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细节解密》系列正在继续，本期第八十七回！
最近咱们的水浒细节解密，大锤一直在跟列位读者听友，聊古典小说《水浒传》中出现名字却没有在具体情境中登场的人物。上一期咱们聊的是宋元话本戏剧中北宋仁宗朝浓墨重彩的一文一武，这就是民间传说中的文曲星包拯和武曲星狄青。
本期大锤要说的，是跟这文武二杰并肩的，甚至地位还要高出他们的，北宋一朝的最著名的文臣之一，同时也是古代读书人视为楷模之一的千古名臣，这就是北宋著名文臣，范仲淹。
我们后世所熟悉的范仲淹，就是那个在《岳阳楼记》中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千古名句的范仲淹。大锤之所以评价说，范仲淹是北宋一朝最著名的文臣之一，这个主要参考有两项，一个就是后世的评价，这方面范仲淹的评价极高，《宋史》里面评论说，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而范仲淹当之无愧。
尤其提到，范仲淹重视读书人的名节风骨，当时读书人的“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的风气，乃至当时整个士大夫阶层崇尚风度节，就是起始于范仲淹的提倡。”有宋一代对范仲淹的评价一直都是非常高规格的，后来的北宋名臣王安石干脆称范仲淹是自己的“一世之师”。
另一个参考点，就是从大臣死后的谥号谥法来看，范仲淹谥号文正，按照北宋司马光的说法，这个谥号是封建王朝时代文臣去世后的顶级待遇，正所谓“谥之至美，无以复加”。
就是这么一个大有来头的千古读书人典范，在《水浒传》里也出现过一回，这就是全书开头，说在梁山好汉活动之前的北宋仁宗朝嘉佑三年，瘟疫横行，这时候宰相范仲淹就向皇帝奏报说，要请道教法力高强的张天师来汴梁城修设三千六百个罗天大醮[jiào]，用法术的方式来对抗瘟疫。这才引出了仁宗皇帝派遣洪太尉上龙虎山，无意中放出了山中锁镇的108魔星，而正是这下凡到人间的108魔星，最终变成了梁山好汉的36天罡72地煞。
也就是说，按照《水浒传》的这种设置，梁山好汉们的来到人间，其直接推动者就是北宋名臣范仲淹。应该说，作者施耐庵安排这么大有来头的一位名臣来充当水浒好汉来到人间的钥匙，目的大约也是希望借用范仲淹的名气来为梁山好汉增色的。
但是，通过后世学者的研究看来，《水浒传》这个情节的安排，实际是错误的，首先从时间来说，历史上的范仲淹，病逝于公元1052年，而《水浒传》描绘的范仲淹出主意去找张天师来做法这事情，发生在仁宗朝的嘉佑三年，也就是公元1058年。这时候范仲淹已经去世六年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他出来上奏的。
而且，《水浒传》这段情节，更大的错误在于，没有匹配范仲淹一生的做人做事准则。范仲淹一生之所以成为后世楷模，很大程度源于他遵循儒家治世的精神。简单来说，在范仲淹那里，苍生的分量，要比鬼神的分量重得多的多，历史上的范仲淹是不太可能在面对瘟疫横行的时候，给皇帝出主意说咱们去找道士做法吧。
这里大锤需要解释一下，《水浒传》的这一处情节错误，实际上也是一个见证，它见证了宋元时期范仲淹在文学艺术小说等领域中形象沉浮的历史过程。
这里大锤要继续借用另外一个历史名臣来作为对比，那就是包拯，后世公案小说戏剧中的包青天。结合历史事迹和后人评价，我们可以说，对比后世文学艺术作品中赫赫有名的包青天，范仲淹的历史地位和名气其实在历史上和儒家圈子里要更大。
但是，通过《水浒传》称呼包拯为文曲星的说法，以及对范仲淹这一处客串情节的处理，我们就能够发现，在宋元时期，包拯的青天形象是不断上升的，而范仲淹虽然在儒家官学那里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但是在民间，他在这个时期的艺术形象和地位是不断下降的。
这个主要原因倒不是说后世的文学戏剧话本之类的作者看不上范仲淹，而是作为儒家读书人倡导的楷模，范仲淹的接受人群，跟小说话本等俗文学所针对的人群，这两个群体并不是同一群人。
在俗文学那里，在小说、戏剧、话本中，需要的是更激烈的表达、更鲜明的性格和更曲折的情节，而历史上的范仲淹，其性格、故事更符合儒家的标准，但是却都不太具有这种戏剧化改编的基础。
也就是说，在宋元乃至到明清的俗文学发展过程中，读者观众们更愿意看的是包拯动不动就把犯法的皇亲国戚处决，而不是范仲淹这种基本针对读书人阶层的做人治学榜样。
从这个角度来说，主要是范仲淹有点曲高和寡，不太适应民间的俗文学。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水浒传》只是想借用范仲淹的名气，同时又对他的治世主张并没有深刻的了解，结果就错误地把怪力乱神的故事按在这么一个儒家名臣的头上。
由此来看，范仲淹的名气确实不太适合在古代民间小说这个层面上拓展。但是，这种类型上的不适应，丝毫无损于他这样一位千古名臣的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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