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1-06 21:53:22 野談歷史

对于“大院里的孩子”这个特殊青年群体来说，前途基本不需有太大担忧。那个时期军人子弟，拥有特殊的社会地位，中学毕业后可以不用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以入伍参军。军人子弟“根红苗正”，入伍对他们来说要简单的多。自然他们在生活中就有了很高的优越感。社会上的人对他们也高看一眼。

一、在当时，“大院里的孩子”参军不成问题

49年之后，北京的外来人口增多，海淀、朝阳、石景山、丰台、这四个区基本都是由新移民组成的。老北平的居民解放前参加革命的不多，所以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连干部带家属带入北京的人口不下百万。那时候，复兴门外的一大片地方有“新北京”之称。

王朔作品中“马小军”为代表的部队大院子弟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宁静扮演的米兰，不属于“大院子弟”，她之所以要跟大院子弟厮混，就是想通过这层关系参军。

“其实我也觉得挺没意思的。既然人家说能帮我，我就利用人家一下，我真是挺想当兵的，可惜我们家是地方的，没路子……你说他会帮我吗”

而作为“大院子弟”的马小军，当时不过十五六岁，却以这样的口吻回答米兰的疑问：

“只要他爸爸点头，进他们军的文工团应该没问题，回头我再帮你问问—你琵琶弹的怎么样”。

这俨然是军队的小主人的口气。自己参军不成问题，才能帮助别人参军，不光是自己能够参军不成问题，“四个兜”的军服也早为他们准备好了。

平民百姓的子弟梦寐以求甚至不敢想望的东西，是“大院子弟”无需“唾手”便“可得”的，换做谁都会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二、在当时，军装是最时髦最气派最能够登“大雅之堂”的装束

共同的优越感把“大院子弟”凝结在一起，使他们有着明确的群体意识，这种意识原因自然是特殊的社会地位。套用当时的一句流行的语言，他们有着明确的“阶级意识”。

然而，这些大院子弟虽然在课堂里面和平民子弟共处一室，那是出于不得已。在课外交往中，他们肯定不会和平民子弟为伍。

那时候，军装是最时髦最气派最能够登“大雅之堂”的装束。军装的含义，是今日再名牌昂贵的服装也不能比拟的。正因为如此，那时平民百姓的子弟往往不惜很高昂的价格从复员军人手里买一套旧军装。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全国普遍存在的“抢军帽”的现象。戴军帽的方式很考究，要把帽子上面的接缝尽量撑起来，出门前得用手捏半天，不少孩子在帽子里面垫上一圈硬纸壳或者报纸，不如此不足以称“酷”。

三、普通家庭的孩子们对军帽、军装的痴迷程度

当然，想摆“酷”自然要承担相当的危险系数。戴军帽很容易被“飞”，即走在大街上，帽子被骑车而过的胡同小痞子顺势从头上摘走。当时城里的小痞子戴的军帽，除非家里有亲戚在部队供职，否则，十之八九是“吃”来的。还有很多抢军帽的故事，可衡量出当时孩子们对军帽的痴迷程度。

笑星赵本山曾回忆他童年的故事。偷抢军人物品是要判刑的，但仍然不知有多少少年为了能拥有那么一顶绿色的军帽以身试法，去抢解放军的军帽。

青年人模仿军人穿军装是为了表示一种政治立场和精神追求，在对军人的模仿之外还有一层模仿，就是无法获得真军装的群体。这批孩子既不是军人家庭后代，人也比较“老实”，没法“飞”别人的军帽。也因为经济原因买不到军装。只能用一些方式来仿制真的军装。

冯巩曾经在文章《童年真好》中提到他们并非军人家庭的孩子，得不到真军装，因此真是羡煞一身黄绿色。有一年春节前，为了使他有那么一套“时装”，他的母亲撕下家里的被里，煮了一大锅水，再放入绿颜料，请姑姑做了一身军装。用冯巩的话说，“当年真是神气极了”。

还有一个时期时兴在帽子上别帽徽，即红色五角星，这也有真假之分，孩一子们为了迫求时髦，在帽子上别假帽徽，其效果不堪一看，可见当时人们对军服的热爱程度。

四、“大院子弟”从小就有的“优越感”

对平民子弟是龙肝风胆的军装，对于“大院子弟”是信手拈来。当时，“大院子弟”很容易就把来自“身份”的优越感和身上的军服联系起来。

从出身来看，“大院子弟”是从小就有一种真正的小主人公意识的。他们虽然不是军人，但却俨然是军队的小主人，也俨然是国家的小主人。“大院”的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方式、期待，都与平民不同。当“大院”的父母用“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来激励自己的子女时，一点都不空洞缥缈，而且，这里的“革命事业”不包括他们在灯泡厂做工、在医药公司卖药一类工作，而是实实在在地意味着对军权和政权的掌握。

所以“大院子弟”才是真正从小拥有“远大的革命理想”的，从小就知道自己将来是“干大事”的。统率大军，驰骋沙场，是马小军等“大院子弟”从小最普遍也最典型的人生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