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衣衫襤褸，靠撿垃圾為生；
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從《論語》到《尚書》引經據典，無所不知……
——他就是傳說中的“流浪大師”沈巍。
據說，他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出生在高知家庭。
父親是60年代的大學本科生，航海專業。
作為家裡的長子，沈巍跟外婆在一起生活、長大。
他曾是上海某區審計局公務員，已經流浪了整整26年了，現在已經52歲，他有親人，家裡還有老母親，一個弟弟和兩個妹妹。
按道理說，這應該是一個幸福和美的大家庭，沈巍應該孝敬贍養老母，呵護兄弟姊妹，為家庭和社會盡責吧？
俗話說：“長兄當父。”但沈巍並未盡到長兄的責任——
1993年，因倡導“垃圾分類”每天撿拾收集廢品，被別人看成腦子有“病”被單位勸退病休。
因為丟了工作跟家裡人也鬧了矛盾，1995年他和家裡人賭氣，搬出去租房子住了。
這樣自己清淨了7年的時間，因為家裡人拆遷家裡人給他安排了一個房子，但是被鄰居投訴搞垃圾被人趕出來了。
沈巍正式流落街頭，開始了流浪生涯。
為什麼沈巍會遠離家人，寧願選擇孤身一人，以撿垃圾為生，漂泊流浪？
他因為和家人以及鄰居理念不同，所以甘願流浪不願意回家。
說到底，在沈巍身上，缺失了兩樣最寶貴的東西：“家庭責任感”“社會責任感”。
家庭觀念和家庭責任感的缺失和淡漠,導致他不願意與父母同住，直至選擇離家出走。
責任感就是在一個特定的社會里，每個人在心裡和感覺上對其他人的倫理關懷和義務。
具體點說，就是社會並不是無數個獨立個體的集合，而是一個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整體。
儘管社會不可能脫離個人而存在，但是純粹獨立的個人卻是一種不存在的抽象。
簡單點說就是沒有人可以在沒有交流的情況下獨自一人生活。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對社會負責，對其他人負責，對家人負責的責任感，而不僅僅是為自己的慾望而生活，這樣才能使社會變的更加美好。
一個有家庭和社會責任感的人，才甘願為家人，為社會作出奉獻和犧牲。
如何培養孩子的“家庭責任感”“社會責任感”呢？
父母用言傳身教告訴孩子，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人的真空，這個世界不能單靠一個“我”就可以獨立生存，“我們”才是一個和諧的整體。
當孩子懂得使用“我們”這個詞語，比如：“爸爸，我們一起玩遊戲，好不好？”“媽媽，我們一起分這個蘋果吧。”“姐姐，來，我們一起切蛋糕。我餵你。”孩子懂得了與人分享的幸福和快樂，就具備了初步的“家庭觀念”。
相反，生長在一個缺失“愛”與“呵護”的家庭，少數人家庭觀念淡漠，道德缺失，價值觀扭曲，拜金享樂極端個人主義便悄然滋長，漠視家訓家風的現象，不孝敬老人，不尊重傳統家風的現象屢見不鮮。
其實，家庭觀念最早體現為集體意識。集體意識作為一種精神遺傳，是存在於人的潛意識當中的。
人是集體的一分子，幼兒也不例外，他當然也遺傳了這種集體意識，不過由於嬰兒的腦部發育還不成熟，集體意識還不能表現出來。這種遺傳而來的集體意識在幼兒三歲到三歲半時會略有表現，在生活中幼兒會經常聽到爸爸媽媽說“我們”這個詞，而且隨著自我意識的增強，他已經能把自己同他人區分開來，知道自己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三歲到三歲半就變成了一個屬於“我們的年齡”，三歲的小孩會經常把“我們”掛在嘴邊，做什麼事都喜歡說“我們一起去吧”。他很喜歡這種“我們一起做”的感覺，因為他的自我意識還沒有完全成熟，他還不是一個可以完全獨立的個體，他還需要別人陪著他，需要有人在他身邊，尤其是自己的媽媽，他需要這種有人讓他依戀的感覺，原來，
“我、爸爸、媽媽在一起就是一個集體”。
爸爸媽媽還可以藉助生活瑣事啟發教育孩子，比如，在磨磨蹭蹭遲到的時候，在大聲嚷嚷影響全家休息的時候，告訴他如果他不遵守規定爸爸媽媽上班就會遲到，爸爸媽媽上班遲到，就會被扣工資，全家人就會沒飯吃。不厭其煩的教育，對孩子耳濡目染，潛移默化，必將帶來他集體意識，社會責任感的強化。爸爸媽媽除了給孩子強化“我們是一個集體”的意識，進而上升到“我們是一個集體”，從一點一滴的生活中教給孩子學會分享，奉獻和責任。
我們可以這樣設想，如果沈巍的父母在他還是孩提的時候，不單培養了他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更有強烈的“家庭責任感”，也許，街頭就少了那位“流浪的大師”了！
但僅僅是也許，一旦錯過了該教育的年輪，責任之花就日漸枯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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