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的農村集體經濟“破零”之後，也出現“長不大”的風險，面臨管理機制不順、質量不高、增長乏力等問題
◇合作總社有“三新”：新組織、全能幹、保兜底
“集體的賬上有錢了，但大都是集體的房子和地。種不出錢也租不出去，沒法帶動村民致富。”一批集體經濟空殼村“破零”之後，又因人財物缺乏，集體經濟“質量不高”，面臨著“長不大”的苦惱：
農村青壯勞動力普遍進城打工，熱心發展村集體經濟的人少；遠離城市的村莊，集體資產難以轉換為經濟收益；2017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施行前，村委會雖代行村集體經濟組織管理集體資產的職能，但不具備法人資格，影響了農村集體經濟發展。
“有集體經濟，無經濟組織。以往村委會參與經營‘名不正言不順’，導致集體經濟多年‘缺環’。”山西興縣縣長劉世慶說，全縣376個行政村中，集體經濟不足萬元的佔80%左右。
《瞭望》新聞週刊記者在山西調研瞭解到，作為呂梁山區的貧困縣，興縣探索“綁起來共同發展”的合作總社模式，打造農村集體經濟“升級版”。
“全村人人持股、人人分紅。”興縣河兒上村村主任杜永軍說，該村成立了興縣首個由村委會牽頭、全體村民自覺參與的農村經濟發展合作總社。
興縣自2016年開始探索重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立農村經濟發展合作總社便是舉措之一。”擔任合作總社理事長的杜永軍說，全體村民自願加入合作總社，全村的集體資產捆綁起來由村委會委託合作總社打理。
目前，興縣已有17個鄉鎮370家登記成立合作總社，還成立了以鄉為單位、11個行政村為成員的鄉級合作總社，覆蓋了全鄉村民、全體貧困戶。
合作總社有“三新”：
一是“新組織”。興縣農經中心主任田曉羽說，合作總社的“身份”是在工商部門登記的農村集體經濟的“法人代表”。受村委會委託管理村集體經濟的同時，代表村民利益參與市場競爭。以河兒上村為例，村集體經濟折算40萬元佔合作總社股份的40%，897名社員出資60萬元佔股60%。
二是“全能幹”。以前各個專業合作社專注發展某一單項產業。在河兒上村，合作總社既建起了37個食用菌大棚，流轉260畝土地種植了中藥材，又承攬了村裡的護村河壩等項目，以及政府的600畝造林工程。
三是“保兜底”。河兒上村第一書記丁志軍說，合作總社具有村集體經濟組織性質，能把全村村民特別是留守老人、婦女等弱勢群體納入進來，解決就業，增加收入。
2018年4月，興縣花子村成立合作總社後，種植起150畝葡萄、櫻桃，吸納了村裡216人參與務工，全年返鄉村民超過100人。
按照合作總社的分配模式，盈利部分的25%作為村集體經濟收入，40%由全體社員按股分配，10%分配給貧困戶，10%作為管理人員績效，剩餘部分為公積金和公益金。2018年，河兒上村經濟發展合作總社給102名社員支付了38.2萬元勞務工資。
合作總社激活了農村發展新動能。一是盤活現有農村閒散資源。康寧鎮黨委書記高俊君說，村裡多是老齡勞動力，農村退耕後普遍平地較少，必須依靠集體帶領，發展高附加值農業。
二是激發村幹部幹事創業熱情。河兒上村集體經濟組織2018年預計收入50萬元，老村支書張補平等管理人員全年績效約7000元。
三是提升外出打工人員返村積極性。花子村村民範平安說，2018年，他在村裡合作總社鋤地、管護蔬菜，幹了兩個多月就掙了七八千元。
四是增強基層農村黨組織的活力。張補平說，現在應到30人的村民代表大會，每次開會都在20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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