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學勤，曾任北京市延慶縣舊縣鎮農村財務服務中心負責人、農經站站長、農村經濟經營管理中心主任，中共黨員，大專文化，案發時44歲。
經查，袁學勤從2008年至2014年2月，在6年多的時間裡，數十次挪用公款2400多萬元歸個人使用或轉借給他人，並從中收受好處費68萬餘元。其間，袁學勤還利用職務之便，貪汙公款12萬餘元。
作為一名基層幹部，袁學勤何以挪用如此鉅額的公款，又是怎樣露出“馬腳”，最終自掘墳墓的呢？
“籬笆扎不緊，狐狸鑽得進”
2008年之前，延慶縣村級資金相對較少，賬上沒什麼錢。但是作為鄉鎮農村財務服務中心的負責人，袁學勤就已經開始盯上公款，只不過那時是小打小鬧、即挪即補，沒有被發現。
2008年之後，隨著國家支農、惠農政策的實施，村集體的資金量越來越大，村級賬戶上的錢也越來越多，習慣了把公款挪來挪去的袁學勤，膽子也越來越大，逐漸開始走向瘋狂。
袁學勤案件中，董某是關鍵人物。董某與袁學勤是老鄉，他屢次找到袁學勤借錢做生意。袁學勤利用自己的職務便利，指使舊縣鎮農村財務服務中心出納，於2009年分三次將290萬元公款劃入董某經營的飯館賬戶，供其經商使用。
生意做完後，董某將袁學勤挪用的290萬元公款全部歸還。袁學勤看到他守信用，於是又在2010年8月和2011年3月分兩次將1000萬元公款劃到董某飯館賬戶。董某得到上述款項後，借給他人用於營利活動。幾個月後，董某又將借款歸還。
2010年的時候，房價一路飆升，董袁二人從中看到了商機，兩人密謀後，袁學勤安排將200萬元公款劃入董某飯館賬戶。之後，兩人在昌平區回龍觀購買了三套房子，其中袁學勤得到兩套。截至案發時，其挪用的公款200萬元，還有120萬元沒有還上。
縱觀袁學勤案，僅挪用到董某一人身上的公款就達1200多萬元，佔到其挪用公款總數的一多半，並且還是連續6次，這個過程中，袁學勤還心安理得地收受了董某奉上的好處費。
數額如此之大、次數如此之多，表明袁學勤已將用於村級發展、農民致富的公款，當成了自傢俬有財產，隨意處置。其目無規矩、膽大妄為可見一斑。
人們常說：“籬笆扎不緊，狐狸鑽得進。”袁學勤案的發生，正是制度上的漏洞給了他可乘之機。
從該案看，延慶縣村級會計委託代理服務工作存在一些問題。比如，村級財務印鑑管理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未按規定分別由多人監管；對賬戶的網上銀行轉賬業務，缺少必要的風險防控措施；聘用的村級會計與鄉鎮農村經管部門的財務權責分工不明晰；財務內控機制幾近失效，會計與出納之間未能發揮相互制衡、相互監督的作用。
編織扭曲夢想，催生錯位人生
袁學勤一直想發大財，很羨慕有錢人的生活，也希望自己的家人能夠過上更體面的生活。有這樣的想法本無可厚非，但“致富”心切的袁學勤，沒有在正道上想辦法，卻打起了公款的主意，走上了違紀違法的不歸路。
袁學勤自命不凡，總以為憑自己的能力在鎮里弄個副鎮長幹不成問題，不料事與願違，2008年的競選失利，徹底打碎了他的當官夢，這讓他十分惱火，甚至揚言：“別看今天鎮裡少了一個副鎮長，不出多久，就要出一個千萬富翁！”
仕途的受挫，讓袁學勤的發財夢變得前所未有的迫切，在他看來，實現夢想，公款是“捷徑”。他多次挪用公款借與他人，在朋友圈內有了“袁百萬”的稱號。身邊的朋友都把他當成“財神爺”，紛紛向他借錢，他的發小辦了一個奶牛場，找他借錢；他的同學搞運輸合作社也找他借錢，他都很“義氣”地挪用公款借給他們，結果借出去的錢有去無回，他的發財夢徹底破滅。
沒有空子鑽，碩鼠現原形
延慶縣有60%的農業人口，加強農村黨風廉政建設是重中之重。黨的十八大以來，延慶縣委、縣紀委針對發現的問題，及時出臺《關於違反農村集體“三資”管理相關規定責任追究辦法》、《延慶縣村級幹部廉潔履職“十嚴禁”》等制度。
特別是在農村財務管理制度方面，延慶縣委不斷完善相關配套制度，陸續出臺《關於進一步規範農村集體資產與財務管理工作意見》等10多項制度，使得農村財務管理越來越嚴格，越來越規範，大大擠壓了“碩鼠”們利用管理漏洞進行違規操作的空間。
正是隨著相關制度的不斷完善和監管力度的不斷加大，袁學勤意識到賬戶虧空這個問題要暴露了。於是他四處託人跑貸款，想要填上600萬元的“大窟窿”。想想自己挪用的公款還沒有補上，過去風光無限的袁學勤，此時心有餘悸、惶惶不可終日，最終作繭自縛，後悔晚矣。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袁學勤的落馬再次表明，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任何試圖鑽制度“空子”的行為，終將自食其果。廣大黨員幹部當警醒。（延紀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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