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面对三岛由纪夫的文字，内心总油然生出一种庄严而肃穆的情感，正如其自传体小说《假面的告白》里“我”被园子的美所深深震慑：那不是一种卑屈的劣等感，而是一种动摇了自我存在的虔敬的感情。对于三岛而言，每一天都应该当作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来严肃对待，每一部作品都应该当作生命中的最后一部作品来创作：“我将每篇作品都视为遗作来写。”（《我青春漫游的时代》）因而，他的文字常常能够臻于审美意义上的极致：极致的阴柔、极致的暴烈、极致的绚烂、极致的复杂、极致的细腻……在文学的层面上，三岛从未辜负过他忠实的读者，我们甚至不妨大胆预言，以其天分之高、成就之巨，百代之内，日本作家恐难出其右；但在精神的层面上，如果不是对他怀着极大的理解和尊重，委实难以对其作出客观地评价。
不高贵，毋宁死。或曰：“宁可玉碎，不可瓦全。”这是贯穿三岛生命终始的核心精神，也是他在《叶隐入门》中所反复阐发的行动指南。这个“美的恐怖分子”，无时不刻不怀揣着走向刑场、引颈就戮的悲剧感。然而，就精神分析的角度而言，过度要求一个人活得高贵、深刻实际上是一种病，其潜意识是：不完美便不配活，不完美便不值得他人尊重。它往往起源于童年时在家庭严厉养育下所形成的“虚假自体”：因为我最真实的面貌不被接纳，所以幼小无助的孩子必须表现成符合大人期望的样子才能生存下去。而“虚假自体”即便成年后能够完全按照社会的道德规范生活，也极易被巨大的虚无感所裹挟，无法真切地体验到活着的乐趣。就像在三岛澄澈纯粹的精神世界里，绝不允许有任何卑微、势利与现实的计较存在；而一旦堕落，他就迅疾陷入自我攻击。很难想象，一个人究竟要在童年时受到多大的毁灭性破坏，才能像他这样无限憧憬死的壮烈与凄美？
▲三岛由纪夫（1925-1970）
窒息的童年：攻击性与死本能
作为儿童精神医学专家的温尼科特，在其40多年的工作中，亲自咨询和观察了6万多对儿童和父母，获得了大量临床经验，最终创造和发展出独树一帜的精神分析理论——客体心理学。客体心理学对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发展，意义之重大无论如何高估都不过分。温尼科特的核心观点之一，即是：活出你的攻击性！根据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郗浩丽在《儿童攻击性的精神分析解读》里的论述，攻击性概念的创造，最早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的论文《超越快乐原则》。但是无论弗洛伊德还是克莱因，均是将攻击性等同于嫉妒、恨和施虐，视之为死本能的体现。
温尼科特虽然也视攻击性是人与生俱来的，但他明确地反对死本能的观点。在他看来，攻击性等同于活力与动力，其性质随着婴儿成长所依赖环境的不同而改变：足够好的环境使儿童的攻击性逐渐整合，并帮助儿童确立一个有自身界限的独立的外部世界；只有不够好的环境才会迫使攻击性以破坏的、反社会的方式显示出来，反社会倾向最初表达了被剥夺儿童的无助感，是向环境发出的求救信号，是对环境阻碍情绪发展的一种防御机制。但是，这种求救信号如果没有及时被环境所接收，儿童的反社会行为就有发展为犯罪的危险，或是变成自我攻击，即弗洛伊德所谓的“死本能”。因此，温尼科特曾经用这样一个比喻来形容攻击性的一体两面：“谁能说出火在本质上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火能炊饭照明，亦能焚毁人畜，谁能下结论说火一定是好的或者火一定是坏的？
许多批评家津津乐道于三岛的性倒错，但若追溯其童年的创伤性经历，则其来有自。童年，无疑是一个人生命的起点；而三岛的童年乃至青年，却长久地笼罩在他祖母这尊“大母神”的阴影之下。在他出生后的第49天，祖母永川夏子就从他母亲身边夺走了抚养的绝对权力。永川夏子出身于贵族武士世家，又被寄养在与明治天皇血缘很近的亲王有栖川官家，学习礼乐诗画，接受正统的皇族教育，具有非常强烈的名门意识和骄矜个性。三岛曾形容她有一具“狷介不屈的、或者说是近乎狂妄的诗的灵魂”，间有“赓续至死的躁狂症的发作”。而命运不济使她嫁到了家道中落的平冈家（三岛原名平冈公威），于是便把复兴平冈家的希望寄托在了唯一的孙子身上，这使得她对这位长孙极度严厉和控制。控制到何种程度呢？据说，在需要哺乳时，夏子每隔几个小时就按响连通二楼的电铃，让他母亲下楼来给孩子喂奶，每次哺乳均控制在一定时间之内，喂完奶就把他的母亲赶出房间。后来，因为一次事故。她不仅严禁三岛上二楼，连在一楼自由活动都不允许；并且，因为她身患坐骨神经痛，对声音极为敏感，便禁止三岛和其他男孩玩耍，以免发出响声、引发病痛，因此三岛整年禁锢在祖母那间“门窗紧闭的、充满疾病与衰老气息”的房间里，处在与母亲、伙伴和大自然完全隔离的异常生活状态下。家庭过分的保护和管教，使他变得孤独、封闭，与同龄人格格不入，并且养成了沉思的气质。
直到上中学之后，三岛才回到父母身边，而祖母在很长的一段日子里，还经常独自一人抱着孙儿的照片面隅而泣。“假如我违背了一周到她家住一次的契约的话，她的病马上就会发作。”三岛曾戏谑地说:“十三岁的我竟有这位六十岁的深情的恋人。”这种反常的童年生活使三岛的精神濒于崩溃，也使得鲜血与死亡成为三岛终生热切的渴望，并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嗜欲与浪漫的憧憬”：“我的心总是向着死亡、黑夜和血潮涌动。”“我乐于幻想自己战死或被杀死时的情景。”甚至在孩子们所能谈到的童话故事里，“我始终没有爱上童话中的女王。我只爱王子，更爱那些被杀害的和面临死亡命运的王子。我爱上了所有被杀害的年轻人。”
现代心理学认为，每个降生到人间的生命，都有着极其强大的生之本能。在婴儿的早期，他们甚至会误以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主宰，能够操纵一切、为所欲为，心理学上称之为“全能感”。但慢慢地，为了向外探索和发展，婴儿在母体的接触与对抗中逐渐表现出了某些具有攻击性的行为，如热切、贪婪的吮吸与咀嚼，或者咬乳头、扔玩具等等。而足够好的妈妈或养育者能够像容器一样，用爱将其抱持，这时婴儿就能意识到他的攻击性是被允许的、是安全的，按照温尼科特的观点，一个儿童要成长就必须有人受到攻击却无须担心关系有破灭的危险，只有在这种“促进性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才能自信坚定、活力四射、安全感满满；相反，不够好的妈妈或养育者则无法对孩子的自发行为给予积极的反应，结果打击了他的人格发展，使他过早地注意到了外界的威胁和敌意。例如，祖母夏子以危险为由，将年幼的三岛局限在她的目光所及的范围内，只让女佣人、保姆和三个从邻家挑选的性格安静的女孩陪伴他，并且禁止他玩子弹壳等男孩子喜欢的东西。有一次，因为好玩，他把自己打扮成日本魔术女王——松旭斋天胜，结果受到了全家人的责难，像被拔光羽毛的鸡一样剥去装扮。这个敏感内向的孩子恍然意识到：“我在我爱的人的眼中，我的孤独是多么的丑陋。”而母亲在夺回抚养权之后，也没有意识到三岛的消极倾向而及时给予心理救助，反而在文学上对他精心栽培，使得原本早已沉溺于书籍和艺术的他更加耽于无边无际的幻想。
在《假面自白》一书中，三岛直率地承认了首次引发他ejadatio的是观赏意大利画家雷尼的《圣赛巴斯汀殉教图》——一位被处死的罗马军队近卫队长。加之其后对于近江等年轻男子的迷恋，使不少人怀疑三岛是同性恋者。然而，在《我青春漫游的时代》里，三岛虽然坦诚自己一度将异性恋与同性恋混同，并且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关注俊美勇猛的少年，但与此同时，他又表明了自己对于女生的喜欢，充满了青涩少年的腼腆，譬如少年时期在公交车上遇见不相识的少女：“或许只是偶然，某次有个少女坐在我的邻座，当我们俩的膝盖不经意的碰触时，那种温柔的微暖，让我有说不出的悸动与甜蜜。不消说，我们没有聊天，也没有相互致意，直到各自下车为止。”因而也有论者认为，三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同性恋，他最初的同性恋倾向，源自于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全然阴柔的世界、与同性接触较少而引发的好奇心。事实上，即使在私小说《假面自白》这样浓墨重彩的描写中，三岛的同性恋倾向也更多地展现为对攻击性的渴望，其核心的特征就是那些被他迷恋的美少年都无一例外地具有健壮的体格和野蛮的精神，如在近江的那张脸上，“可以感受到他充溢全身的血液的流动。这里所有的是一个野蛮灵魂的衣裳”；那位年轻的教几何课的教师，也“具有经海岸阳光晒过的脸色和渔夫般粗矿的嗓音”。而园子的美，虽纯洁却不具有攻击性，反而是面对千枝子的主动挑逗，“我”感到了某种酩酊的肉欲的陶醉：“千枝子姊妹都是淫荡的女人，我清楚地看出同一种血液在身上奔腾。不过，那奔腾的血液却在我病体上成了一种难以解释的奇妙的亲和感。……在书童回来之前我们无休止地接吻。”
然而，由于自童年以来，他的攻击性从不被允许，这些被他投射了内在“恶念”的美少年自然也就必须在幻想中死去：“我想象着他半裸着身体冲到盛夏的街上，与他的同伙痞子们打架，想象着锐利的匕首通过他那缠着腰布的侧腹而刺穿他的胴体，想象着那污脏的缠腰布被鲜血染成美丽的花纹，想象着他那浴血的尸体被人放在门板上抬到这边来。”换言之，攻击性在被充分体验到的同时，也立即被扼杀。三岛充满“风格感”的美学中的那种不快乐，那些做作的氛围，其实都饱含着他所经历的毁灭。
武士道与文化概念上的“天皇”
1970年11月25日，三岛在完成《丰饶之海》四部曲之后，带领4名盾会成员进入日本陆上自卫队东部总监部，面向800多名自卫队士官发表演说，呼吁“真的武士”随他保卫天皇和日本的传统，但是无人响应。三岛随后退入室内，切腹自杀。
回望三岛的一生，祖母夏子对他的深远影响，不仅仅是日本古典文化的涵泳（夏子经常带他去看能乐和歌舞伎的演出，三岛后来还创作了日本古典戏曲《近代能乐集》），更是日本贵族武士精神深入骨髓的浸润。通常，只要一提到武士道精神，国人都难免神经过敏地将其与军国主义联系起来。但实际上，传统的武士道精神与军国主义并无直接的联系。“武士道，乃求取死若归途之道。”武士道本质上是一种“向死而在”的哲学。正如三岛所说：“战争期间，《叶隐》被政治利用，即便现在以政治的目的诠释《叶隐》的人也依然存在，但是，《叶隐》根本就不是政治意义上的著作。”
作为日本武士道的《论语》或《圣经》，《叶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不像国内某些批评家所高估的，这部典籍在日本历史上其实从未真正取得过“国学”的地位，它不过是江户时代佐贺藩武士的修养书（由佐贺藩主锅岛光茂侍臣山本常朝口述，藩士田代陈基笔录，主要论述武士的心性和锅岛家族的历史），充其量就是佐贺藩的“藩学”。全书贯穿着死狂、愚忠和尚武的思想，甚至公然宣称，“天地虽广，终无比佐贺藩高贵重大者”，无论释迦牟尼、孔子，还是日本名将楠木正成、武田信玄，凡是“未奉仕过锅岛家的人便不足敬”，这种只知效忠藩主的狭隘藩意识，从将军到天皇都不待见。
值得注意的是，三岛在解读《叶隐》的时候，只撷取了该书的第一卷和第二卷，他认为仅有这两卷才是山本常朝自身的训教，其他篇章则一律弃置。三岛将《叶隐闻书》归纳为向死而生的哲学、行动的哲学和爱情的哲学，而向死而生的哲学则是武士道核心精神的体现。更进一步说，是对生的厌倦和对死的憧憬。
在这满目疮痍的现实世界里，每时每刻无不充斥着苦难、虚无、卑微、世故、利害、计算……多少人权欲熏心，勾心斗角、不择手段？多少人财迷心窍，贪婪成瘾、攫取无度？再不济者，为图生计，即使践踏尊严、奴颜婢膝、阿谀奉承、取巧邀宠，也在所不惜。而在江户时代，计算与私欲被武士轻看，卑劣为武士所憎恨，武士为俗世物质忧愁被认为于灵魂有损，“武士一诺”等同于誓言或现世法律意义上的证书，切腹自戕也是高贵清白的武士为保持尊严而独有的权利。但到了常朝所处的时代，世事迁移：“年轻的武士聚谈之话题，每每不过是金银之风闻、得失利益之考量、家计之出入、服饰之拣选品评、情色风月之杂谈等等，不一而足。倘或没有此类话题，年轻武士们便无心聚集。实乃令人哑然之世风也。”直至三岛生存的现代日本社会，“年轻的眼睛里亦难以觅见精神的光亮，耽于实利的琐屑，处处开始充斥着但求个人私利、面露‘窃贼之相’的青年。”“（年轻人）拨弄算盘计算着退休金的金额，考量的或不过只是工作不得不终止之时，所谓退休后得以保障的晚年平静生活而已。”人的高贵与尊严，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已经没有谁会再去关心了。
对于具有浓厚理想主义气质的三岛而言，人必须秉持人的骄傲与尊贵，不可苟活，亦不可犬死。他引述《叶隐》写道：“人之一生实乃白驹过隙，暂短之极。无论如何，做自己喜欢之事并应依靠此生活。浮世若梦之世间，总是做着自己憎厌之事且以烦恼苦痛镀日，愚蠢至极。”“人的生命结束，不过是在病室那张干硬的病床上，单个单个地摆放，然后被处分，变成微小的且是难以伟大的物质。”“较之背离理想怯懦苟活，为理想玉碎可能更为可取。”《叶隐》所阐述的那种“极致的理想主义操守”，那种古希腊人般勇猛刚健的活力和精神光辉，正是令三岛迷恋不已的核心所在。
但试问，这世上谁又能时刻做到骄傲高贵呢，世俗平常的生活又何尝不可？就像励婕在《清醒纪》里所说：“活着的时候，享受季节轮回，食物，繁花似锦，各种气息及味道，与人的感情，互相亲吻的温柔，哭泣，以及情欲欢愉……细微至一阵突然扑到面庞上的风，青翠绿叶上跳动的明亮阳光，爱人皮肤上的温度变化，一杯午后咖啡的烘焙清香，都会让心轻轻荡漾。是。这就是生。这所有的时间蔓延，幽微瞬间，带来的光亮，使我们有耐心在落寞的世间继续忍耐和行走。”虽然死亡最终也会突破虚假繁荣，但人从初生到成长，再到衰老，乃至死亡，这个过程本身就蕴含着一种难以言明的壮美。生命始终有它值得敬畏的奥秘所在，它的高贵丝毫不能被探测。只有从来没有活出过自我、活出过攻击性的人，才会急于求成。尤其是幽闭的童年和禁锢的爱，造成了三岛的失落、绝望和幻灭感，对于常人来说触手可得的东西，他想要却得不到，这使得他的攻击性或活力始终处于极度压抑的状态：“（《叶隐》在我）是全部的对于活泼的生命之力与热烈纯粹的赞美。活泼的生命之力是善，失却活泼的生命之力是恶。”据说，三岛在自杀前夕，曾致电母亲说：“截至目前为止，我对我想做的每件事都感到无能为力”，“回想我所活过的其中二十五年，那空虚感至今仍令我讶异，我几乎可以说没有‘活过’，只不过是捏着鼻子穿越这一切 。”
从另一层面来说，武士道精神的衰落与人类均质化的平等和庸俗，也是工业革命发展和技术主义流行的必然归宿。时代潮流，浩浩汤汤；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三岛对此当然洞若观火，无论西方的现代社会还是美式的自由教育，他都礼赞有加。相反，对于日本的专制政治和森严等级，则憎恶之至，认为其导致日本社会“无可避免地陷落于板结梗塞的状态”，特别是对“二·二六事件”（1936年2月26日，日本帝国陆军的部分“皇道派”青年军官率领千余名士兵发动政变，最终遭到扑灭），三岛直接抨击说这是日本青年将校“被卑鄙政治的需要所利用”。那么，为何被习俗认为同是“皇道派”的三岛会对青年军官所发动的政变怀着这样矛盾的态度呢？或许，三岛自杀前一年所创作的《文化防卫论》，能够揭示这一秘密。在书中，他首次提出了文化概念上的天皇制。三岛认为，日本古典主义的秘库是天皇，体现寂的是天皇，体现雅的是天皇，体现幽玄的是天皇，体现风流的是天皇，所以天皇是王朝文化的总代表。例如，从王朝文化来看，明治以前日本的宫廷文学就是以天皇的恋歌为代表。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地位近似中国《诗经》的《万叶集》，第一首就是雄略天皇的恋歌：
臂挎笼筐，木橛在手。
采菜少女，伫立山丘。
快来告我：你唤何名，家在何方？
大和之国，尊我为王，唯我执掌。
尽皆告你：我唤何名，家在何方。
所以，唐月梅也曾提出，三岛要恢复的是文化概念的天皇制而不是政治概念上的天皇制：“一个美学角度的天皇，民族的精髓的实体化体现。是日本文化历史性、统一性的，全体性的象征。”亦如隰桑所说：“无论我们将他归于右翼或是其他什么主义者，但我们其实都明白，任何政治根本就不可能需要这个原本就和这个时代极不适宜的人。”
然而，即使是文化概念上的天皇制，也是陈腐过时、逆历史潮流的，绝不可能有人愿意响应他的召唤。事实上，日本早就没有了武士，三岛所渴望寻找的那个心灵原乡早已变成了核弹之下的废墟。这时，三岛就像卡夫卡笔下的那个饥饿艺术家，找不到适合他胃口的食物，于是宁可活活饿死；或者像流刑营里的军官，当那台精密的刑罚机器被宣布废弃时，他便主动承担罪责，坦然接受处决。《怪异鬼才三岛由纪夫传》提到，三岛曾经这样说道：“为了当前日益衰落的日本古老的美的传统，为了文武两道的固有道德，我决心自我牺牲，以唤起国民的觉醒。”三岛的死，既是对日本古典主义文化和武士道精神的最后一次生命实践，也是他对祖母影响作用的一次精神皈依。
止庵说过，在谷琦、川端和三岛之后，日本战后派作家所写的，已经不是“日本的世界”，而是“世界的日本”——所强调的是日本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同”而不是“异”，所以读他们的书，与读同时期一本法国小说或美国小说没有太大差异。在这一意义上，三岛可谓是日本古典文化的终结者和最后的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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