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符号与传媒》总第18期
2019年第一期 第157-168页
心理叙述学中的聚焦观评析
摘要
心理叙述学融合了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相关知识，提出了异于经典叙述学的聚焦观。心理叙述学家鲍特鲁西和迪克森认为，聚焦并不是叙事文本中固有的客观逻辑或抽象，而是读者通过特定的文本特征在头脑中进行的一种心理构建。这种新型的聚焦观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经典叙述学中对聚焦产生的争议和混乱。同时，心理叙述学中的聚焦观强调读者的主体性作用，改变了经典叙述学中读者的被动局面，读者与文本之间建立起了有机的联系机制，是对经典聚焦观的有益补充。但鲍特鲁西和迪克森在阐释这种新型的聚焦观时也凸显出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和问题，本文试图提出一些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建议，以期能为心理叙述学的良性发展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 心理叙述学，聚焦，文本特征，读者建构
Abstract:By combining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with narratology, psychonarratology puts forward a concept of focalisation different from that of classical narratology. According to Bortolussi and Dixon’s psychonarratological theory, focalisation, instead of being an innate objective textual logic or abstraction, should be a kind of mental construction the reader builds with the help of textual features. To some extent, this new type of focalisation solves the controversies and confusion caused by classical narratological focalisation. Meanwhile, to build up an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 reader and narrative text, the concept of focalisation in psychonarratology emphasis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reader’s subjectivity in the reading process, which not only greatly complements but also transcends classical narratological focalisation. However, Bortolussi and Dixon’s concept of focalisation in psychonarratology also shows paradoxes and unsolved problems.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se paradoxes and problems and makes some suggestions t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narratology.
Keywords: psychonarratology, focalisation, textual features, construction of reader
DOI: 10.13760/b.cnki.sam.201901012
作为后经典叙述学的一个分支，心理叙述学是文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的典型。鲍特鲁西和迪克森则是心理叙述学的主要代表。心理叙述学和其它的后经典叙述学分支一样，都将读者与叙事文本的互动过程视为读者解读叙事文本的中心。正如他们所说：“心理叙述学是研究读者在理解和处理叙事文本特征和结构时的心理反应和心理表征”（2003,p. 24）。心理叙述学开创性地以文本实验的方式研究读者是如何通过构建心理表征来理解叙事文本的，为传统主观性和推测性的文学研究争得了“科学”之光。它主要借鉴认知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方法和相关知识来关注读者的心理表征和认知与文本特征之间的关系，并且，在这一过程中重新界定和审视了经典叙述学的主要概念和问题。这不仅弥补了经典叙述学存在的缺陷，同时也与经典叙述学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心理叙述学中的聚焦观就是对经典叙述学聚焦概念的一种大胆质疑。在鲍特鲁西和迪克森的代表作《心理叙述学：文学反应实证研究的基础》中，他们不仅指出了以查特曼为代表的经典叙述学的聚焦观所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性，而且还提出了心理叙述学的聚焦观，是对传统聚焦观的纠正和补充,同时也为叙事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心理叙述学中的聚焦观
从其学术著述可知，鲍特鲁西和迪克森的聚焦观是在对经典叙述学聚焦观的批判基础上提出的。在他们看来，经典叙述学理论中聚焦的“硬伤”主要在于其将叙述者、观看（seeing）等概念视为“叙事文本中的一种客观属性”（2003,p. 190），对叙事文本中的感知信息鲜有关注，且经典叙述学家对聚焦的界定各执一词，一直以来未达成共识。鲍特鲁西和迪克森进一步指出：“经典叙述学聚焦理论的混乱主要在于，一方面未能清晰地区分文本与文本结构描述，另一方面，未能区分读者与读者处理的关系”(2003,p. 168)。可以说，经典叙述学家基本未将读者纳入其对聚焦概念的考察范围里。
经典叙述学中的聚焦在鲍特鲁西和迪克森看来，主要分为两类：最简主义（minimalism）和最大化主义（maximalism），然而，他们认为无论是最简主义还是最大化主义都有偏颇之处，因为最简主义者如巴尔在考察聚焦时几乎忽略了聚焦者的心理因素；而最大化主义者如里蒙·凯南则将认知、情感和意识形态等非常主观的因素都纳入对聚焦的考量中(2002,pp. 80-83)，使得叙事文本的聚焦充满了极强的不稳定性和模糊性。
同时，以查特曼为代表的叙述学家所持的叙述者只能看不能聚焦的观点也存在严重问题，在鲍特鲁西和迪克森看来，查特曼等人的观点主要存在三方面的缺陷：（1）他们主要基于本体论对叙述者和人物进行区分；（2）这种观点陷入了拟人化的谬误（anthropomorphic fallacy）；（3）这样的区分忽视了真实读者的认知运作和阅读习惯(2003,p. 172)。鉴于此，他们指出：“虽然叙述者在本体论上可能与故事世界属于不同的层面，但读者可以把叙述者看成正在书写他/她‘好像’在故事世界里看的过程”(2003,p. 174)。换言之，叙事文本的聚焦或叙述者应存在于读者的心理构建中。在一个叙事文本中，聚焦或叙述者跟其“故事”一样，都是读者根据文本特征所进行的心理构建，因此，聚焦就不可避免地与读者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不仅如此，在鲍特鲁西和迪克森看来，聚焦与叙事文本中的叙述者、文本特征和读者都有紧密的关联。
从上面的论述可知，心理叙述学中的聚焦是读者根据文本特征和结构所进行的一种心理构建。如赫尔曼所说：“叙事视角在我看来应该被理解为心智的映射，或者是再现于文本中的被心智概念化了的场景”(2009,p. 123)。毫无疑问，聚焦与叙述者相关，但心理叙述学中的聚焦则还与读者有着密切的联系。与经典叙述学不同，心理叙述学“并没有把叙述者当成是文本的逻辑或抽象特征，而是把它当做读者头脑中的心理表征”(Bortolussi and Dixon,2003,p. 72)，并且，心理叙述学将读者与叙述者的交流看成聚焦构建的出发点，这与经典叙述学一味强调文本内的语言结构和“语法”形成鲜明对比。同时，心理叙述学中读者对叙述者的构建并不是一种天马行空式的纯主观“幻想”，而是一种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的心理构建，因为读者对叙述者的表征是通过文本特征推测出来的，可以说，心理叙述学中的叙述者是读者与叙事文本特征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读者对叙述者的心理构建又是通过把叙述者视为与自己进行交流的伙伴完成的。这就是心理叙述学把外聚焦的叙述者看成“好像在故事世界里观看其中发生的一切”的原因。
和经典叙述学一样，在心理叙述学理论中，读者构建聚焦和叙述者时，叙事文本的文本特征和结构同样是其主要依据，鲍特鲁西和迪克森认为，叙事文本中那些具有明显感知特征的描述在读者对聚焦进行构建时至关重要。他们总结了三种对聚焦起重要作用的文本特征：描述性参考框架（descriptive reference frame）、位置约束（positional constraints）、感知归属（perceptual attributions）。其实，从其对这三个特征的论述可以看出，三个特征并不是分离的，而是相互影响和关联的，而且，这三个文本特征都与聚焦的感知信息密切相关。
根据鲍特鲁西和迪克森，参考性框架决定着被描述事物的“方向和距离”(2003,p. 182)，即被描述事物与聚焦之间的空间定位，如在一个特定的情景中，当某一事物或人被描述为“远”或“近”时，不一定说明该物或人与聚焦者的聚焦视角，但一定暗示着与聚焦相关的空间位置。这些参考框架主要分为四类：其一为相对参考框架（relative reference frame）；其二为内在参考框架(internal reference frame)；其三为绝对参考框架（absolute reference frame）；其四为外在参考框架（external reference frame）(2003,pp. 182-186)。
在相对参考框架里，所描述的空间“坐标系统通常是由观察者所决定的”(Bortolussi and Dixon,2003,p. 182)。一个相对参考框架通常暗示着一个决定这一参考框架的描述性位置。相对参考框架中的描述性位置是相对于其潜在或显性的感知者或观察者而言的，这些描述性位置会随着潜在或显性的感知者或观察者的位置的变化而变化。正如楚尔（Reuven Tsur）所说：“在文学文本中，当一个叙述者说‘我’或‘这儿’或‘现在’时，这些指示词的内涵取决于叙述者在哪里或什么时候说。”(2003,p. 41)在内在参考框架中，“参考事物的部分或方向决定事物的方向”(Bortolussi and Dixon, 2003,p. 182)或空间位置。而在绝对参考框架中，人或物的方位主要由其所在的环境决定。相反，外在参考框架是由故事世界中的各种轴线决定的，和内在与绝对参考框架一样，外在参考框架并不太受潜在的感知者或观察者影响。或者说，通过后面三种参考框架，并不一定能准确确定相关感知者或观察者的空间位置。
鲍特鲁西和迪克森所论述的第二个文本特征——位置约束——主要是就以上四种参考框架而言的，不同类型的参考框架对感知者的空间位置约束的程度不同。一个叙述文本中，其包含的感知叙述越多、越凸显，则其感知者或观察者受到的空间位置约束就越强。相比较，四种参考框架中，相对参考框架对感知者或观察者的位置约束较强，也较多见，如在句子“The book is on the right.”中，其感知者或观察者必定被限制在距离该书不远的左边某处。而在外在、内在和绝对参考框架中，感知者或观察者所受的约束要少得多，因为在这些参考框架中，只要其所表达的信息能够被感知，感知者或观察者的位置就可能在附近的某个地方，感知者或观察者的空间位置较之相对参考框架则没那么精确和确定。通过这些可以看出，文本中充满感知的描述通常都被理解为感知者的认知，因为读者往往会通过这些感知信息构建一个在被置于特定位置的感知者或观察者的心理表征。实际上，这就如斯托克威尔(Stockwell)所说的认知指示系统（cognitive deixis），他认为，读者对文本中的指示词的理解都是一种心理结构，是读者对叙述者视角的一种指示投射（deixictic projection）(2002,p. 43)。
从心理叙述学角度看，文本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感知叙述，即感知归属，那些既可以归属于叙述者也可以归属于故事世界人物的感知信息就称为感知归属(Bortolussi and Dixon,2003,p. 188)。然而，并非所有感知归属信息都是显性的，有些感知信息通常是隐性的，需要读者根据那些有提示或暗示作用的感知动词自己挖掘，这些感知动词包括：watch,look,feel,see等。如句子“I see him approaching me.”中的“see”一词即是一个明显的感知动词，通过这一感知动词的提示作用，读者可知，此句话中的“I”既是感知信息的拥有者同时也是信息感知者或观察者。除此，在没有感知动词的情况下，读者通过其它暗示同样可以推测出感知者或观察者，如把上句改为“He is approaching me.”后，通过进行时以及句子的含义，读者同样可以推测出“me”是感知信息的拥有者和感知者，因为句中的“他”走向我是通过“我”的视角感知或观察到的。这种感知归属被心理叙述学家称为凸显能力（salient ability）(Bortolussi and Dixon, 2003,p. 189)，即如果文本中的某个人物有感知信息的能力，则这一人物就是感知信息的感知者。在长篇叙事文本中，如果这样的感知提示信息足够多并且始终保持着一致性，文本的叙述者就与特定人物的感知相通或重合，即形成感知通达（perceptual access）。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文本叙述者的聚焦和人物的视角是一致的。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其实叙事文本的这三个特征不仅存在于简短的句子中，而且也是长篇叙事文本的基本文本特征。然而，在长篇叙事文本中，这些参考框架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通常一个叙事文本的参考框架会不断变化，进而使得感知归属变得时隐时现，并且，位置约束同样会不断地变化。而这些变化或转化则是全知叙事聚焦的重要特征，因此，“全知叙事并不像经典叙述学家所说的是通过叙述者无处不在的在场或无限制的空间位置决定的，相反，它是由于无法把叙述者的空间位置以始终保持一致的方式进行定位或约束而形成的”(Bortolussi and Dixon,2003,p. 190)。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心理叙述学中的聚焦主要是读者依据与感知信息紧密联系的三个文本特征构建起来的心理表征。同时，叙事文本中的聚焦与叙述者有着紧密联系，而叙述者又是读者根据文本特征进行的一种心理构建，因此，心理叙述学中的聚焦与读者有着直接的关系。鲍特鲁西和迪克森认为，读者在理解叙事文本的过程中，通常把叙述者假设为与自己正在对话的伙伴，在对话过程中叙述者往往被假设具有四个特征：“对故事世界有足够的认识；在叙述故事时是有目标的；其所讲述的故事都是可靠而理性的；与读者保持一种合作关系。”(2003,p. 192)从这一层面来讲，读者构建聚焦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读者与读者心理构建之后的叙述者进行的“好像式（as if）”对话过程。在他们看来，文本中那些感知突出的描述（perceptually salient descriptions）可以被理解为叙述者对故事世界的感知和认识，并且，它们也是寻找叙述者感知知识的重要线索(2003,pp. 186-188)。因此，即使叙述者不在故事世界中，在构建叙述者和聚焦时，读者依然认为叙述者拥有对故事世界足够的感知知识（perceptual knowledge），跟其在故事世界中时的情况无异。因此，根据上面提到的各种参考框架，读者就能够在脑海中构建出与之相应的感知知识，这些感知知识进而会帮助读者构建起叙事文本的聚焦。
另外，根据鲍特鲁西和迪克森，感知通达会让读者构建一种叙述者-人物关联（character-narrator association）的聚焦表征(2003,p. 193)，即是说，当叙事文本中的大部分感知信息都与其故事世界中的某一人物联系在一起时，读者就会认为叙事文本的叙述者与该人物拥有相同的感知知识，即，该人物与文本叙述者拥有同样的性别、心理、年龄、视角等。通过这样的方式，读者在追踪人物或叙述者的感知知识和叙述视角的时候就会容易得多，对叙述者的心理表征构建也变得简单(2003,p. 193)。事实上，文本中的自由间接引语就是叙述者-人物关联的典型，因为其是直接思维（direct thought）和思维报告（thought report）的混合体，“自由间接引语毫无疑问是人物的意识和话语，但同时又嵌入了叙述者的声音和意识”(Toolan,1988,p. 125)。
综合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心理叙述学中，读者对叙事文本聚焦的构建主要体现在三方面：（1）读者通常会像构建一个会话伙伴那样在自己脑海中构建一个叙述者的表征，并且，赋予该表征感知知识，而这些感知知识与文本的感知显性描述是相对应的；（2）如果文本中存在大量的一致性感知通达描述，读者则会把人物与叙述者相联系起来；（3）叙述者-人物感知关联还会让读者将人物的其它品质如性格、性别、年龄等物理特性联系起来(Bortolussi and Dixon,2003,p. 194)。
二、心理叙述学中聚焦观的问题与不足
跟认知叙述学一样，心理叙述学与经典叙述学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心理叙述学不仅关注文本结构特征及读者在解读文本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而且还关注读者在文本特征的提示作用下构建心理认知的过程。正因为心理叙述学对读者的强调，所以，读者在理解叙事文本时，不像经典叙述学里的读者那样仅仅只是被动地接收文本中已经存在的文本结构和特征，而是在文本特征的提示下主动构建起各种心理表征，即“真实读者从客观的文本特征中所进行的各种建构”(Nilli,2004,p. 306)。经典叙述学由于深受结构主义的桎梏和影响，关注的是文本内部的叙事结构或“语法”。它把文本结构和读者二元化，几乎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尤其在读者对文本的心理认知和构建过程方面几乎没有进行过详细而深入的探讨。心理叙述学强调读者的心理建构，关注读者在文本的提示下所进行的认知和心理构建过程，进而把读者与文本联系了起来，读者由被动变为主动。可以说，读者的主动构建作用是心理叙述学理论的核心。
可以看出，心理叙述学在许多方面弥补了经典叙述学的不足，或者说解决了经典叙述学尚未解决的问题。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心理叙述学中，聚焦不再像经典叙述学那样，是一种被认为存在于文本中的逻辑，相反，它们被视为读者在与文本特征的互动过程中头脑里的心理表征，是一种读者构建。这就摆脱了经典叙述学的封闭性，不仅使叙述学中的读者与文本之间有了交流和互动，而且，从这一互动和交流的过程中还可以窥见读者对叙事文本的心理认知的全过程。读者在理解叙事文本时，叙述者被假设为与读者进行会话交流的合作伙伴。读者通过文本特征，对叙述者进行心理构建和表征，这就解决了经典叙述学中对叙述者位置的争议问题。所以，叙述者在心理叙述学中，兼具主客观性。同时，心理叙述学中的聚焦概念被视为一种读者构建，解决了经典叙述学中最简化主义聚焦观和最大化主义聚焦观之间的纷争。读者在头脑中构建出来的聚焦不是完全主观的想象，而是基于文本特征的推测，既有客观性也有主观性。通过这些分析，不得不说，鲍特鲁西和迪克森的“心理叙述学对叙述学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值得每位对叙述学理论感兴趣的人阅读”(Nilli,2004,p. 315)。
然而，鲍特鲁西和迪克森心理叙述学的聚焦观在解决了经典叙述学的某些问题和局限性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矛盾和问题。首先，聚焦在心理叙述学中是一种读者通过特定文本特征而进行的构建，而且，这里的读者并不是国内学者申丹等在讨论认知叙述学时所说的规约性读者：“认知叙述学以认知科学为根基，一般不考虑读者的意识形态立场，也不考虑不同批评方法对认知的影响。”(申丹，韩加明，王丽亚，2005，p.308)与之相反，他们很关注有血有肉的实际读者：“我们建议走出这种逻辑怪圈(见，Bortolussi and Dixon, 2003,p.168)的最好方式是不应该研究假设的‘理想’读者(hypothetical ‘ideal’ readers)，而应该研究实际的真实读者（actual, real readers），并将研究读者的阅读过程建立在读者如何处理叙事形式的实验证据基础之上。”(2003,pp. 168-169)由于实际读者在个人经验、文学素养、意识形态立场等方面有着很多的差异，在处理文本特征和构建聚焦表征时，就自然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然而，鲍特鲁西和迪克森在阐释他们的聚焦观时却把读者看成了具有一定规约性的读者，这使他们的分析似乎自相矛盾。其实，通过梳理鲍特鲁西和迪克森的心理叙述学理论可以看出，在构建读者观时，他们既强调有血有肉的读者又强调读者对叙事文本的规约性认知和处理，其根本原因在于，鲍特鲁西和迪克森的读者本质上是一种强调“读者群”的概念而非“个体实际读者”的概念，因为同一读者群的成长、教育背景的相似性，所以，在阐释和处理同一叙事文本时所得出的结论与个体读者相比就会有较高的相似度。读者群的划分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交叉性，如某校英语专业的本科生可以构成一个读者群，研究英语文学的中国学者也可构成一个读者群，等等。毫无疑问，通常情况下，即使是在同一读者群内，读者在解读同一叙事文本时，也会得出多元化的结论，但在众多的阐释结论中必定有某个或某些阐释结论是该读者群中大多数读者所共享的。因此，在同一读者群中，多数读者都共享的阐释结论或认知就是鲍特鲁西和迪克森所强调的规约认知。
鉴于此，本文借鉴阐释学理论家斯坦利·费什的“阐释团体”概念，提出“认知团体（cognitive community）”概念来完善鲍特鲁西和迪克森读者观存在的矛盾。和费什的阐释团体概念一样，认知团体应由具有基本相同成长经历、教育背景、意识形态等的读者群形成。并且，由同一读者群构建的认知团体和阐释团体一样是一种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动态团体，个体读者通过自主学习、接受教育、培训等可以属于不同的认知团体或读者群。这样的读者观就解决了个体有血有肉的读者对同一叙事文本阐释时不可避免的过强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进而使读者对叙事文本的认知和处理具有了一定的稳定性和客观性。在认知团体这一概念里，每个读者群内部在解读和认知上都会构成不同的认知团体，因而不同的认知团体对同一叙事文本所作出的阐释和处理就会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此观点本质上讲与叙述学家弗卢德尼克和妞宁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在论述聚焦时，弗卢德尼克直接指出：“聚焦的分类是一种阐释性的（interpretive）概念，而非完全是一种文本的客观分类。换句话说，聚焦与框架（frames）联系紧密，……：讲述框架（telling frame）和行动框架（action frame）可以提供一些聚焦种类，观看框架（viewing frame）则提供截然不同的聚焦类型。”（1996,p. 258）实际上，还应加入体验或经验框架（experiencing frame）和反映框架（reflecting frame），而且，这些框架都基于读者的经验和知识积累存在于读者的头脑中，因此，一个叙事文本的聚焦就是读者头脑中的框架与叙事文本的客观文本特征相互动之后的一种心理构建。同样，在论述叙事文本中的可靠与不可靠性问题时，妞宁也认为，叙事文本的可靠和不可靠叙述应该从文本语言结构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不可靠叙述与其说是叙述者的性格特征，还不如说是读者的阐释策略”(James and Rabinowitz,2005,p. 95)。
其次，鲍特鲁西和迪克森在谈论以查特曼和普林斯为代表的经典叙述学观点——叙述者只能说，不能看，只有人物才能看——时指出，他们的问题在于把叙事文本中的叙述者拟人化了。鲍特鲁西和迪克森认为，叙事文本中的叙述者和人物不应该被视为跟现实中一样的人，而应该是“读者根据文本特征在头脑中进行的一种心理表征”(2003,p. 174)。他们甚至同意奥奈尔（O’Neil）的观点：“聚焦者既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代理，而应该被视为一种‘被选定的焦点’，通过这个焦点被感知的叙事才能在任何时候都得以呈现。”(qtd.in Bortolussi and Dixon，2003,p. 174)然而，他们在分析叙事文本中的叙述者和读者对叙述者或聚焦的构建时，却把叙述者假设为一个与读者进行交流和会话的伙伴。这种假设，跟查特曼的叙述者观一样，同样有拟人化的倾向。
实际上，查特曼和普林斯的聚焦观的缺陷并不在于其将叙述者拟人化，而是将虚构叙事文本中的叙述者和人物完全等同于现实生活中有血有肉的人。因为查特曼等之所以认为叙述者只能说不能看只有人物才能看，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叙述者属于话语层或属于故事之外，而人物则属于故事层，所以，处于话语层或故事之外的叙述者是不可能看到故事世界里发生的一切的，只有处在故事层的人物才能够看到故事世界发生的一切；查特曼和普林斯持这样的看法的另一原因是，他们完全将现实世界中的故事讲述者与虚构叙事文本中的叙述者等同、对应起来。事实上，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因此，虚构叙事文本中的叙述者跟鲍特鲁西和迪克森所说的一样，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生活中的人，而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读者构建。所以，叙事文本中的叙述者即使处在话语层或故事世界之外，读者在解读虚构叙事文本或构建叙述者的心理表征时会假定叙述者能够看到故事世界里的人和事。根据鲍特鲁西和迪克森的论述，读者完全可以依靠叙事文本中的感知信息在构建叙述者心理表征时，赋予叙述者一个相应的感知位置，或者，从可能世界理论的视角来看，如上文所说，读者可以将叙述者假定好像是穿越到故事世界里正在讲述和观看故事世界里发生的一切。本文认为，从鲍特鲁西和迪克森对心理叙述学理论的论述来看，他们将叙述者视为与读者假定式对话的“伙伴（partner）”时，这里的对话不应该看成一种通常意义上的对话，而应该是一种抽象的对话；同样，伙伴（partner）也不应该被视为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而是读者通过叙事文本特征抽象出来的与叙述者相关的知识、态度、感知和信念等的综合体，是一种读者在脑海中构建的抽象的表征。当然，这样的心理表征同样可以具备拟人化的特征，他们也可以跟真人一样，有情感、性别、年龄等。正如国内学者赵毅衡所说，叙述者具有框架和人格的二象性，当其隐身时，就呈现为框架叙述者（第三人称叙述者），当其现身时，就是人格叙述者（第一人称叙述者）（赵毅衡，2014，p. 103）。因此，当叙述者是人格叙述者时，其就可能向读者展现出性别、年龄等因素，很多第一人称叙事文本就是典型。
最后，在分析读者对聚焦的构建时，他们指出，当文本中大部分的感知描述都与故事世界里的人物相关时，读者就会在头脑中构建出一种叙述者-人物的聚焦表征。这时，在读者心中，叙述者和故事世界里的人物不论在感知方面还是视角方面都完全等同，甚至连叙述者的性格、性别、年龄等特征都与人物等同。这虽然是一种寻找文本叙事视角和聚焦的便捷方式，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在叙事文本中，叙述者与故事世界里的人物毕竟不是同一个概念，它们之间必然有许多不同之处。因此，把它们完全等同是有失公允的，也是不合理的。在叙述者-人物关联中，读者可以将叙述者的知识、感知、信念等与相关人物等同起来，但不应该将性别、年龄等因素也等同起来。
三、结语
以鲍特鲁西和迪克森为代表的心理叙述学总结和梳理了经典叙述学中聚焦观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性，并指出，大多经典叙述学家对聚焦产生的混乱主要源于其把叙述者、观看等概念视为一种文本中固有的客观存在；并且，他们在阐释聚焦时几乎忽视了读者的主体性作用，通过与心理学及认知科学结合，鲍特鲁西和迪克森构建了一种心理叙述学聚焦观。在他们看来，文本中的聚焦是读者在文本特征的提示下进行的一种读者构建。这使得聚焦既受文本特征的制约又与读者的主动解读发生联系，很好地解决了经典叙述学中最简主义和最大化主义的聚焦观之间的争议和不合理；同时，也摆脱了经典叙述学把聚焦与读者解读相分离的局面，把读者阅读过程中的真实认知和心理过程还原出来，聚焦也从结构主义的“牢笼”中释放了出来，是对经典叙述学的纠正和补充。但同时，这种聚焦观也存在一些有争议的地方，本文就这些争议提出了相关的意见，希望能为心理叙述学的构建和完善提供些许参考。
引用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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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绍梁，文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叙述学和英美文学。
Author:
Yang Shaoliang, Ph.D., is a lecture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mainly include narratology and English literature.
Email: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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