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表面的繁華（清明上河圖）
現在一般認為，中華文明衰落於14世紀，即明朝中後期，而很多人都認為兩宋時期，雖然國弱兵疲，但經濟文化和科技的發展卻是中華文明的巔峰期，這種看法是有失偏頗的。實際上，按照著名史學家范文瀾所說，中華民族積貧積弱的歷史，自宋始。範老的這句話確實非常切合歷史史實的。
兩宋，是中華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也是唯一亡於異族入侵的政權，兩宋的基本國策也是高度的一致，甚至還如出一轍的搞過“海上之盟”的奇葩政策。看過兩宋歷史的，都會讓人感到非常的無語，什麼時候雄踞東亞的中國變得如此懦弱無恥了，簡直就是滿清後期的預演。兩宋亡則亡矣，但帶給中華民族的災難卻是致命的，兩宋的覆亡，標誌這中華文明正常發展的道路，被野蠻地打斷了。
正是從這個歷史階段，既公元13世紀開始，中國發展到鼎盛的文明開始陷於停頓，乃至倒退。而地球另一頭的西歐，則經過9世紀和12世紀的小“復興”，開始擺脫“黑暗的中世紀”時代，向前邁進。接下來是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宗教革命，使西歐進入近代。而此時的中國，才用巨大的代價擺脫了蒙元的奴役，進入兵虛財匱的明朝。然後是工業革命，西歐進入了工業化時期，而中國正陶醉在康乾盛世的最後幻景裡。
兩宋的滅亡，帶給中華民族的後遺症，是非常嚴重的，類似於西羅馬帝國毀於野蠻人，打斷了西方的文明發展，使歐洲進入了長達千年的“黑暗中世紀”。原來的看法，認為中國是在18世紀才突然發現不行的，這是不科學的，其實嚴格來說，中國應該比西方落後了四五百年，從發展趨勢來看，這才比較符合歷史事實。
兩宋亡於金、元，其實與金、元的關係並不是很大，漢、唐也曾面對同樣強大的匈奴和突厥，就像後來的明朝，亡於僅僅只有二十萬人口、幾萬士兵的滿清一樣，是滿清非常強大嗎？其實根本原因還在內部，在於統治階級的治國、理財、治軍等大政策，在於社會主流的思想意識導向，還在於民眾的精神狀況。兩宋本身的大政方針，註定了它的結果，即便沒遇到金、元，就是碰到個二十多萬人口的滿清，也照樣會滅亡。至於說到兩宋都搞了所謂的“海上盟約”，南北夾擊盤踞華北的遼、金，其實對大局根本就沒起到什麼作用，它們都是被北方新崛起的“野蠻人”滅掉的，但它們雖然被北方的新野蠻人打的屁滾尿流，卻回過頭來照樣把兩宋打得不能人事。相反，兩宋的腐敗和懦弱卻被新的野蠻人看到，結果倒勾起了他們更大的野心，“海上盟約”不僅不能幫助兩宋獲得復興，反倒促使了自己更快的覆滅。
我們來看看兩宋滅亡的原因，其實細心比較一下，會發現兩宋和明後期驚人的相類似，都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儒家士人佔據統治地位，二是崇文貶武。
儒家在兩宋和明朝，都成了國家至高無上的指導思想，社會的上升途徑，只剩下了儒學科舉的唯一道路。這雖然有利於“統一思想”，但卻極大的抑制了思想的解放，以及科學和文化的發展。更要命的是，儒家士人壟斷了朝廷，為了維護他們的壟斷地位，他們大力打壓武人和商人集團。而追求更廣土地征服的武人，和追求更大市場佔有的商人，無疑是每個國家最具有進取精神和開拓精神的社會集團，漢、唐的絲綢之路，正是他們用鐵和血在茫茫大漠中打出來的輝煌之路，而不是儒家士子們的詩詞文章寫出來的。
以一人之力，定西域三十六國，保絲綢之路百年通暢之班超，班定遠
儒家士人，卻滿足於小橋流水、田園美妾的安逸生活，反正他們可以通過權勢和地位，廣佔田地、奴役農民，他們根本就不需要經歷大漠風沙和大洋風浪，更不需要征服新世界，就能獲取鉅額的財富。相反，武人和商人的開拓，不僅會使武人和商人獲得足以壓倒儒家士人的財富和聲譽，從而威脅到他們對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的壟斷，還會讓無數的“下等人”效仿班超去“萬里封侯”，造成大量勞動力的流失，以致於他們再難找到足夠的廉價勞力給他們種田、供他們驅使，從而迫使他們不得不提高生產中的人力成本。而禁止和限制人口流動，幾乎是後來歷屆儒家主導的中國政權的既定國策。
因此，兩宋和明後期，被儒家士人佔據的朝廷，對武人和商人的打壓是不遺餘力的，同時也給了儒家士人自身以許多壟斷性的特權。不要認為宋、明海貿和商品經濟發達，其實不管海貿還是內貿，都是被儒家士紳徹底壟斷了的，他們對商業的壟斷，使得真正的商人階級根本就無法成型。典型的明之倭寇，實際乃明人自己的海商，歐洲的英、西等國是大力扶持，中國卻不給人家一絲活路，正是儒家把持之朝廷，把“大航海”的契機拱手送給西方。
儒家士人對政權的把持，在兩宋和明朝達到空前的壟斷高度，朝廷首相（宰相或首輔）、乃至內閣，都不會有武人了，像漢、唐那樣的“出將入相”現象不會再出現了（宋朝好歹有個狄青，但下場呢？）。朝廷基本被儒家士人利用科舉制壟斷了，當然朝廷政策也被他們壟斷了，有時甚至連皇帝都被迫“垂拱而治”，成了生孩子和蓋章的機器。
文官治國，當然是歷史發展的方向，但在沒有完善和嚴格的政治參議制度和軍事參謀制度下，僅憑那些個靠死背幾本古書、寫兩篇八股文章而當官的儒家士人，作出的各種決策很多都是“拍腦袋決定”，難免會不切實際，甚至會誤國誤民。像北宋作戰的“陣圖”制度，在沒有無線電的情況下，“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是必然的，而朝廷發下的“陣圖”，幾乎是北宋歷次戰敗的最大禍首。但兩宋好歹還是武人領兵，到了明朝後期，清一色文官將兵，但像盧象升、孫傳庭那樣的有將才的文官有幾個呢？更多的卻是王化貞、孫承宗、楊嗣昌、史可法那樣的害國害己的紙上談兵之徒。
其次，都有奇葩的軍事制度，明朝是那個“軍戶制”，結果把百萬大軍搞成了百萬農奴，整個國家打仗就靠幾萬家丁，還打個鬼的仗啊。而兩宋倒是沒搞軍戶、把軍人變成乞丐，它卻是依靠大肆搜刮百姓，把全國軍隊全養成豬，軍隊越豬、朝廷越安心。為防武人搞山頭、拉幫派，實行“將不知兵、兵不知將”，打仗時臨時湊兵湊將，大家都不認識，將領不知道哪支隊伍善攻、哪支善守，哪支是新兵蛋子沒有戰鬥力，士兵們更是不敢將自己的性命託付給陌生的將領。於是在戰爭的生死關頭，將領士兵相互猜忌、互不信任，這仗要打得贏才怪了。
到了南宋，北方金兵的威脅稍微停息下來，武人們就遭了秧，岳飛軍、韓世忠軍、劉崎軍，主將要麼被殺、要麼被冷凍，中級將領則全被撤換、打亂調動，於是南宋初年的戰鬥力強悍的各支“民軍”通通被收編成了“官軍”，又搞起了北宋那套，忘記了這才亡國沒幾年。軍隊又退化成豬，結果岳飛還沒死幾年，海陵王帶著金兵又打過來時，北宋那種“趕羊”現象又出現了，後來還是靠金國人自己內訌才僥倖續了小命。
另外，兩宋和明後期對武人的歧視、打壓和排擠，更是從根子上打斷了中華民族的尚武精神。漢亡時，即使分裂成三國，照樣打得周邊的野蠻民族俯首帖耳；晉朝南遷，也有淝水之戰和劉裕北伐的榮耀；唐亡變成了五代十國，野蠻民族橫行中原，也不敢生出一統中華之心，佔據了中原的沙陀等少數民族，哪個有膽子敢搞“剃髮易服”。反而是大一統的兩宋和明朝，卻讓並不十分強大的野蠻民族，能夠徹底征服中華，遼闊土地上的數十萬官吏、上百萬軍隊、上億的民眾，幾乎都是望風而降，甘做異族的奴僕。在宋末、明末，“馬到即降”，往往幾個異族的哨探騎兵就能迫降一個城池，這還是曾經征服四方的漢人嗎？
金朝強大嗎？岳飛、韓世忠僅僅幾萬軍隊就能把他們趕回北方去。蒙古看起來是很強大，征服了那麼大片的土地，但卻連小小的釣魚城都拿不下來，甚至還被日本矮子欺負得沒有脾氣。滿清強大嗎？“江陰八十日”，十萬軍隊被幾千老百姓生生擋住，其實滿清僅僅幾萬本族人的軍隊，連輸上一次稍微大點戰役的本錢都沒有，沒有投降的百萬明軍，能征服中華嗎？在兩宋末期，除了個別軍隊和個別地方，幾乎都在異族的鐵蹄下望風而降，甚至官僚們還把他們的皇帝獻給了敵人。同樣號稱“最有骨氣”的明朝，士人、官員和軍隊則是“闖來降闖、清來降清”，要知道明朝最後的兩個皇帝，都是死在明朝的大將吳三桂手上的，崇禎是被吳三桂見死不救害死的，永曆則乾脆就是被吳三桂親手殺死的。
當一個民族喪失了起碼的尚武精神後，這個民族就變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了，而要閹割民族的尚武精神，糟蹋軍人是最好的方法。兩宋軍人們雖然不像明朝軍人那樣當農奴和乞丐，但他們的臉上，全都被刺上了字，與犯人一個待遇，當兵就是坐牢，而坐牢還不用送命，於是“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成了社會一致的觀點，甚至一直延續到民國時期，可見在這個漫長的歷史時期中，中國軍人的地位，是何等的低下。
相反，漢、唐的傲氣，是建立在漢人的骨氣和鐵血上的，也是建立在當時軍人的高尚地位上的，好男兒功勳馬上尋、男兒當封疆萬里，連皇親貴族、朝廷高官，都必須以軍功來作為晉升的資歷。正是整個社會的風尚崇武，國家也展示出一種勃勃的朝氣，這才在東亞打出一片天朝大國來。兩宋的的懦弱，卻只能讓大好的江山被異族窺覦，對他們呢而言，中華不再是威鎮四方的天朝大國，而是任人宰割的肥羊。
我們再來看看西方，那就更不用說了，從羅馬帝國開始，軍功幾乎就是唯一的晉升之道，與中國不一樣，那裡的文職官僚，一直都沒有能夠佔據統治地位，幾乎都作為純粹的“物管”角色，雖然也有腐敗和貪權，但在武人和商人居社會領導地位的條件下，他們一直沒有能成長為類似中國那樣的官僚統治階級。
因此在西方的歷史中，能夠縱橫政壇的，有皇帝、有國王、有貴族，但都是依靠戰爭打出來的，也有富商，但卻是靠產業和貿易積攢鉅富，然後再依靠財富染指政壇，但卻沒有一個靠讀書科舉而獲得權勢、從而寄生於社會之上的官僚階級。雖然也有政客，高如國家的總統和首相，卻也只是各個不同的社會利益集團的代言人，他們並沒有糾集成一個類似中國那樣的獨有的社會集團。他們的國家，由於沒有一個依靠權勢就能坐享其成、從而固步自封的官僚階級的統治和束縛，因此到現在也充滿了進取和開拓（也可以說是貪婪和侵略）精神，這是他們的幸，還是不幸？還是我們的幸？不幸？
閱讀更多 黃沙獨行者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