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妖气

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重大的灭佛运动共有四次，分别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444年），北周武帝宇文宇文邕废佛（574年）、唐武宗李炎禁佛（843年）和后周世宗柴荣限佛（955年），合称三武一宗抑佛事件，佛教又称之为“三武一宗发难”。

三武一宗打击佛教的原因主要是政治经济层面，而不像中世纪欧洲的宗教迫害运动。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的主要起因就是拓跋焘怀疑佛教界企图谋反；而此后的几次压制佛教，主要是因为佛教发展太快，寺庙占据了大量人力、土地，阻碍了国家征发赋役，所以皇帝才采取了或严厉或温和的措施限制佛教发展，保障国家财政收入。

三武一宗灭佛事件都发生于国家混乱时期，其中三次还是南北对峙之时。通过灭佛运动，国家加强了中央集权，得以征收更多的赋税、征发更多的劳役，为维护稳定、统一战争奠定了基础。当然，在灭佛运动中，大量的僧人遭遇不测，优秀的佛教文化如雕像、雕刻等被破坏，产生了消极影响。

老照片

有勇气，有精神向当时野蛮生长的佛门发出挑战的几位帝王，三武一宗，都是有眼光，有魄力，勇敢的一代英主，敢于发动灭佛的行动，本身就是艰难的，须要锐利的眼光，不怕得罪鬼神的。

当时佛门势力庞大，巳经到了影响国家根基，不断增加人民负担，降低本来就艰难的生活水平。打压佛门，须要有不畏神明的大无畏精神。

当时全国佛寺众多，里面僧侣不事生产，仗着神权，不缴税费，甚至有很多寺院暗藏女子，行淫乐肮脏腐化之事，风俗不好，一时间社会乱象丛生，年轻力壮之男子，都争先恐后入寺院出家，躲避劳动，服兵役等，滋生很不好的事端 。

北周武帝宇文邕在灭佛前，召集佛门弟子，和尚讨论灭佛事宜，就遭到当时有名的和尚回击，那和尚挺厉害，威胁皇帝讲道：“举头三尺有神明，吾皇一心灭佛，可知道神佛在上，得罪神灵，就不怕遭报应，死后下十八层地狱受极端的苦楚吗？”

周武帝龙颜大怒，讲道：“朕为国家，天下百姓，就不怕死后你们的佛神会把我怎么样，朕主意已定，不可再议。”

在周武帝决心下，大量和尚被强迫还俗，下地劳动，增加了国家劳动力，充盈了国库，减轻了社会负担，甚至增加了人口。所以说此乃明智之举，制衡，平衡了社会各方矛盾。

三国水浒历史狂

中国的封建王朝历史上，一共有四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分别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后周世宗柴荣的禁止佛教运动。这四次灭佛运动，又被称为三武一宗法难。

仅以北周武帝的灭佛运动来看，在周武帝继位时，整个国家都在循例事佛，寺僧日多、滋生是非，国库收入骤减。佛教的存在，已经严重影响力国家的正常运转。

就如同现如今的股市房市一样，当年的佛教也是极度繁荣。虽然封建王朝对农民的盘剥极其严重，但是寺庙却是法外之地。只要当了和尚，不仅有供养，还无需交税，不用服役，最重要的是皇帝们还庇护着他们。

在这种背景之下，佛教怎能不野蛮生长？放眼看看国内的石窟，有几个不是开凿自南北朝时期？

更为可笑的是，南朝梁武帝数次剃度出家，然后让国内大臣来赎身。虽然我们现如今以看笑话的心态在看这件事，可这足以反应佛教已经严重影响了国家机器的运转。

如果说社会风气是佛教发展的根源，那么皇帝的纵容，便是佛教泛滥成灾的主要因素。整个佛教就如同一个贪婪的巨兽，无时不刻不在吸收国家的血液。长此以往，便造就了国贫僧富的局面。

如此看来，这三武一宗的灭佛运动真的是明智啊！封建汉王朝历史上，仅有的几次神权觊觎王权的机会，就这么被他们几个无情扑灭。倘若没有他们，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雪域高原在解放前的样子。

四位灭佛运动的皇帝，即便是在当时也是一代英主。奈何英年早逝，美志不就。用古人的话就是：武宗不夭，德裕不窜，唐其可以复兴乎！要是唐武宗再多活几年，大唐说不定还可以复兴呢！

说起来，我朝也有一次灭佛运动，也是由武帝发动的。这一次行动针对的，并不仅仅是佛教，而是所有的牛鬼蛇神。此次专项行动以后，国内海清河晏，时至今日出门旅游，不知道少花了多少香火钱！

祗树

一般认为历史上发动灭佛运动的帝王为“三武一宗”，即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后周世宗柴荣，这四位帝王发动灭佛运动的动机各有不同，其中拓跋焘更倾向政治理念，宇文邕更强调儒教文化，李炎更加注重经济利益，柴荣则出于救亡图存。具体说：

一、拓跋焘灭佛的特殊背景

大乘佛教僧团在贵霜帝国曾经是显赫一时的僧侣贵族阶层，因此北朝佛教也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具有完整的寺院领主特征，可以说是统治阶层的重要成员之一。在某些时候，寺院甚至拥有独立的司法权，以及僧兵武装。北魏创制，折中游牧封建与中原郡县，寺院与各族领民酋长、汉族门阀一样，既有一定的自治权力，同时也受到王政的管辖（如沙门统）。但这里的界限在北魏初期颇为模糊，统治者敏感的神经很容易被触动。“长安沙门事件”就发生在这个特殊的背景之下。

当时关中发生盖吴叛乱，且不久前刚刚平定凉州政权，大量佛徒和国人向东迁徙。拓跋焘与司徒崔浩等于是进驻长安，从官偶然发现长安寺院既有麦田，又有许多兵器，僧侣还习惯饮酒。于是拓跋焘认为与盖吴叛乱有关，下令调查。结果非常震惊，长安众多寺院拥有大量酿酒器具、巨万的富人寄存财物，甚至还有僧侣与富人女眷淫乱的秘密场所。在崔浩的鼓动下，拓跋焘下令在一个月之内诛杀长安僧侣、破毁佛像，并严令私藏僧尼，否则灭门。再往后一个月（三月），又追加更为残酷的诏令，“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

可以说，这次灭佛是对一个政治势力阶层的集中打击，目标是在肉体上、财产上、政治上彻底削弱佛教寺院势力。经此事件，中国大乘佛教彻底改换面貌，被纳入王政体系的管辖之下，戒律观念也得到强化。从另一个意义上讲，也获得了新生。

二、宇文邕灭佛实为独尊儒教

宇文邕灭佛事件，在正史里仅有少量记载。一是《周书》记录的二年十二月的“释道大辩论”（573年），周武帝确定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二是紧接着的三年五月诏令（574年），令禁止佛、道二教及其他儒家礼仪所不载的异端宗教。这些史料的内容相当简洁，似乎没有后世传闻那么声势浩大。

与官方相反，佛教界却非常重视这次事件。《广弘明集》、《历代三宝纪》、《高僧传》等都有细节记载，尤其谈到了二教辩论和周武帝本人的思想主张。佛教界认为这次灭佛事件对中国大乘佛教的未来发展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南北佛教从此大规模交流，反而成就了一大批高僧大德。浏览这些佛教史料，似乎颇为可信。例如《周书·艺术》也提到了道士卫元嵩，说他“性尤不信释教，尝上疏极论之。史失其事，故不为传。”但《广弘明集》提到卫元嵩的上疏名为《省寺减僧疏》，其内容实际上颇为公允，如“唐虞无佛图而安国，齐梁有寺舍而祚失，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等。这次灭佛事件在佛教史料里也显得规模极大，《历代三宝纪》记载“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遣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尽赐王公，充为第宅。三方释子，灭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疑点：宇文邕在北周境内灭佛是见于《周书》记载的，其主要目的是独尊儒教，加强中央集权，控制关陇门阀，从而对北齐和南朝形成政治军事优势。而佛教史料《历代三宝纪》记载的“佛寺4万座充作王公第宅、勒令300万僧尼还俗”并不见于正史。无论是573年、574年还是灭北齐的577年，均无此类记载。北周灭北齐后的主要举措，是迁徙其军户4人到关中。且统计户口，北齐共有2000余万人，应该不太可能有10%以上是僧尼。因此，宇文邕灭佛应该存在被夸大的成分，这次灭佛的重点始终都是独尊儒教。

三、唐武宗灭佛的重点是经济

安史之乱后，唐朝转入更强的中央集权统治，同时也面临持续的财政危机问题。唐武宗即位后，在名相李德裕的辅佐下，与宦官势力形成平衡，唐朝在各种危机之下得以喘息。李德裕是著名的法家倾向的人物，而唐武宗在道教信仰上颇为沉迷，于是一拍即合，“会昌灭法”就成为一次力度特别大的事件。这次灭佛有较为完整的正史资料，可以清晰看到这是一次意识形态比较单薄，实用动机特别强烈的运动。

根据著名史料《入唐求法巡礼记》（日本僧人圆仁著），早在会昌二年，唐武宗就开始打击佛教，目的是纯经济的：“若僧尼有钱物及谷斗、田地、庄园，收纳官。如惜钱财，情愿还俗去，亦任勒还俗，充入两税徭役”。会昌三年、四年和会昌五年上半年，朝廷都在查验、摸底、试探，终于在会昌五年七月、八月达到灭佛高峰。

可以说， 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目的的灭佛事件，从头到尾都有严密部署，重点是调整经济结构、增加财政收入，同时打击隐藏在佛教里的“三夷教”。对佛教寺院和僧尼，先是控制度牒数量、寺院规模，然后是借助打击摩尼教名义试探性打击一部分寺院，而后是禁止佛骨、佛塔、石幢、庄园等，最后是摸清底细之后的一次性打击。可谓相当彻底，成果也非常理想。

在佛教史料和民间传说中，道士赵归真和一个谶语也起了主要作用，即“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登位理国”。这里的黑衣人就是指佛教，这个谶语早在北朝时期就有流传，版本都是针对当时在位的皇帝。但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谶语并不会发挥主要作用，因为整个过程都是严密部署的，是当作一项重要的政策来执行的。

四、柴荣灭佛是救亡之举

五代是大乱时期，河东武人集团与中原流寇的长期战争对社会的打击是后人难于想象的，往后又因为契丹人的介入，中原地区就很难产生一个具有基本治理能力的政权了。生存，是当时最大的问题。而生存的前提，是重建秩序。这个机会直到郭威崛起才真正到来，郭威得到中下层汉人军户的支持，通过宫廷政变掌权，开始了重建秩序的第一步。

柴荣即位后，迫切问题是积攒实力，在契丹、南唐两边的夹击下打开生存空间。这种需求特别迫切，柴荣需要大量的生产人口，才能维持军队的数量优势；他还需要大量的金属铜，用于铸钱。尤其是因为时间太紧迫，必须在一两年之内就要见效，否则契丹、刘汉、南唐不会给中原政权任何生存机会。因此，柴荣灭佛就显得特别急迫、暴力，民户私藏五斤铜都是死罪。

这是最为特殊的时期，根本来不及考虑意识形态、文教政策，如果不能在短期内得到足够补给，后周政权可能连三年都撑不下去。

历史咖啡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盛极必衰”，自佛教于两汉时期传入中国以降，就体现了其蓬勃的生命力和感染力，至两晋、隋唐时期进入巅峰，更是和整个中原王朝的国运紧密相连，并且有着力压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和儒教的趋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三武一宗灭佛”的历史事件，既“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后周世宗灭佛”。

其中“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和“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在动机上我们可以看成是一致的为了”汉化和儒化“，更或者说就是为了讨“汉族百姓和贵族的欢喜”。为什么这么说呢？本身太武帝和周武帝就是胡族汉化，他们在信仰上并不敬佛，并且由于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那怎么讨中原本身汉民族的欢心，表示自己愿意“以儒治国”，就成为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也恰恰是在这点上，他们把目标同时对准了一只脚踏入鼎盛期的佛教。因为这个时候的佛教，已经在蚕食道教和儒家学派的信徒，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两位武帝不约而同的采用了我帮你打敌人的策略，以表达自己对道儒的尊重。（北周武帝实际上同时也有在灭道，所以两者只是相似，但最终目的都是捧儒）

而到了唐武宗和后周世宗灭佛，动机又完全不同了，当时的佛教已经进入巅峰，他们不仅占有大量的私人田地，并且拥有无尽的财富，再加上数落颇具的教徒，对王朝的整个统治形成了隐患。如果一旦有人可以振臂一呼，那都是可以匹敌帝王的能力。所以灭佛也势在必行了。

总之，不管是哪个宗教，对于统治阶层来说，只有利用的价值。当初佛教能传到日本，也是为了借此统治，现在的宗教国家更不用说了。有用的时候好好利用，没用了，或者对自己的统治造成麻烦了，那和其他的，又没多少区别。

三观粉碎机

佛教作为外来文化，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影响，很不好的影响。翻开历史可以看到，只要是佛教兴盛的时期，大都没有好下场。

梁武帝被称为菩萨皇帝，推行菩萨戒，吃素，大兴佛寺，劳民伤财，造成民不聊生，自己最后活活被饿死，国家也灭亡了。唐朝迎佛骨，谁迎谁倒霉，可谓是入家家破，入国国亡。

再看看现在信佛佛教的地方，缅甸，泰国，印度等地，都是贫困落后。有识之士看到了佛教的危害与消极，比如韩愈写了《谏佛骨表》很清晰的分析了迎佛骨时后的危害。

其实任何信仰都要正信不能迷信，佛教宣扬了消极避世，严重滋长了社会的贪欲之气，养了一群无用的蛀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虽然大家把念佛无限上纲，“礼佛一拜,罪灭河沙;念佛一声,福增无量。”但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冤亲债主真正要的是讨回公道、修复灵体、离苦得乐。就像我们受伤时，念佛并不能止痛、止血，还是需要用药。 （更多真像可以看看新浪微 博：灵芝师姐）

真正的修行以家庭为道场，孝顺父母，教养子女，夫妻和睦，担起自己的责任。落实在每个当下，细心、用心、耐心、爱心就是最好的修行，每如果在地球上修行，却想逃避人世间的琐事凡尘，每日躲在象牙塔里修自己修出来的是纸片佛。要在滚滚红尘中跌打滚爬，这样训练出来的定力才是真功夫

孙妙彤

所为灭佛运行无非是王权与神权之间的斗争罢了。从中国2000年的封建历史看，神权就一直被王权压制、利用。一旦神权有控制王权的迹象，马上就被消灭，这就是灭佛的原因。由于王权一直压制神权，也就有了中国人一直相信所谓“人定胜天”的理念。

看看再说XYZ

解放前老家石门山，就是李白杜甫在山东曲阜话别的石门山，奶奶娘家就在石门山脚下，石门山上有座庙，奶奶说，那座庙挂着千顷牌，就是这座庙宇有一千顷土地庙产。一千顷土地是多少亩不大清楚。解放后，都分给穷人了

分土地没毛病

上九584n

现在有多少人为点个头柱香在寺庙等个三天三夜，破了牛鬼蛇神老百姓有病吃药，年轻一辈专心生产建设。一个敢把天下妖魔鬼怪都砸了的人，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由衷佩服。

清风何处不为家54

应该灭佛，现在佛也贪财了，不买门票你都进不去大门，所谓的义工知道吗？就是和尚专门骗那些可怜人给那些秃驴洗衣服做饭种地打扫垃圾的。

關鍵字: 三武 中国古代史 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