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世紀克里特德雷魯斯刻在神廟內的銘文，內容如下：
毀滅之神啊。城邦已經決定；當一個人已經做過科斯莫斯，他在十年裡不得再為科斯莫斯。如果他竟然做了科斯莫斯，無論他做出什麼判決，他都應該雙倍受罰，而且還要散失作為官員的權利，只要他還活著，無論他作為科斯莫斯做了什麼都歸於塵土。宣誓者應該是科斯莫斯，達彌奧和城邦二十人。
這段銘文也許是希臘世界最早的法律遺存。在克里特的德雷魯斯，城邦官員需要發誓遵守規定，三類官員都對科斯莫斯的任職期限做出保證。梅格思和利維斯推測科斯莫斯是德雷魯斯的首要行政官，達彌奧是財政監管，而城邦二十人則既可能是民眾會成員，也可能是議事會成員，還可能是議事會本身（後者是他們傾向的選擇）。他們還認為這些官員也許每年都需要就此發誓。
一、“宣誓”在斯巴達的英雄時代就已經產生
據說伯羅奔尼撒在分裂為三個城邦時，斯巴達、阿爾戈斯和邁錫尼國王發誓，他們將按照既定的法律統治，而各城邦的公民發誓，只要國王遵守誓言，他們就不會破壞也不允許別人破壞君主制。當某個城邦的國王虐待平民或平民侵犯國王而破壞了誓言，其他城邦的宣誓者就應當援助守誓者打擊違誓一方。
色諾芬在敘述斯巴達來庫古確立的優良政體時，提到國王和監察官每月要互相發誓。斯巴達雙王發誓“根據城邦法律來統治”，後者代表民眾發誓，如果國王遵守誓言，他們將保證其王權穩固。貝里斯稱國王的誓言為王者宣誓。按照上述說法，這一宣誓在斯巴達的英雄時代就已經產生。
雖然神話並不可確信，但是從柏拉圖信誓旦旦地將其視為無需證明的事實表明，希臘人相信多利安人王者宣誓的遠古性。
二、這種王者宣誓還存在某些其他希臘城邦
普魯塔克在伊庇魯斯王皮洛士生平裡提到國王與民眾的誓言。雖然皮洛士是公元前4世紀末3世紀初的人物，但是這一誓言年代應該要古老的多。國王按照習俗要向宙斯·阿瑞斯祭祀，然後與民眾交換莊重的誓言，國王宣誓依照法律治理國家，民眾宣誓根據法律維護王權。
希臘世界另一個實行王政的重要國家是馬其頓。馬其頓一直處於希臘世界的邊緣，希羅多德的記載表明，公元前5世紀的馬其頓人還要編造與阿爾戈斯的血緣關係才獲得奧林匹亞運動會的准入資格。
但是，在公元前4世紀迅速崛起之後，馬其頓立即成了希臘世界乃至近東和埃及的主宰。類似的王者宣誓肯定存在，但是學者們一般依賴希臘化馬其頓帝國或者古典時代馬其頓鄰邦伊庇魯斯的王者宣誓推測馬其頓早先的宣誓傳統。王者宣誓是一種效忠誓言，但是這種效忠是雙向的，雖然國王毫無疑問地佔據了優勢。
三、宣誓的目的
通過以上雅典各級官員、德雷魯斯官員和希臘世界國王的宣誓可以看出，宣誓都體現了對行使職權的官員的約束，他們沒有絕對的權力，要受到法律和習俗的管束。當然，在民主制度典範的雅典，官員被賦予了更多的約束，公平與正義體現在城邦政治的各個方面；而對於實行王政的城邦，國王顯然佔有優勢地位，因為國王比雅典官員有更多的宗教神聖性，但是出於對王權濫用危險的擔憂，仍然需要宣誓來約束其行為。
單從雅典來說，雅典公職誓言的內容大致是要求當職者遵守法律，照顧城邦和公眾的利益。如果是管理城邦大政和準備議案的議事會成員，便要發誓行事遵守法律，為城邦提出最好的建議。在推行具體法令時，誓言內容還與政治背景相聯繫，根據需要增加某些內容。陪審員主要負責投票決定訴訟案件的結果，他們要依照法律和城邦的利益作出判斷，而不可以徇私偏袒，肆意報復。
在最需要公正的司法審判領域，宣誓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壓制不同團體之間的相互傾軋，這也是陪審員誓言中的詛咒如此嚴厲的原因，違誓者和後代將承受毀滅的詛咒。執政官誓言顯然是出於傳統的沿襲，誓言內容的歷史變化並不大。
在早期，城邦還由貴族把持時，執政官是最有權力的官職，所以賄賂之事在所難免（如赫西俄德詩歌中貪婪的巴西勒斯，他們掌握司法等各項權力），這也是早期執政官宣誓避免收受賄賂的原因；但是，在公元前487年之後，執政官的重要性日漸下降，甚至到亞里士多德時期，在政治上已經不再具有重要作用時，雅典人仍然沿用這一誓言。
其他公職也有類似的宣誓，只要掌握某種公共職責，當職者便要按照公眾所期望的要求發誓，這是一種例行的就職誓言。他們要在神聖領域舉行宣誓儀式，身體觸及聖物，如用手觸祭壇、站在佈滿祭牲碎片的祭壇上和手觸神像，呼喚神明作證。從消極方面說，他們要宣誓不做不公正或違法的事，積極方面則是發誓保護城邦和促進公民集體的福祉。
參考文獻：
王朔《宣誓與古希臘城邦政治》
波默羅伊等《古希臘政治、社會和文化史》
陰元濤《第二次雅典同盟誓約碑銘譯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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