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年輕時的照片
自從1938年投入國民黨懷抱後，張國燾成了中共歷史上搞“分裂主義”、“軍閥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這個曾被昔日紅四方面軍同事徐向前元帥評價為“不是沒有能力，但品質不好”的人（徐向前《歷史的回顧》，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在成為叛徒之前，其實是有多重身份的，其中不乏“燦爛頭銜”。
【“五四領袖”與“學運要人”】
1916年秋，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也正是這一年，17歲的張國燾考入北大。
作為理工預科一年級的學生，張國燾感到“北大在我初去的時候，還顯得很有點亂七八糟”，高年級學生“辦小報、做詩文、捧女戲子，往往深夜喝醉了酒回來瞎鬧一陣”。但蔡元培的改革措施很快見效，懷揣各種“主義”、“思想”的著名人物薈萃一堂，在北大講授獨到之見，“做學問求知識的氣氛日漸濃厚起來……新風氣開始抬頭了”。（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一冊，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
1917年春，陳獨秀受邀來到北大，同時帶來的，還有他主編的《新青年》——正是這份刊物，引發了“最初埋頭於功課，成績還算優良”的理科生張國燾的革命思想，他原本懷有的“救國治學”之心，從此找到新出路：“1917年春我看到了《新青年》，一眼就覺得它的命名合乎我的口味，看了它的內容，覺得的確適合當時一般青年的需要；登時喜出望外，熱烈擁護，並常與反對者展開爭論。”
張國燾開始急速左傾，參加過1918年5月學生對日抗議的溫和請願活動後，他甚至覺得“太不夠味”——對於“救國”，他要的是“急速”、“徹底”、“奮起”，“一般急進的同學，包括我自己在內，則認為應當從事徹底革命，推翻親日派的統治”。
在這種日益“急進”的氛圍下，張國燾與“狂熱愛國”的同學鄧中夏、高君宇、許德珩、段錫朋、易克嶷等人成立了“國民雜誌社”（日後他們都成了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1919年5月2日的社務會議，談及凡爾賽和會中國受辱之事，張國燾發出了五四運動的第一聲倡議：“由‘國民雜誌社’發起，約集北京各校同學舉行一次示威遊行。”3日下午舉行的北大全校討論大會上，當然少不了張國燾的身影，雖於宿舍內經過了無數次“新文化”辯論，但他第一次面對如此重要場合，竟也“不免有些緊張”，特別是一口萍鄉土話，成為日後笑談。
當5月4日的遊行隊伍準備出發時，校長蔡元培前來勸阻，學生頗感不耐，正在人群躁動之際，又是張國燾出面，讓人“連請帶推”地擁走蔡元培——90年前的那一幕，終於不可遏止地爆發了。
接下來的遊行、逮捕、釋放、演講，遊行、逮捕、釋放……當蔡元培哀嘆“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時，張國燾在這五四時代的學生“新生活”中正忙得不亦樂乎：“他們認為我是不可多得的革命實行家。”同學鄧中夏更是戲稱張國燾為“學生要人”。同為“學運要人”的，還有日後轉向國民黨而漸被遺忘的段錫朋——90年前，作為北京學生聯合會會長的他，聲望如日中天，以至被人稱為“段總理”。
【中共“一大”到“三大”：張國燾的高峰與低谷】
五四之後，北洋軍閥政府並未放棄壓制學生的企圖，迫使一部分學生領袖流亡上海。1920年5月，張國燾重回北大——等待他的，將是李大釗以及李所主持的北大圖書館。
如果說陳獨秀和《新青年》啟蒙了張國燾的急進思想和革命念頭，李大釗和北大圖書館則為張國燾指引了更為明確的方向——共產主義運動。“那時的北大圖書館設備還很簡陋，地方不算寬敞，圖書也不夠齊備，但已甚具吸引力。常常擠滿了人，少數的社會主義書刊往往借閱一空……我在那裡扮演著李先生的主要配角”。五四遊行後歷經流亡失落的張國燾重拾信心，再次出發，正式踏上政治舞臺。
此時，遠東局代表維經斯基已揹負共產國際的“秘密使命”前來中國，很快和李大釗、陳獨秀取得聯繫。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南陳北李”因事未能出席，經眾人推舉，張國燾擔任會議主席。不久，他又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赴俄參加“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大會”，受到了列寧的接見——張國燾由此成為中共歷史上唯一受到列寧接見的領導人。歷史繼續青睞於他：中共二大上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組織部部長，仍是僅次於陳獨秀的“二號人物”。 張國燾正沉浸於人生的第一個高峰。
但風暴很快來臨。“二七”慘案後，全國工運走向低潮，張國燾與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發生分歧，不同意後者主張的“所有的共產黨員沒有例外的都應加入國民黨……一切工作歸國民黨”之路線。但馬林動用“尚方寶劍”，迫使多數人同意“國際決議”——與“共產國際代表”較量，張國燾焉有不敗之理，張與陳獨秀等人的矛盾也於此時鬧得沸沸揚揚。
中共三大選舉，一直處於核心領導地位的張國燾僅得到40票中的6票，連候補執行委員也沒當上。他開始品嚐慘敗的滋味。
張國燾又是一個固執的人，雖已敗下陣來，依然堅持“服從多數的決定，但保留我的原有意見”。
1923年1月，孫中山接見趕赴廣州即將出席國民黨一大的代表李大釗、張國燾等人。一直懷有滿腹疑問的張追問孫中山：“不知在這種硬性的規定之下（指孫中山的《建國大綱》第一條的規定），是否允許其他黨派存在？”未得到認真回應，張國燾繼續拿此問題追問新來的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以致李大釗開口了：“你這個意見固然不錯，但提過一次，就足夠了，可不必再提。”
國共上下正處於合作的興奮中，張國燾處處“刁難”，最後連他自己也感覺到“我彷彿成了一個專潑冷水的人”。意態消沉、不受歡迎的他，國民黨一大還沒召開，就做好離開的準備了。
【“張主席”：鄂豫皖的“園丁”與“大人物”】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王明等人開始“系統地改造黨”，派中央代表深入各地黨組織。張國燾主動請求前往鄂豫皖。
1931年3月，周恩來委託顧順章負責張國燾、陳昌浩的“秘密旅行”，張國燾對這位特科人員不無好感：“我還是在五卅運動時與顧順章認識的，那時我就欣賞他的能幹，這次重逢，已相隔五年多了，他的才華更令人佩服。”（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但正是這位“能幹”的顧順章，完成此次護送任務後並未立即返滬，而是逗留漢口表演他的魔術“才華”，突遭逮捕並很快叛變。幸虧張國燾等人臨時下車換道，兩頭圍捕的國民黨特務撲了一個空，無意中逃過一劫。
到達鄂豫皖後，張國燾“立即考察實況，開始試行改革”。他督促每人“至少種五棵南瓜”，很快解決了最緊迫的糧食問題；領導反“圍剿”戰役，不斷取得勝利；糾正亂打土豪風氣，實行擁軍優屬政策，三個月內有一萬餘人參加紅軍。但他也同時實行“肅反”，殺害異己……紅四方面軍後來越戰越強，根據地日益擴大。鄂豫皖的人民口口相傳中央來了一個大人物“張主席”——這是張國燾生命中的第二個高峰。
但他的“高峰”似乎從來不會長久。隨著第四次反“圍剿”的失敗，紅四方面軍被迫西征，“鄂豫皖蘇區從此不僅發展中斷了，而且成了蔣介石的屠場”。多年後，張國燾回憶起這段輝煌與沉落：“我這個鄂豫皖蘇區的園丁，真有感慨萬千之嘆。”
【從“真命天子”到“反共強人”】
1932年張國燾率領紅四方面軍西進入川，也曾再創短期輝煌，兩年時間內紅軍由1萬多人發展到8萬多人。當時遠在千里之外的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聽聞喜訊後高度讚揚。張國燾在川南軍民中名聲大震（但他同樣犯了在鄂豫皖蘇區時的錯誤：“肅反、鎮反”擴大化，錯殺大批革命者）。對於成績，他從來不掩飾得意：“我這個領導人自然是一般鄉下人所注目的……一般人覺得通南巴出了一個‘真命天子’。”
蔣介石致電四川軍閥劉湘，要求大舉“進剿”紅軍。曠日持久的戰爭使張國燾日益疲於應付，根據地越縮越小，困難越來越多，他開始感到“川北是擠掉了汁的檸檬，單憑這裡要求發展是不易的”。事實上，他此時也“對蘇維埃運動失卻了信心”。（姚金果、蘇杭《張國燾傳》，陝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最終，張國燾放棄了川陝根據地。
1935年懋功兩河口會師，張國燾與毛澤東進行了歷史性的“雨中熱烈擁抱”，但分歧與矛盾並不因為熱情而消亡。兩軍實力差距明顯，紅一方面軍只剩一萬餘人，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卻數倍於它，且相對物資豐富。朱德曾向張國燾感慨：“現在一方面軍是不能打仗了，它過去曾是一個巨人，現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頭。”（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美國著名作家索爾茲伯裡在《長征》一書中的記錄更為形象：“從兩位領導人身上也可看出明顯差別，張的臉面豐滿紅潤，雖不肥胖，但身上肉滾滾的，臉上毫無飢苦之色。毛呢？很瘦，面色憔悴，皺紋很深，舉止十分拘謹。張的灰色軍裝十分合身，而毛仍穿著他長征時的老軍服，又破又舊，綴滿了補丁。”（哈里森·索爾茲伯裡《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解放軍出版社2008年版）
“實力派”張國燾開始了徐向前元帥所說的“伸手要權—分庭抗禮—自立‘中央’”的“反黨三部曲”。但“自立中央”顯然缺乏支持，日後他自己回憶起來也感覺這只是一場鬧劇、“一個插曲”。
不乏整人經驗的張國燾非常清楚，對他的“清算”終會來臨。1936年與中央會合於保安後，他一直惴惴不安，疑懼，心情晦暗，不得不成了黨內“閒人”，寫檢討書，參加檢討會。賀龍在會上說：“張國燾！你是知識分子出身，又是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也可以說是共產黨出身。而我呢，則是土匪出身，又當過軍閥，我現在由土匪、軍閥變成了共產黨，而你則由知識分子、共產黨變成了土匪、軍閥。張國燾，現在請你和我比一比，你現在成了什麼樣的屁人物？”（姚金果、蘇杭《張國燾傳》，陝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轟轟烈烈的批判張國燾路線運動在全軍上下開展了3個多月。當王明神秘兮兮地告訴張國燾，“李特、黃超都是託派”，已被槍決時（這兩人是張的得力干將）——張徹底崩潰了。
1938年清明節，藉著祭黃帝陵的機會，張國燾終於下決心實現他生命中的第三次“大棄逃”。這一次，再不是“路線”錯誤的問題了，“叛徒”之稱無可爭議。
然而，拋棄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張國燾，最終發現日子並不好過。這位震動國民黨上下的“反共強人”，被蔣介石分配給戴笠後，一直拿不出強硬的“反共業績”——連戴笠的手下都敢對之呼來喝去、肆意凌辱。1949年後他不得不再次“拋棄”國民黨，遷居香港，1979年的一個寒冷之夜客死於加拿大的老人院。
【張國燾與陳獨秀：失意中的重聚】
歷盡滄桑，張國燾與陳獨秀於失意中曾有難得的重聚，陳獨秀談起當年往事：“民國十年前後，張國燾帶著十二名主持北平學運的學生去上海做宣傳工作，國燾為領隊，最為努力，不論風雨，每天挾著我在北平主編的《新青年》報刊沿租界馬路商店散發，並叫‘群眾運動’。張永遠改不了萍鄉土音，把‘群眾運動’說成萍鄉土話：‘同頓唔頓’，路人不知他說的什麼，就把張起名‘頓頓頓頓’。”張國燾聽了，大笑，並不否認。“民國十年前後”，正是張國燾（也可說是陳獨秀）的“風華正茂”時——只20年，兩位黨的創始人因各自原因都已“出局”。這大笑裡，是否有“檣櫓灰飛煙滅”之感？
說張國燾叛黨，但並不能說他背叛了“主義”——因為他自始至終沒有真正信仰“主義”。原初的想法只有兩個字“救國”，其他的一切只是他在五四時期恰遇的救國“手段”。固執己見，但從來不固執於“主義”——所以，他敢反對“共產國際”、反對中央、反對一切他認為“不對”的上級指示，甚至兩次與陳獨秀商量另外組黨（陳始終沒有同意）。
其實，早在1924年被北洋軍閥政府逮捕時，張國燾就叛變過一次了，他供出了包括李大釗在內的大批共產黨員名單，並在獄中寫下這樣的自白：“我這個原想研究自然科學的青年愛國者，竟成為一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人，沒有或很少研究過政治學、經濟學……在中國如何實現共產主義，我始終想不出個頭緒來……我已不像以前那樣迷信革命，轉而認為革命是非常手段……有時會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有時會是毀滅人類建樹的魔火。”
與後世“修成正果”的堅定革命者相比，“善於放棄”的張國燾實在該“自慚形穢”。但這樣的人，也產生於五四時代——這是“五四”之複雜、特異，還是“五四”之“泥沙俱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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