梅村《圆圆曲》一样的移步不换形之法，俗语云凌波微步也。
通观红楼人物，站队明显，变节派即投降派是贾雨村、迎春、宝钗、袭人、尤二姐、小红……隐士派是甄士隐、黛玉、妙玉……抗清派是探春、宝琴、晴雯、尤三姐……
明亡清兴里的人物被演绎得活灵活现，例如凤姐取材孝庄皇太后，贾琏取材多尔衮，岂可当普通家庭来看，即是以家目之，作者与脂砚斋也多处暗示人说凤姐如潘金莲，贾琏如西门庆。
卡莱尔有名言云：历史都是假的，除了名字；小说都是真的，除了名字。
教科书说红楼以四大家族为主线，是很表面的定论，其实甄贾两府兴衰交替才是红楼主线（贾府暗示满清从升到降，甄府暗示明朝从降到升），最后甄家胜利，何来“彻头彻尾的悲剧”？那是从人生角度。所以红楼也可以说是胜利剧，贾家的悲剧，1904年开创现代红学的王国维还没有悟出满头白发如晶莹学的年老学者先写贾家欢乐甄家愁，最后反写甄家欢乐贾家愁！
当年30刚出头的胡副博士之“胡说”不可信，27岁的王国维之“点评”就可顶礼膜拜？
当然，历史进程并非如作者所料，可是小说不是记录真实的历史，另外，作为小说作者他有大明遗民的蓝图，预言的对与错，不影响历史，也不影响小说创作。
天马行空，只是比喻，因为天马不存在，但天马取材于马而创造，这是不言自明的，龙也是四不像，取材蛇，显而易见，不取材猪狗，是想当然。
索隐派就是不懂小说的“张冠李戴”之法，于是明珠论一诞生原型说就被否定，曹家论看似持续了几十年，无非是战乱延迟了其自传说的覆灭，“一一对应”的不科学，是人物原型论的“表达自我炸弹”，所以应该从创作规律改为：取材说，不可拘泥认定。
例如我们说宝玉取材顺治，是从宝黛初见是六七岁看出顺治六岁登基盛京七岁登基北京，从文本中间部分里“展眼十三载”看出顺治十三岁亲政，而结局更是从宝玉出家影射顺治闹出家故事，那“哄了老太太十九年”之语，可不是顺治在位十八年写照？
但是，如果拘泥宝玉是顺治，则无法理解宝玉的博爱与文才，因为顺治是不会弄这个的，这一题目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有精彩评论，大意是说黛玉取材柳如是，那“绛芸轩”可不是钱谦益的？还有其红豆馆与红豆诗，都被演绎到了宝玉的“红豆词”里，难道宝玉是钱谦益？
所以，原型说只可比附，体味，不可用逻辑推敲，所谓拈花一笑而已！
大师陈寅恪先生
陈寅恪先生“但开风气不为师”，常在真实历史上止步一笑，而陈斯园则发展为妙玉取材卞玉京、黛玉是董小宛与柳如是等合身等观点，把红楼优秀女儿比附秦淮八艳，但不拘泥对应，从而感悟红楼作者为裙钗立传的本质：千红一哭也！
点评派历来隔靴搔痒，太平闲人等根本不值一评，所以这一领域难有大家出现，王国维先生虽然被认为是现代红学的鼻祖，但其对红楼的认知显然是一鳞半爪，因仅限于哲学与美学领域，个人感悟而已，怎可领袖群雄读红楼？
所谓的考证派，其实是曹学，无证可考的情况下走向了曹家的索隐与点评，严重影响了国学考证的名声。
刘仰先生发明红学规律，有云：《中国古代文学的附会传统》：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说：“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明之小说之宣扬秽德者，人物每有所指，盖籍文字以报夙雠”……而一旦“索隐”走偏方向，就变成“附会”，牵强附会是也……将“红学”定义为“红楼附会学”，所谓的红学研究，十有七八都是牵强附会……。
从索隐、附会、探秘的技术手段来说，它必须有所依托。但是，当今“红楼附会学”所依托的前提，都是站不住脚的假设，源头就是胡适所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继而刘仰先生在他文总结：我们还可以看到对后世“红楼附会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惯例：对所有附会说的推翻，都用历史事实为依据。这种方法看起来不错，但是，其言外之意就是肯定了《红楼梦》确实是真实历史，只不过与哪一段真实历史相符而已，这也成为“红楼附会学”日后泛滥成灾的源头。
回顾红学历史，真的红学升华阶段并非始于20世纪初的蔡胡之争，而是起点于刘陈和谐，“一旦索隐走正方向，就变成科学”（陈斯园修改刘仰语录），考证与索隐本是国学方法，中国新一代学者研究红学前途光明，已经被人走过了曲折，何谈红学覆灭？
目前中国作家无法走进“红楼城堡”，首先要自问“我们失去想象力了吗”？
李洱反思道：“在最近几年，中国作家开始讨论中国小说，或者中国小说的叙事资源问题，中国小说叙述传统，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小说的叙事资源以及中国作家在写作的时候要做出某种怎样的调整，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下做出怎样的调整。在这种情景下中国作家，可以说整个对传统文化的背景知识，当代作家是严重不足的。”
例证就是被高呼为金牌编剧朱苏进居然在非闹剧的《康熙王朝》里闹出“我孝庄”的闹剧，反映了目前很多作家被制片人与导演赶写作进度，面对历史蒙上眼睛瞎写，也“太浮躁”了吧？
阎连科先生的《风雅颂》，让我读不出红楼一样的风雅，看到的依然是《废都》，历史的盲点与国士的大格局观，是两位作家共同的缺陷。阎连科(著名作家)是老实人，也勇敢地承认：“我对历史懂得不多，其实我对历史完全是隔着一堵墙，所以我对历史著作(包括历史小说)看不进去就看不进。”
相反的是，贾雨村（宋代俗语云：村）是红楼作者反面，正面是甄士隐，红楼当时大俗而如今大雅，首先是对城市题材的把握，而中国优秀作家大多不敢进《围城》，反照出四大名著之作者都是以曹善才与都市勾栏说书者自居，哪个是主写农村的？卖炊饼的武大郎都有两层别墅啊！
贾平凹与阎连科二先生乃当代作家的一流人物（目前还没有超一流的作家），未来“看多”，但其历史观限制其发展，修正为“谨慎看多”。
红楼梦艺术性分析
李敬泽先生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是《红楼梦》的总纲。我们至今也未必懂了。中国自有小说以来，没有任何写作者如曹雪芹这般深晓真与假、有与无、事实与虚构之间吊诡缭绕的关系，他无与伦比的原创性成就首先是在此间。
从逻辑上说，石上之书应是石头自撰，那么，我们可以把“作者”等同于石头吗？我们就算知道这是曹雪芹的托马斯·品钦和博尔赫斯式的复杂诡计，但有鉴于此，我们又该在多大程度上相信那份刚刚达成的契约，相信曹雪芹将作品与他的真实生活相互印证的愿望？
我一向认为，《红楼梦》是一部现代主义的小说，贾宝玉的不动堪比加缪的《局外人》，但贾宝玉与局外人不同的是，他于一切有情，没有哪一部小说对此在的世界如此贪恋但又如此彻底地舍弃，这是无限的实，亦是无限的虚。
陈斯园对曰：关于红楼技法，鲁迅与钱钟书先生二先生说是写实主义，注意，这并非我们教科书里所说的现实主义，因为鲁迅早就说过：“红楼一出，所有的传统写法都打破了”，李敬泽先生进而言之为：现代主义，因其更具备表现主义、意识流、荒诞派戏剧等西方现代派手法，特别是其独创的“一人两面法”（宝玉可以看作顺治也可以看作江南文人），所以我借用国画艺术美其名曰：“写意小说”，也就是脂砚斋经常批的：春秋笔法，其实也是黑色幽默大师（例如母蝗虫）黛玉所擅长的“春秋法子”。
如果说前80回是少女之恋，后40回则是少妇的婚姻困局，人生的苦乐与明亡清兴的批判乃至5000文化批判，超脱其间。
书名是《红楼梦》，却不写楼，只是些微地方提到大观楼与天香楼等，这也是主写贾家，暗写甄的手法（明清立场坚定），也是大笔讽刺赵姨娘却略写周姨娘之故（讽刺赵宋特别是宋徽宗的大观，赞扬周朝与周制）……国画之留白法也！
一部《石头记》，其实石头即宝玉“回忆逝水年华”，大观园，不过是荒诞派的昆曲舞台，撮合南京与北京，继而“写意”明亡清兴风云人物如同屈原《思美人》，并非想90后少女，而是怀念楚王。
象征主义的诗意描绘手法而已！如果把美女解读成美女，如何理解10几岁的黛玉就能写出《葬花吟》这样故国血泪之思为主题的“梅村体”？
望文生义的反面教材就是周汝昌的“史湘云即脂砚斋雌性论”，真如90后火星文呢，一时雷倒所有中国人。
宝玉“鱼眼睛”论，不过是把明清鼎革之际的叛变文臣比作赵姨娘、尤二姐之流，恰如您所言“有钱有地位的人找二奶、三奶”，难道这“二奶、三奶”仅是女性？
尤氏四美，变“节”之人也，如同妙玉“失洁”，并非身体受污，而是佛心未净心恋宝玉而已。
无论明清两朝领袖钱谦益之变节还是当今中国教授之为官商的二奶赵姨娘，都不过是“死珠”而已！
再如“冷香丸”，不过是暗喻冷宫，如果了解顺治与董鄂妃与废后的关系，怎不对宝钗与黛玉的“冷暖二丸”会心一笑，即是把红楼看作爱情小说，一冷一热，也是恋爱变幻之常情，可笑学者们居然研究配方，能不被小说家耻笑吗？
不过，作家不研究历史，也会误解红楼的深刻含义，例如李敬泽先生在《小春秋》序言里说：“《红楼梦》里，晴雯撕扇只为听响……”
“千金一笑”典出周幽王为博冰美人褒姒一笑，赏赐千金，点烽火戏诸侯，申侯趁机带犬戎挥师直入镐京,杀了幽王。暗喻顺治为了董鄂妃也将丢去江山，却也反思崇祯滥杀袁崇焕熊廷弼等封疆忠臣，最后自毁长城。
李敬泽先生还有云：在第二十三回，黛玉葬花，所葬的却是桃花，以曹雪芹之惯会有戏文字，或许就是隐指了桃花源也未可知。
红楼第17回：贾政等游至沁芳溪：众人道："再不必拟了，恰恰乎是'武陵源'三个字。"贾政笑道："又落实了，而且陈旧。"众人笑道："不然就用'秦人旧舍'四字也罢了。"宝玉道："这越发过露了。'秦人旧舍'说避乱之意，如何使得？莫若'蓼汀花溆'四字。"贾政听了，更批胡说。
作者否定是用陶渊明《桃花源记》，意在表明此处并非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而是说满清如“暴秦”荼毒生灵，后文也有对照：且说贾妃看了四字，笑道："'花溆'二字便妥，何必'蓼汀'？"元春改题第一个是'蓼汀花溆'，可见这'蓼汀'刺目！出自宋江醉献李师师的《念奴娇》：“想芦叶滩头，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连八九，只等金鸡消息。”
可见“蓼汀花溆”清朝的对立面，江南明王朝也！且看水浒第120回“宋公明神聚蓼儿洼 徽宗帝梦游梁山泊”： “葬于楚州南门外蓼儿深处。军师若想旧日之交情，可到坟茔，亲来看视一遭。”似此真乃死生契合者也。有诗为证：红蓼汀中托梦长，花荣吴用各悲伤。一腔义血元同有，岂忍田横独丧亡？
却说道君皇帝也梦见：双双鸿雁，哀鸣在沙渚矶头……风柳疏疏，如怨妇蹙颦眉黛……
“ 千古 蓼（儿）埋玉地，落花啼鸟总关愁。”
看红楼，想水浒，悲歌都在这一个“蓼”字！可见二书都是反书，而主旨都在诗里！红楼开篇里的“千红一窟（哭）”茶与“万艳同杯（悲）”酒，就是对“蓼”字的登峰造极的发挥！水浒看似反宋朝，实是反元朝，红楼多次写元宵，看似灭元朝，却是咒清朝！
红楼梦作者的“桃花源”，是女儿国，在台湾与海南：“昨夜朱楼梦，今宵水国吟”。用冼夫人建立海国与郑成功割据台湾组合成了真真假假女儿国。
可见，红楼与朱楼，都是大明意向，而青楼，则是清宫意向。
甄英莲三次更名如陈圆圆三次被劫，是如妙玉结局一样“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黛玉焚稿更是代表千红一哭万艳同悲，何止吴梅村笔下的秦淮八艳之飘零？
所以，说《石头记》中国古典文学的结晶是对的，《西游记》在大闹天空后就很重复了，而《石头记》会72变高潮迭起，是一部顺治的“南游记”；《水浒传》人物形神兼备，但大多数是男的，而《石头记》作者“生就灯前儿女诗”，这就是“写作跳水比赛”的高难度选择；《三国演义》命写三国，石头记暗写三国：大顺李自成如冯渊（“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与李渊的组合，大清顺治如宝玉，大明崇祯帝与隆武帝如元春和探春），《石头记》与《金瓶梅》的思想境界相距很大，写法自然也是高胜多筹了！
同比世界，《红楼梦》写法之高超如同英国斯特恩的文字游戏始祖之作《项迪传》，霍夫曼的《胡桃夹子与鼠王》等梦幻组合，司汤达的《红与黑》，自称“做梦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即是比较20世纪的《回忆回忆逝水年华》、《尤利西斯》、《城堡》《等待戈多》、《百年孤独》，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秦可卿的突然“升天”与宝琴的无影无踪也如魔幻现实主义马尔克思笔下的理想人物梅雷黛斯突然人间蒸发！
钱钟书也舍不得把处女唐晓“芙”送给破男方鸿渐，让她去重庆旅游去了，可不是模仿甄英“莲”的奔月结局，呵呵。
艺术是超越时空的，有谁敢说超越老子与庄子？
《红楼梦》，终结了中国传统文学，催生中国现当代文学，面对这座珠峰，中国作家如孙悟空与贾宝玉当初受五指和山折磨一样：痛！
陈斯园最后总结陈词：“不识红楼真面目 只缘身在曹家村”！“蓦然回首，那人却在，明亡清兴里”！ 因此：红楼需要重读！
近百年红学，其实是红外线发展，就是“作者之争”，所以，红坛需要探春改制：结束作者探秘的过去黄花，开创真正文本研究的未来。
曹学也在走修正主义道路，2008年底，红学会抛弃胡适的断部论，开始认同120回一体说，继续把根留住：红楼作者乃曹寅家雪芹。
其实，在吴梅村说、李渔说、洪昇说等强烈冲击波下，“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崩盘曹学无须“自宫”作者论，华丽转身到文本研究：曹家雪芹也可写秦淮八艳与清宫秘史（要之：顺治传），不是闭门造车写百年前的祖先曹寅的“只有两个石头狮子干净”（仅此一句，就可否定曹寅家雪芹的著作权，否则真不是中国人了！）的江宁织造府，而是写宫廷小说。宝玉的怀表，凤姐的钟表，元春的黄袍（明代帝王才穿黄袍，清帝是蓝色），岂是小官曹寅所具备？
红楼作者自认"大舜之正裔"，嘲笑"耶律雄奴"是“野驴子”，大骂"中华之患"是"犬戎"、"犬羊"、"匈奴"，东施效颦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这就是红楼开篇说“葫芦庙”烧街，暗喻大清挥师入关，脂砚斋批“项羽弟子八千……”，后来的群美吃鹿肉，那是"割腥啖膻"，怎么是吃烧烤呢？
这位曹寅家雪芹祖上深受大清的恩典，他因为父辈被抄家而喝粥就成逆子不孝孙了吗？呵呵
笔者陈斯园
PS：深圳作家陈斯园，20年浸淫四大名著（红楼水浒山海经庄子），在今日头条开始做“红水山庄”自媒体，欢迎踢馆，多谢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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