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反清复明”的民间秘密社团，多数人都会想到金庸老爷子在《鹿鼎记》中描写的天地会。实际上，在解放前的四川，就活跃着一个清朝初期为“反清复明”建立起来的民间社团——袍哥。不过，时移世易，那时的袍哥社团早就没有“反清复明”的想法了。据统计，在袍哥组织的鼎盛时期，四川有七成以上的成年男性都加入了袍哥，可见其势力庞大。
澳门大学历史系主任王笛，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对袍哥题材感兴趣，从2014年起又全力投入到袍哥课题的研究之中。他根据解放前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沈宝媛的一份针对袍哥的田野调查报告，补充多年搜集的资料，在《袍哥》这本书中，展示了袍哥这个社团组织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川西乡村的影响。
沈宝媛的田野调查，以川西 “望镇”的一位袍哥大爷雷明远为中心。雷明远是一个佃农，经营着从地主家租来的40亩田。当然，作为袍哥大爷，他是不用亲自下田的，会雇用短工干农活。农忙时节，自会有袍哥小弟们上门帮忙。而他则经常去茶馆、烟铺、杂货铺这些地方“耍闲”，跟其他袍哥成员打牌、谈生意等等。
袍哥社团是分散的，有很多小社团。每一个小社团的头领称为大爷，各个成员也都划分为不同的级别。社团成员多数都来自底层，所以佃农雷明远能当上大爷并不稀奇。不过，要想当上大爷，也需要下很多功夫，比如要四处结交其他不同社团，还要在经济上支援底下的小弟们。
袍哥社团内特别讲义气。他们最崇拜的是武圣关公，也特别推崇桃园三结义的异性兄弟情义。这一点很符合社团的心理需求。这些底层民众原本各自分散，没有同宗族的血缘纽带，也没有共同的利益目标，他们就依靠义气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传说五月十三是关公的诞辰，所以这一天自然成了袍哥的重要节日——“单刀会”。他们通常在这一天祭祀关神，根据兄弟们的表现进行奖惩，还包括新成员的入会仪式。这一天的活动，都要经过严格的仪式，比如迎接关神的时候，先由三哥、管事、老幺分别喊出不同的口号，以示关神逐渐临近，再由大爷喊二哥迎接，挂关公像，二哥赞美关公的义气和忠勇。这些仪式让袍哥社团显得更加神圣、有威严。
袍哥内部还有一套神秘的语言、手势和接头暗号，入会的成员都要多多学习这些知识。如果陌生的袍哥在茶馆见面，很可能会“摆茶碗阵”来交流。不同的茶碗摆放方式，代表着不同的意思。主人和来访的人，通过不断地变换茶碗阵，并配合念诵特定的诗句，就能明了对方的意思。这种接头方式，很有江湖气息，让袍哥社团显得格外神秘。
解放前的四川，军阀像走马灯似的变换，官方力量鞭长莫及，很难管理到地方事务。所以，地方的管理权力就逐渐被袍哥掌握。办学校、地方安保等公共事务，常由袍哥组织。可以说，袍哥为稳定乡村的社会秩序做出了一定贡献。但是，他们也会为了攫取利益做出些类似土匪恶霸的行为。所以说，袍哥的行为有两面性，亦善亦恶。
地方上有什么纠纷、矛盾，也要依靠袍哥来调节。袍哥经常聚集在茶馆活动，解决地方纠纷的“吃讲茶”也常常在茶馆进行。袍哥不但可以作出判决，还可以动用私刑进行惩罚，甚至可以杀人。人们也默认袍哥拥有这样的权力。
不难想象，这种不通过统一、公开的法律准则进行的判决，难免会有失公平。对普通人来说，即使袍哥的判决对他很不利，也没办法为自己争取公平。
雷明远家就发生过一件耸人听闻的事。他的亲生女儿淑清，被当地人传出了跟小裁缝相好的流言。淑清有没有越轨的行为，并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什么实证。但雷明远在狂怒之下，不分青红皂白，把逃跑的女儿抓回来，当众处决了。
从现代的角度来看，这件事简直不可思议。但是，在当时的四川，除了个别人认为雷明远有些过激以外，人们不觉得有其他不妥。也就是说，袍哥动用私刑、甚至不问真相就杀人，在当时都是正常的事。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袍哥的裁决，主观性太强，根本没有公平可言，而且女性在当时的地位非常卑微，根本没办法保障自己的安全。雷明远为什么要对亲生女儿下杀手？因为他根本不关心事实真相，也不关心女儿的生死，只关心自己作为袍哥大爷的面子和权威。
《袍哥》这本书的副标题是“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袍哥对川西乡村的管理，一方面维护了社会秩序，另一方面也的确带来了暴力。从雷明远身上同样可以看到这种两面性，他会为了办学校而辛苦忙碌，也因为流言动用私刑杀了自己的女儿。
研究历史可以有宏观和微观的不同视野。从历史细节以及个人经历和情感入手去研究历史，就好像用显微镜去观察细胞，这能让我们看到完全不同的历史面貌。这本《袍哥》就是王笛创作的一部微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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