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中，我們經常可以見到一種現象，就是公共資源被人無底線的濫用和損毀。最典型的就是前些年那些貪圖小便宜的大媽。
當時，政府修建了很多公共廁所，裡面都配有公用衛生紙，一些老人貪圖便宜，往往抽取過量的衛生紙甚至將其直接帶走。這種濫用公共資源的行為使得政府被迫取消了公用廁紙，以至於以後使用者不得不自己帶紙。所有人都因為某些人的自利行為而被迫承擔損失，老人的個人利益最大化導致了集體利益的損害。
（現在很多公廁因為一些人的惡劣行為都不配紙了）
很多人斥責老人的品行，認為是過去的貧窮讓他們貪圖小便宜，甚至有人將其歸結為“中國人的劣根性”，從科學的角度，這顯然是沒有道理的。因個人利益最大化而損害公共利益的“公地悲劇”在不同時代不同國家都在反覆上演，生活水平提高並不能杜絕公地悲劇，最多隻能提高侵害公共利益的“標準”。
如何解決公地悲劇，防止人們的自利行為損害公共利益，一直是經濟學家和政府為之努力的目標。這是一場制度和人性的較量。
一、公地悲劇：自利行為與作繭自縛
公地悲劇是經濟學中一個經典的命題，他描述的是在一片公用的牧場上，所有的牧民都爭相放養更多的牛，以保證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由於公地上牛的總量太大，遠遠超過了草場的承載能力，最終導致草場沙化，所有的牧民都無法放牛了，都賠的血本無歸。這個案例旨在告訴人們每個人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行為最終只會導致集體行為的喪失。
在現代，這種案例都不少見，在漁場，如果政府不加控制，那麼馬上貪得無厭漁民們就會把魚全部打光，連幼魚和懷孕的母魚都打掉，以至於整片海域的魚絕種，最終的結果就是大家都打不到魚了。
在市場中，如果政府不加規範，那麼所有人都會進行投機和欺詐，最終的結果就是市場紊亂，所有人都坑蒙拐騙，進而劣幣驅逐良幣。盜版成風、抄襲成風，欠債不還，虛假信息等都會損害市場的效率，非洲中東東南亞的發展中國家無法遏制這些現象，從而造成低市場發育度。
在一些農村地區，也會發現這種現象，村民們將自己的屋子院子收拾的乾乾淨淨，卻在村裡的公用地上亂扔垃圾，弄得整個村莊臭氣熏天，衛生極差。這樣的村莊想要依靠農家樂等旅遊產業致富顯然不可能。
因此，要想維護公共利益，建設現代化的國家，就必須要遏制公地悲劇，我們無法改變人性，但我們同樣可以利用人性來降低人性導致的惡。
二、方法一：公共資源私有化，利用人的自利
經濟學家針對公地悲劇提出了很多有趣的理論，其中第一點就是全盤私有化，將原本的公共資源、公共物品私有化，利用人的自利行為來保護公共資源，典型案例就是非洲坦桑尼亞的自然保護區。
當時坦桑尼亞偷獵猖獗，經常有偷獵者進入保護區殺害大象等保護動物，使得這些種群的生存受到了極大威脅，政府為了阻止偷獵者使出了渾身解數，但是不僅花銷甚大，而且作用乏善可陳。
最終，政府決定將保護區包給私人，問題立即得到了解決，雖然保護區的主人也會殺害一些大象利用象牙來賺錢，但是由於大象成了他的私人財產，他為了長期獲利就不能將其趕盡殺絕，他必須要考慮長遠利益，因此他在殺害一些老象的同時盡力保護母象和小象，以確保他們的數量越來越多，這直接意味著自己的財產增加。
與此同時，他還積極的對付偷獵者，由於事關他自己的財產，保護區主人往往絞盡腦汁，防禦森嚴，其工作效率遠高於政府公務員（坦桑尼亞政府無能而腐敗，這種差距更為明顯）。最終的結果是偷獵者數量大為減少，保護區的大象還增多了，保護大象的目的居然以這樣一種方式達到了。
這一政策可謂十分巧妙，要知道如今世界上種群數量最多的哺乳動物就是牛羊豬這些家畜，而之所以數量多是因為他們成了一些人的私有財產，主人依靠他們獲利，自然希望他們總數越來越多，在坦桑尼亞，大象成了家畜，自然可以存續繁衍。
私有化確實在坦桑尼亞解決了公共資源被損害的問題，但是並不是所有的問題都可以用私有化解決，如果道路被私有化，有人在其設立關卡收取高額費用，無疑會降低效率；如果學校醫院全盤私有化，那麼無疑很多人將看不起病，上不起學；因此，私有化只能解決一部分問題，但並不適用於所有問題。
三、方法二：僱傭監管者，引入第三方
另一種方法就是僱傭監管者，奧斯特羅姆在《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中就提到，瑞士的託拜爾，日本的一些村莊就通過僱傭第三方的監管者來確保公共資源不被濫用，他們特地從村裡選出一些人作為監管者，監督公共資源的使用，如果有人違反會受到很大懲罰，同時罰金的一半將歸監管者所有。
設立監管者確實是好辦法，但是這些村莊的案例只適合村子內部的熟人社會，不適合推廣至整個國家，國家級的監管還是要靠政府，但是政府監管面臨一個很大問題，就是官員並沒有動機去監管，這是如今食品衛生問題，疫苗問題、環保問題如此猖獗的原因。
但是能否仿照那些村莊給監管官員予以獎勵呢？實踐證明不行，因為一旦將其確立為指標並進行獎勵，就會出現釣魚執法的問題，到時各種冤假錯案和敲詐就會降臨下來，會引發更多的問題，所以依靠政府解決，目前來看，也僅是差強人意。
四、方法三：恥感文化與社會壓力
其實，最能解決這個問題的不是私有化，也不是政府，而是整個社會的壓力，如果一個人損害公共利益，破壞公共資源，整個社會都會投之以敵意，讓其寸步難行，那麼，這種以私廢公的現象將會極大被遏制，甚至絕跡。
典型代表就是日本，一旦你犯了觸及大家觀念的行為，那麼整個社會都將孤立你，對你進行冷暴力，從而使得犯事者不得不自殺。《菊與刀》中特地提到了這種恥感文化對於日本公共秩序的作用。
而在歐美國家，這種觀念和共識同樣強大，在美國，很多違法行為並非由警察發現，而多是公民舉報獲得，很多華人偷偷將小孩獨自放在家裡（美國法律不允許12歲以上兒童單獨在家）之所以被警察抓獲不是因為警察發現其行為，而是其鄰居將其舉報。在這種強大的公民舉報系統下，你幾乎很難損害公共利益而不受損。
這種道德凝聚下的共識才是最強大的力量，相比之下，政府的監管耗費大量財力，還無法將其根治。因此，形成強大的公民文化以及全社會對於此等行為的譴責，絕對是威力無窮的監督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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