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與日本的外交關係是渤海對外關係中較為重要的部分，渤海與日本的外交關係持續了近200年（727年一919年），在這期間，渤海有記錄的正式聘日多達次，日本回訪次，雙方交流可謂頻繁。特別是在渤海前期與日本的外交活動中，渤海共出使日本12次，而日本回訪9次，佔據日本回訪渤海總數的三分之二，可以說渤海前期是日本與渤海交往最為積極的一個時期。
渤海與日本的外交關係是在大武藝王在位時期確立起來的，而從渤日建交的歷史背景來看，雙方外交關係的建立具有歷史的必然性。一方面，渤海在大武藝時期與唐王朝的關係緊張，同時又與新羅處於對峙狀態，因此在外交上陷入了困境，為了擺脫外交上的困境，不得不尋找新的外交途徑，而日本恰恰就是渤海需要的外交夥伴；另一方面，日本也希望通過與渤海建立外交關係，間接獲取唐朝方面的信息以及達到共同牽制新羅的目的。
726年，渤海因在黑水都督府和“大門藝事件”等問題上與唐朝產生了一些矛盾，渤唐關係開始變得緊張起來，不但如此，渤海還在南面與新羅對峙，在北面保持著與黑水的緊張關係，一時間，渤海陷入到了一個外交困境中。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渤海大武藝王於727年派遣寧遠將軍高仁（義）等二十四人出使日本，同時帶去了渤海郡王致日本天皇的國書，兩國正式的外交關係由此開始。
渤海與日本建立外交關係有著其必然的歷史條件。渤海對日本交往的歷史條件主要可以分為：文化條件、經濟條件和技術條件和最重要的政治條件。
渤海和日本的核心文化都是受到唐朝文化的直接或間接影響而形成的，它們有很多共通之處，比如都使用漢字等。這些共通之處是促成渤日建交的有利因素，同時也是連接渤海與日本外交活動的橋樑，比如音樂和詩歌等文化交流，不僅促進了渤日文化的發展，同時也有利於唐文化的發展和傳播。
經濟條件則是渤日建交的物質基礎。由於雙方所處的地理位置和經濟發展水平不同，所盛產的物產也不盡相同。渤海盛產的物產主要有：“太白山之兔，南海之昆布，柵城之豉，扶余之鹿，陌頡之豕；顯州之布，沃州之錦，龍州之綢，位城之鐵，盧城之稻，湄沱湖之鯽。”而從日本給渤海的贈禮來看，多以絹、絲、綿、黃金、水銀、金漆、海石榴油、水精念珠、檳榔扇等為主。物產的不同則是雙方貿易的基礎。同時由於唐朝嚴令邊疆地區與諸藩互市，以及渤海與新羅的對峙關係，渤海無法從這兩個渠道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此時與日本的貿易就變得十分必要了。
技術條件則是指渤海擁有先進的造船和航海技術，這也是渤日建交的必要條件。兩國隔海相望，如想進行正常的外交活動，其必要的前提條件就是先進的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渤海前期與日本的正式外交活動共12次，其中在聘日途中遭遇風浪，船毀人亡的情況只有2次，分別是739年胥要德出使日本和776年史都蒙出使日本，而人數規模超過300人的有2次，分別是771年壹萬福等325人和779年高泮弼等359人，另外還有一次非正式的渤海及鐵利1100人到日本，而這三次都平安到達，可見勸海方面的航海技術已十分先進。而壹萬福出使日本時，出動了17艘船，如此大規模的船隊，能夠平安抵達日本也從另一方面表明渤海的造船技術也十分先進，這些先進的造船和航海技術，為兩國建交提供了交通條件。
渤海大武藝“斥大土宇，東北諸夷畏臣之”，產生恐慌的不僅僅是靺鞨諸部，同時也引起了唐朝的高度重視，唐在黑水靺鞨境內設置黑水軍和黑水都督府，其目的就是為了限渤勸海的進一步擴張，加之渤海一直以來與新羅的對峙關係，渤海在唐東北地區陷入了外交困境，急需一個可以軍事結援的“戰略伙伴 ”，而日本恰恰符合渤海的這一政治需求，因此大武藝在首次聘日的國書中才用“親仁結援”這樣的詞彙。
非但渤海方面積極與日本建立外交關係，日本方面也不是被動接受的，雙方可謂一拍即合，日本方面對於渤日外交關係的建立也有其必要的歷史條件。
首先，日本希望通過渤海“來朝”，提高自己在東北亞地區的國際地位和政治影響力。日本經歷了聖德太子改革和大化改新以後，國力增強，在對外關係上開始謀求與唐朝的對等外交，不但出使唐朝不帶國書，而且唐朝皇帝給日本的詔書也一律略而不錄，以此來提高天皇在國內的地位和尊嚴。渤海首次聘日，態度謙恭，正合日本提高國際地位的需求，因此受到了日本方面的熱烈歡迎，並將“渤海信物”奉於諸國名神社，可見日本對渤日外交關係的建立十分重視。
其次，聯合渤海，牽制新羅。牽制新羅並非渤海或日本單方面的政治需求，而是雙方共同的政治需求。663年，日本曾在白村江戰役中慘敗，急需一個“戰略伙伴”在新羅背後進行牽制活動。731年，渤海大武藝首次聘日4年後，日本利用渤海與唐及新羅的矛盾，發動300只戰船襲擊新羅東部，正是日本聯合渤海，牽制新羅戰略的體現。
再次，通過與渤海建立外交關係，幵闢新的朝唐路線。日本在中國盛唐時期，為了學習唐文化，經常派遣遣唐使、學問僧和留學生到長安，以往日本與新羅關係尚好時，可從朝鮮半島進入唐朝，但是自7世紀末以來，日本與新羅的關係逐漸惡化，日本遣使來唐不得不尋找新的途徑。渤日外交關係建立後，日本派遣唐朝的使臣可以經由渤海入唐，不必再走十分危險南路，大大方便了日本入唐活動，也間接促進了日唐之間的外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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