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盧比是1902年至1958年間廣泛流通於康巴地區的一種地方性銀鑄幣，是我國藏族地區歷史上鑄造、流通的兩種銀鑄幣之一，在我國近代史上發揮過特殊的作用，在中國銀鑄幣中佔有特殊的歷史地位。四川藏洋不僅是研究藏族歷史，也是研究藏漢民族交往史和中外關係史的重要佐證。
四川藏洋產生的原因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史稱“康巴地區”，由於自然、歷史、社會發展等方面的原因，該地區在中國近代史上，形成了一個既不同於內地，又有別於西藏的特殊政治經濟區域—“川邊”。
明朝對整個藏族地區實行分治：在藏、衛地區設烏斯藏都司，康巴地區設朵甘都司，青海等地設五王分地，為後來康巴地區設“川邊”、建“西康”之源。由於近代帝國主義勢力對邊疆地區的凱覦和入侵，歷屆中央政府逐步把這一地區作為對西南邊疆加強統治、推行各種“經邊”政策、抵禦外侮的前哨陣地，使這一地區的政治、經濟呈現各種特殊性。四川藏洋就是這種特殊政治經濟歷史條件下的特殊產物。
一、政治上的原因。清末川藏多事，有識之士以川藏勢危，紛紛上書朝廷，遂有設“川滇邊務大臣”，派趙爾豐在康巴地區推行“改土歸流”之舉。趙爾豐上平康三策；底定三邊，一道同風，此第一策也：改土歸流，康地設省，擴充疆宇，以保西陲，此第二策也；設置西三省總督，藉以杜英人之凱覦，兼制達賴之外附，此第三策也。因此，趙對“邊川”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都作了統籌安排。鑄銀幣，拒英洋，以保證“改土歸流”的經費需要，正是趙爾丰采取的一個重要措施。趙上奏請鼓鑄三二藏元：“竊查西藏幣制，始於乾隆五十九年…自光緒初年，英人由印度鑄造三二銀元，名曰盧比，行銷西藏…去年臣與前督錫良由川省造幣廠仿照盧比，鑄三二銀元，定名藏元，一百萬元運銷關外，以為抵制，商民樂用，…挽回利權，不使外溢。”清廷批示：“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鑄藏洋的政治目的顯而易見。
二、軍事行政上的原因。清朝政府在川邊推行“改土歸流”，趙爾豐在康巴地區大肆用兵，軍事行政費用大增。史載“於是爾豐建議籌邊，錫良以聞，加爾豐侍郎銜，充川滇邊務大臣。…奏陳改設流官、練兵招墾、開礦、修路、通商、興學諸端，清廷議準撥開邊經費一百萬兩。”在這一行動中，首先遇到的是大量零星軍事行政費用的開支問題。這類開支頻繁、額小、量大，而康定以西銅錢不行，用銀不便。為保證大量軍政人員經費供給，鑄當地藏民習用之三二藏元勢在必行。
三、經濟上的原因。康巴，漢唐以來稱為“徼外”，西藏亦稱該地為“邊地”，均含不毛之地之意，歷史上經濟十分落後。但由於東部緊靠川西經濟富庶地區，西連關外廣大藏區，又是歷代中央政府對藏區實行“羈縻”和“經邊”政策的重要前沿陣地，所以，經濟發展後來居上，逐漸成為以康定為中心、邊茶貿易為主線的藏漢經濟並匯的樞紐地帶，農牧業、手工業都得到發展、以邊茶貿易為中心的商貿活動十分活躍。據不完全統計，宣統二年，康巴地區所屬各縣徵收糧稅數為：糧稅13368石，摺合400萬斤，牛馬稅藏洋11519元，金課9500元，鹽稅13000兩。按什一稅計，估計當時全區糧食可達六、七千萬斤。按一頭牛收藏洋一咀計算，徵收牲畜不少於10萬頭（只）。由於糧稅均徵收銀錢，宣統元年按康區各縣徵收糧變價及牛馬稅造冊總數，共計收市平銀36247兩，摺合藏洋113356元，可見需要數量之大。隨著以邊茶為中心的藏漢貿易的發展，對銀洋的需求更為迫切。當時康定折多山以西廣大藏區不使用銅元，“秤銀”以五十兩為單位，分割困難，散碎銀兩識別計量不便，至使印度盧比乘虛而入。然康定區經濟發展所需貨幣量較多，印度盧比數量終究有限，且幣高於值，又有損我國利權，因此，急需一種適應康巴地區經濟發展需要而又為當地樂於使用的銀鑄幣。為此，早在趙爾豐入康之前，打箭爐同知劉廷怒於光緒二十七年左右，經川督奎俊默允，鑄造正面有漢文“爐關”，背面有藏文，以花紋圍繞的銀幣。是為藏洋的前身。
“川邊”建立以來，軍旅浩繁，商貿更盛，為適應經濟貿易發展的需要，趙爾豐不僅奏鼓鑄藏元，為便利流通，還鼓鑄當十銅元出關行使，開康區銅幣流通之始。趙在《鼓鑄當十銅元出關運費請由邊務經費開支片》中奏雲：關外“向無制錢使用，自上年…由四川仿照印度盧比形式鼓鑄，名為藏元，…番民爭相樂用，盧比日見其少。惟向來貿易，均以盧比本位合稱，貧民將盧比一元，剪為四咀，以便零用。查藏元面上鑄有御容，若照盧比剪用，殊屬不合，經臣切實曉諭禁止。…而於貧民小販營生者，稍覺窒礙。臣去年由四川省鼓鑄當十銅元一千萬元，運出關外，俾與藏元相輔而行，人皆稱便”。說明康區經濟發展既需要大量銀鑄主幣，又需大量銅鑄輔幣。
四川藏洋鑄造、流通簡史
藏洋，又名藏元、川卡、藏幣、洋錢、四川盧比，是四川康巴地區歷史上流通的一種地方性銀鑄幣。
鑄造時間：從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到民國33年（1944年），先後在成都、康定等地鑄造。可劃分為五個時期；1.光緒二十八年前後，劉廷恕鑄“爐關”銀幣，當為四川藏洋之始；2.光緒三十年至宣統三年，成都鑄造，含銀九成左右；3.民國3年至5年，成都鑄造，含銀七五成左右；4.民國19年至22年，康定鑄造，含銀七成左右；民國23年至24年康定鑄造，含銀六五成左右；5.民國24年至28年，康定鑄造，含銀不足一成。
藏洋版式：初期為“爐關”幣。後仿印度盧比，大小、重量、式樣與盧比基本相同，唯正面為光緒皇帝頭像代替維多利亞頭像，背面為“四川省造”四個漢字，花紋與盧比相仿。
藏洋麵值：藏洋均未鑄有面值，按大、中、小分為三種，取二進位制：主幣為一元，毛重三錢六分，直徑三十毫米，值銀三錢二分；半元幣毛重一錢八分，直徑二十四毫米，值銀一錢六分；四分之一元幣，即一咀，毛重九分，直徑八十毫米，值銀八分。
藏洋成色：高的含銀90％左右，低的不足10％。成色隨鑄造時間逐步降低。在使用中按含銀高低分為四類：一類藏洋含銀90％左右，二類含銀75％，三類含銀50—60％，以下為四類，稱為紅藏洋，因含銅過多而呈紅色，故名。
藏洋幣值：足色藏洋幣值比較穩定，一般一元一類藏洋＝白銀三錢二分＝大洋四角＝當十銅元44枚＝糧食10斤＝酥油4斤＝茶1.33斤。
流通範圍：主要流通於今甘孜藏族自治州所轄地區，亦有少量流通於西藏、雲南、青海、甘肅、川西北等藏族地區。
流通時間：從1902年到1958年4月1日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委員會發布《關於嚴格管理外國貨物和禁止金銀流通的規定》為止，流通56年之外。停止流通後，由當地人民銀行按雜銀收兌。當時收兌價為：一類一元兌給人民幣三角六分，二類一元兌給人民幣二角七分，三類一元兌給人民幣一角八分。共收兌100萬枚左右。從此結束了四川藏洋的流通曆史。
四川藏洋的十大特點
一、帝王像。四川藏洋正面鑄光緒皇帝頭像，四我國流通的唯一鑄有帝王頭像的銀鑄幣。在盧比入侵時代，與盧比英王像相對立，即象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義，又明確表示清朝兌藏區的統治權。意在顯示王威，維護利權，驅逐盧比，統一藏區幣制。
二、四川造。四川藏洋雖系專為川邊藏區流通所鑄，然未鑄藏文。背面鑄“四川省造”四字，也有特殊含義：其一，當時“川邊”仍由四川代管，未正式升格為省，而鑄幣的發行有一定製度規定，只有行省才能鑄幣；其二，指明為四川省所轄藏區通行之貨幣，與西藏幣相區別；其三，與趙爾豐穩定川邊，鞏固西藏，外拒英人，內固達賴的總策略相呼應。
三、仿盧比。四川藏洋大小、總量、式樣與盧比大體相同。此非崇洋，主要是為了適用，是根據特殊情況採取的特殊辦法。關於這一問題，在楊伯康所著《西藏設廠之過去與將來》一文中說明了原委：“又以康藏人民之積習難改，乃毅然請成都造幣廠代鑄，如盧比形式，其重量亦同，僅易英後像為光緒帝像，仍名為藏洋，即今藏幣是也。”其中“毅然”二字，既道出了此舉為人所難的事實，又表示了“川邊”當政者力排眾議、因地制宜、唯在實用的決心。後來藏洋通行無阻，更證明了此舉的實用性。
四、三二重。四川藏洋一元值銀三錢二分，並採取二進制設幣面，與國內其它銀幣皆不同。當時亦有提出非議者，據趙爾豐雲：有人“勒作三五，此幣不知何人作俑”，“去今兩年爐城藏元滯銷，商人要求三二，弟商許藩司，今年筒改三二，以杜煩言而歸公道”。以上說明，藏洋一元含銀三錢二分雖不合當時幣制，又有人反對，但卻符合當地使用習慣。
五、數量大。在56年的發行流通過程中，估計共鑄造一元幣2550—2750萬枚，半元和一咀幣約25萬枚左右。
六、時間長。前後長達56年之外，僅次於西藏幣，是流通時間最長的少數民族地區鑄幣之一。
七、範圍小。它一直固定地流通在四川康巴地區，僅有少數流通入西藏、甘肅、青海、雲南和川西北等藏族地區，其它地區均不使用，是有特定流通範圍地地方性銀鑄幣。
八、成色雜。四川藏洋堪稱中國銀鑄幣中成色最雜之幣種。雖然各種版式大體相同，但由於細微差別反映出的成色高低卻懸殊甚大。在一類藏洋中有兩種版別：一是光緒帝無衣領頭像，背面四川的“四”字中間是兩點，花紋深細，一是光緒帝有衣領頭像，“四”字上端有一似蝴蝶之圖形；二類藏洋為光緒帝有衣領頭像，“四”字中間為兩點；三類藏洋為光緒帝有領頭像，背陀或頭方，“四”字中間為“兒”形；紅藏洋為光緒帝有領頭像，“四”字中為“八”形，花紋粗糙，顯現銅色。四川藏洋有細微差別的版式不下百種，同為藏洋，因成色高低，價值懸殊，增加了流通識別之困難。
九、加戳記。四川藏洋在流通過程中產生了一種特殊形態的版式，即在低值藏洋上加蓋戳記增值流通。主要是理塘縣長青春科爾寺所為。因理塘縣紅藏洋氾濫，該寺所收進的低成色紅藏洋，用鋼戳打上戳記，以二當三或以三當四強令增值流通，而該寺收債時並不看有無戳記，一律以含銀量計收。
十、“宰口幣”。即“宰口藏洋”。主要是由於輔幣嚴重不足，加之群眾用作裝飾或收藏，只好將一元幣宰為兩個半圓，甚至一分為四，用以流通。有作弊牟利者，宰割時從中抽去一小條，甚至三分之一，只剩兩個小半圓，也充半元使用。
四川藏洋的歷史作用
一、驅逐印度盧比，維護祖國統一。18、19世紀，英帝國主義利用其殖民地印度，從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個方面加緊了對我國西藏地區的侵略活動。在經濟上，免稅傾銷商品，以印度盧比低價搜刮西藏物產資源，嚴重損害我國利益。由於印度盧比鑄造精良，含銀量高，很快佔領了西藏貨幣市場，進而東侵康巴等地，最後發展到西藏地方海關也以印度盧比計算進出口的價值。而西藏藏幣，由於質差色低，無法與之抗衡。趙爾豐仿印度盧比鼓鑄三二藏元，便民交換，以抵制盧比，決策正確，方法得當，順應了抗英愛國的形式。加上鑄造精細。含銀量高，並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很快行銷康巴全境，受到廣大商民歡迎，乃至交易往來，非藏洋不行，人們爭相使用，有時一元竟值三錢八、九分。從此“盧比受到抵制，而漸絕於康藏矣”。由於各種原因，趙爾豐未能實現其當“西三者”王的美夢，四川藏洋也未能行銷藏、衛地區，但在這場貨幣之戰中，四川藏洋終於戰勝了印度盧比，將其驅逐出康巴地區，從而佔領了整個康巴地區的貨幣市場，維護了我國的利權，鞏固了祖國的統一。這一光輝業績將永遠載入中國和世界貨幣的史冊。
二、保證軍政開支，推動改土歸流。川邊“改土歸流”，大批軍政人員湧入康區，軍需民用開支極大。當時康區尚無統一貨幣，制錢不能通行，使用銀兩不便，鑄造發行藏民能接受的三二藏元是當務之急。此時，四川藏洋至少發揮了以下作用：1.保證了軍政人員的薪餉和軍政費用，有力地支持了趙爾豐的軍事行動和“改土歸流”廣泛推行；2.保證烏拉差役等費用開支，調動了藏民支援進軍的積極性；3.用於購買民間物資，便民交易，振興農工商業，減少了藏民對“改土歸流”成功的一項至關重要的經濟措施。
三、統一康區幣制，促進經濟發展。“改土歸流”前，康區生產低下，交換原始，經濟十分落後。四川藏洋的鑄造發行，第一次在康區建立了正規幣制，初步統一了康區貨幣市場，為發展生產，方便貿易，創造了一個較好的貨幣環境。加上其他一系列改革措施，促進了康區生產、交換和整個經濟的發展。從此，康區貿易往來用藏洋，糧錢稅收用藏洋，收支債務用藏洋，對誘發和增強康巴地區各族人民的商品貨幣觀念起了重要作用，並對後來康巴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當然，我們應該看到，四川藏洋是封建統治階級發行的貨幣，實質上是壓迫剝削各族人民的工具。特別到了後來，軍閥亂鑄，摻雜作假，低進高出，人民深受其害。但是，四川藏洋的客觀歷史功績仍是主要的。作為一種流通範圍有限的地方性銀鑄幣，能在我國近代史上發揮以上特殊作用，實屬罕見。
綜上所述，四川藏洋是在中國近代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在特殊地區，因特殊需要，採取特殊幣制鑄造、發行、流通於康巴地區的一種少數民族地區銀鑄幣。其歷史地位堪與西藏幣並列，是研究藏族經濟貨幣史、藏漢交往史和中外關係史以及少數民族貨幣史、錢幣史的重要幣種之一，值得認真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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