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开凿的大同云冈石窟

古代壁画中的鲜卑重装骑兵

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路线图

二千多年前，游弋在中国东北、蒙古地区的“东胡”民族的一支——鲜卑人，从大兴安岭茫茫林海中的嘎仙洞孕育而出、耀然登世。

随后，历经辽阔蒙古大草原的盛乐鹰扬，在游牧文化和农耕文明的襟带平城碰撞，在拓跋宏的带领下，以重塑大一统国家的雄心视野和前无古人的决心勇气，对南下入居中原黄河流域的拓跋鲜卑族进行了史称“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全面、系统的社会化革新壮举。

从此，以血缘部落组织为纽带的氏族主体转化为地域性编户住民，落藉为“洛阳人”。在政治结构和文化习俗上消除了鲜卑族与汉族的隔膜与族别界线，实现了多民族的大融合，对隋唐盛世的出现以及华夏多民族文化融合与形成，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谱写了光彩夺目的辉煌篇章。

第一部、鲜卑族从哪里来？

提起鲜卑民族，人们通过《后汉书》等历史文献，只知道这是“东胡”的一支。原来匈奴人自称为“胡”，对活动在匈奴东部的多支古老游牧民族统称为“东胡”，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演化出多个部落和民族分支，主要包括乌恒、鲜卑以及后来由鲜卑分化出来的慕容、宇文、段部、拓跋、乞伏、秃发、吐谷浑各部。《后汉书》记载：“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故鲜卑人属于东胡族系。

可是长期困扰史学界的一个难题就是鲜卑族究竟发祥于何方？

1980年7月，长期探索鲜卑族源的米文平，在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大兴安岭北段顶峰东侧，意外发现了鲜卑拓跋部祖庙石室——嘎仙洞，而石室内的石刻祝文雄辩地记载了公元443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派人到大兴安岭北端鲜卑拓跋部发祥地祭祖一事。

石刻祝文与《魏书》记载基本相符，验证了嘎仙洞就是《魏书》中提到的拓跋鲜卑祖先的“旧墟石室”，从而揭开了鲜卑拓跋部发祥地的千古之谜。

经考古发现，嘎仙洞位于大兴安岭北段顶峰附近，这里峰峦层叠，古木参天。洞在峭壁之上，高20余米，南北长90多米，东西宽27余米。洞内西壁距洞口15米处，有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摩崖铭刻。

“维太平真君四年，癸未岁，七月廿五日，天子臣焘，使谒者仆射库六官、中书侍郎李敞、傅雀，用骏足、一元大武，柔毛之牲，敢昭告于皇天之神：启辟之初，佑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聿来南迁。应受多福，光宅中原。惟祖惟父，拓定四边。庆流后胤，延及冲人，阐扬玄风，增构崇堂。克翦凶刃，威暨四荒。幽人忘遐，稽首来王。始闻旧墟，爰在彼方。悠悠之怀，希仰余光。王业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爪，时惟多祜。归以谢施，推以配天，子子孙孙，福禄永延。荐于：皇皇帝天、皇皇后土。

以皇祖先可寒配，皇妣先可敦配。

尚飨!

东作帅使念凿。"

由此得知，拓跋鲜卑族，早期活跃大鲜卑山（今大兴安岭北段）以嘎仙洞为中心的地区，他们在茫茫林海中洞穴而居，采集渔猎为业，石骨为器、刻木纪契，过着简单、淳朴的原始氏族生活。大鲜卑山严酷的自然环境，造就了鲜卑民族原始的野性和顽强的生命力。

位于大兴安岭的嘎仙洞

鲜卑族南迁融合之旅线路图

早期鲜卑人使用的骨质箭头

汉代时期鲜卑人使用的玛瑙珠饰

鲜卑早期八位皇帝世袭表

东汉初年，北匈奴南迁，南匈奴保塞，拓跋鲜卑部为拓展生存空间，在首领推寅的率领下走出白山黑水的大兴安岭莽林，来到“大泽”（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的呼伦湖）。

这是史书记载的拓跋鲜卑第一次南迁，也是拓跋鲜卑首次深刻的社会变革。大泽时期，拓跋鲜卑逐渐脱离了传统的渔猎、采集生活方式，利用草原优越的自然条件，逐水草而居，繁殖牲畜，发展种族，社会结构由氏族向部落联盟转化，开启了民族交融的征途。

呼伦贝尔草原疆域辽阔，水草丰美，是游牧的天然牧场。拓跋鲜卑人自南迁大泽至献皇帝拓跋邻，共有八代在大泽地区居住长达100年左右，骑马射猎，迁徒畜牧，实现了生活方式由渔猎向游牧发展的历史飞跃。同时受汉朝的影响，陶器和铁器的种类增多，尤其是铁器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部族实力日益增强。

拓跋鲜卑部落南迁大泽以后，长期保持着一种原始的朴野状态，然而大泽土地荒辟，“未足以建都邑”。公元二世纪中叶，拓跋鲜卑部族在首领诘汾的带领下，再次南迁，由呼伦贝尔出发，历经“九难八阻”，通过“其形似马，蹄声类牛”的神兽引导下，抵达“匈奴故地”即汉代五原郡之地，在今河套北固阳阴山一带。

公元三世纪中叶，神元帝力微率部“迁于定襄之盛乐”，后经拓跋猗卢建立代国，立微九代孙什翼犍在盛乐修建宫室，至公元398年道武帝拓跋硅迁都平城之时，盛乐一直是拓跋鲜卑的政治中心。盛乐时期，经历了力微、猗卢、什翼犍后，在拓跋圭时期进入了全盛，所控地域更广，游牧经济有了飞跃发展，与其他各族的交往更加频繁，尤其是大代政权的建立，对汉人士族的大胆任用，中原典章制度的借鉴吸收，拓跋鲜卑人的政治制度更趋成熟。

神元39年，拓跋力微盛乐“祭天”，并决定“与魏和亲”，派其长子沙漠汗到魏国都城洛阳“且观风土”，学习中原的制度和汉族文化，随后与魏“聘问交市，往来不绝”。魏亡之后，西晋建立，力微仍与晋交好，汉族的商品经济，先进文化日益影响着他们的生活习俗。

从今天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小坝子滩出土的“晋鲜卑归义侯”金印和“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就印证了鲜卑族积极与汉族交好往来、鲜卑首领接受西晋政权封号的事实。

“晋鲜卑归义侯”金印

“大代万岁”瓦当

大同出土的北魏忍冬纹鎏金铅铺首衔环

公元398年，道武帝拓跋珪由盛乐迁都平城（山西大同），定国号为“魏”，北魏政权正式建立，社会形制、生产方式等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由此拉开了统一中国北方的历史序幕。

北魏进入了平城时代，统治者仿效中原政治制度，以皇权和官僚系统取代部落联盟首领的推举制，建公庙、筑城池、修苑囿，逐渐走向了农耕定居的生活。北魏统治者凭借强大的武力维护了西域道路的畅通，保障了相互之间的商使往来，为平城社会风尚注入了西域色彩。至孝文帝迁都洛阳的近百年间，平城迅速发展成中国北方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

拓跋鲜卑入主平城之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接受汉文化熏陶，鲜卑文化不断与汉文化碰撞、融合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平城呈现出一番“胡风国俗，杂相糅乱”的景象，精美实用的陶器品，类齐全的餐具，风格各异的室内陈设，璀璨炫目的多元服饰，见证着鲜卑社会生活从简单质朴走向精致奢华。

拓跋鲜卑大事年表

大同出土的北魏人物纹金盘

北魏官员墓葬里的车马仪仗队陶俑

鲜卑人的服饰承袭着草原民族“左衽窄袖”的传统，男性服袴褶，衣长及膝，交领或圆领窄袖，腰系带，足蹬靴；女性着襦裙，紧身窄袖，长裙遮足，朔土苦寒，垂裙风帽更为实用。进入平城之后，中原服饰“右衽宽袖”的风格也逐渐出现在鲜卑人的生活中，拓跋焘曾感言：“国人皆着皮袴，何用丝帛？”而各类饰品点缀其间，精致璀璨的耳饰、清澈鲜艳的绿松石、晶莹剔透的珠饰，折射出平城时代的融合与繁华。

北魏平城是在秦汉平城县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分为宫城、外城、城郭。宫城位于平城北部，宫殿栉比，建筑恢宏。外层坊间开巷，巷通街衢，规划完整，布局严谨。城郭外东设东苑、太庙；西置郊天坛、西苑、武州山石窟寺；北建北苑、鹿野苑；南筑圆丘、明堂等。平城作为北魏国都凡97年，历六帝七世的开拓和经营，形成城郭周围三十二里、人口上百万、商旅云集、使者络绎的大都市。

平城时期，南北分裂，地方割据，政权林立，北魏拓跋政权九代居王，整军经武。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国强军威，北讨柔然，西征夏国，攻灭北燕、北凉，统一北方。北魏对东晋南朝保持了军事上的优势，对峙江淮，威压建康（今南京）。凛严的甲骑具装，健硕的釉陶鞍马，形象展现了拓跋北魏的雄壮军姿。

鲜卑武士陶俑

鲜卑重装骑兵展示图

北魏政权的对外经略，既对其内部发展创造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也为对外交流创造了新的可能。平城时代是北魏历史上多民族、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阶段。拓跋焘时期，不仅统一了北方，其势力还深入西域，加强了与亚欧的交流途径，西域诸国商队、使者纷至沓来，带来了众多具有异域风情的物产、工艺与文化，为平城增添了浓郁的国际化色彩。

图为在山西大同出土的司马金龙墓漆画屏风

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石雕帐座

大同出土的波斯银币和连珠纹五铢金币

大同出土的玻璃小钵，带有中西交流的浓郁色彩

第二部、北魏为何从平城迁都洛阳？

北魏孝文帝作为一位有雄才大略、长远眼光的杰出政治家，他敏锐发现，地处塞北的平城地理位置相对偏僻，且土地干旱寒冷，粮食产量有限，不能满足都城大量人口的生活需要，并不适合作为规模较大王朝的都城。

而拓跋宏自幼倾慕汉族文化，他从小由身为汉人且知书达理、聪明果断的祖母冯太后抚养，受过良好的汉文化教育,对汉民族的文化极其崇拜。

孝文帝曾感慨：“……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甚为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

加之平城是“用武之地”，北方少数民族（柔然等民族）很容易对平城造成威胁。

而地处中原腹心地带的洛阳，沃野千里，人口密集，文化发达，早在汉朝就已经是上百万人口的城市了，而定鼎中原更能为统一全国打下基础……这些诸多有利因素无疑对北魏孝文帝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但是，迁都到黄河流域汉民族的心腹地区，放弃游牧生活转为农耕民族，作为游牧民族出身的鲜卑上层许多人很难一时适应，朝堂上下一片反对之声。

于是，聪明睿智的孝文帝便运用了一个“假南征，真迁都”的“曲线迁都”计划。

他假意出兵伐齐，便在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率领30万大军南下，一路浩浩荡荡，从平城来到洛阳，恰巧此时遇见秋雨连绵，道路泥泞不堪，行军极为困难，许多鲜卑贵族将领本身不愿伐齐，便打起了退堂鼓。

孝文帝抓住这个时机鼓动大家道：“南征计划已经发布全军，我们也已兴师动众，如果半途而废，岂不叫天下之人笑话？既然诸位都不想继续南征，那就干脆把都城迁到洛阳吧！”

许多官员尽管不赞成迁都，但是听说可以停止南伐，“两权相害取其轻”，只得勉强同意了迁都洛阳。

太和18年（公元494年），一直将中原视为文化正统的孝文帝，为加强对中原的控制和笼络汉族上层地主，便将国都正式从平城（山西大同）迁至洛阳，开启了北魏洛阳时代。北魏洛阳城再现宫阙巍峨、佛寺林立、商贾云集的繁华场面，成为六世纪闻名遐迩、昌盛一时的国际性大都市。

迁都洛阳

第三部、孝文帝汉化改革如何加快了民族融合进程？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以其坚定的决心，极大的勇气，打破狭隘的民族偏见，继续推进社会变革，革除旧俗，接受先进的汉文化。通过改官制、禁胡服、断北语、改汉姓、定族姓等措施，掀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改革运动。

譬如他为了进一步消除与中原文化的隔膜，下诏改姓，一方面为皇室宗亲和部落大人确立汉姓，即“八氏十姓”和“三十六族九十二姓”，这些后姓氏后来通称为“河南洛阳人”；另一方面积极鼓励鲜卑族与汉族通婚，禁断鲜卑同姓婚姻的陋习，这些都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孝文帝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厉行新制，从语言、服饰、籍贯、姓氏、婚娅（指有婚姻关系的亲戚）等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在中原开启了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高潮，北魏洛阳时代揭开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灿烂辉煌的一页，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太和19年（公元495年），孝文帝下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并在洛阳北邙山亲选墓地，“九王帝族”、“勋旧八姓”和其他内入的“余部诸姓”以及一些重要降臣都埋在邙山。邙山北魏墓葬区规模宏大，西至红山乡杨家村，东至孟津送庄乡西岭头村，北至孟津，南达洛阳市区以北的邙山南坡，整个墓区东西长数十余里，南北宽十余里。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洛阳邙山的北魏宣武帝景陵

孝文帝改革使北魏面貌焕然一新，臻于鼎盛。所谓“礼俗之叙，粲然复兴；和洛之间，重隆周道"，顺应少数民族封建化和民族大融合的两大历史潮流，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继承沿用西晋的洛阳城址，北魏洛阳城由宫城、内城、外郭城三重城垣组成，总面积约100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际大都会。

宫城正殿为“太极殿”，提现了“建中立极”、“君权神授”的政治理念，是中国都城由“多宫形制”，向“居中单一宫城形制”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北魏洛阳城集秦汉、魏晋都城之大成，又新修筑外城郭，从而发展成为外城郭、内城和宫城三城制都城，以太极殿为核心的都城单一建筑轴线、单一宫城居中南向、主殿太极殿居中的布局，以太极殿为大朝、太极东西堂为常朝的东西堂制度、中心正殿前设三道宫门的“五门三朝”制度，开启了中国古代都城布局和宫室制度的新时代。

拓跋鲜卑统一北方，迁都中原腹地洛阳，结束了中国北方混乱局面，吸收、融合了汉民族和边疆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开放包容的民族性格也吸引着西域各国人民的欢附，一时间中原地区成为先进文化的大熔炉，制度、经济、宗教、艺术等各方面都呈现出令人惊艳的新面貌，北魏洛阳时代，经历了民族大融合之后，新的文化因子在汉文化中孕育，转变为强盛隋唐帝国的基础。

鲜卑汉化姓氏表

北魏宫城正门阊阖门

北魏洛阳城平面图

北魏洛阳城四夷馆平面图

第四部、北魏时期佛教造像为何达到艺术巅峰？

北魏时的南北朝至隋唐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而北朝所见佛教图像、造像样式、信仰内容及造像形态等特征，基本上都在北魏形成典范。

平城时代的佛教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巨大发展，佛教造像的兴盛离不开北魏以国家为主导的佛教政策与徙民政策。这一时期，成为后来“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岗石窟、龙门石窟相继开凿，并有闻名遐迩的少林寺，巩义石窟等开凿建造，可谓寺院林立，造像荟萃。

北魏时期的洛阳城，“昭提栉比”、“法教如林”，佛教空前昌盛，可谓是沙门信徒的极乐世界。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胡灵太后等皆礼佛，上行下效使得贵族公卿争相趋附。《洛阳伽蓝记》记载：太和19年迁落至永熙三年约40年间，洛阳佛寺已多达1367所，胡僧3000多人，一时间“金刹与灵台比高，讲殿共阿房等壮”。凿石窟，造佛像，出现了龙门石窟、巩义大力山石窟、渑池鸿庆寺石窟、偃师水泉石窟等众多石窟寺。后人由衷称赞：中国佛教之盛，莫比于北魏；中国佛教之美，莫盛于洛阳。

01洛阳龙门石窟

始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矗立于洛阳南面的伊河两岸。龙门北魏佛教造像更多的是秀骨清像之汉风，少了许多云冈早期的健陀罗艺术因素。当时的古阳洞、宾阳洞等洞窟都是北魏王室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它集中反映了北魏王朝举国崇佛的盛况、北魏时期高超的雕塑艺术水平。

北魏开凿的龙门石窟

02云冈石窟

古称武州山石窟寺，位于大同市城西16公里处的武州山南麓，十里河北岸。开凿于北魏平城时代，距今已有1600年之久。郦道元《水经注》首描述其盛况云：“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一公里，现存大小石窟254个，主要洞窟45座，造像59,000余尊，堪称中国佛教艺术的巅峰之作，代表了五世纪世界雕刻艺术的最高水平。

云冈石窟被誉为北魏平城佛教文化与艺术的集大成者，尤其是早期开凿的昙曜五窟，其雕刻技艺继承并发展了汉文化的优秀传统，吸收并融合了古代印度健陀罗、秣菟罗艺术的精华，创造了精湛独特、闻名世界的艺术风格。

北魏开凿的云冈石窟

03巩义石窟

巩义石窟西距洛阳约44公里，位于巩义市城区洛河北岸的大力山脚下，是北魏皇室开凿的一座石窟，孝文帝太和年间创立了寺院，宣武帝时开始凿石为窟。现存南北洞窟5座，开凿于北魏晚期。巩义石窟现存数量众多的“礼佛图”浮雕群像，乃是全国石窟中所罕见的北魏浮雕艺术精品。

北魏开凿的巩义石窟“帝后礼佛图”

04禅宗少林寺

少林寺位于登封嵩山五乳峰下，因坐落于嵩山腹地少室山中，故名“少林寺”，始建于北魏太和19年（公元495年），是孝文帝为了安置印度高僧跋陀尊者，在与都城洛阳相望的嵩山少室山北麓敕建而成。北魏孝明帝孝昌三年（公元527年），释迦牟尼佛第28代徒菩提达摩来到少林寺，他在跋陀开创的基础上，广收信徒传授禅宗，东魏孝静帝天平三年（公元536年）传法于慧可，从此禅学在少林寺落迹流传，不断发扬光大。

北魏建造的禅宗祖庭——少林寺

05六世纪世界最高的人工建筑——永宁寺木塔

永宁寺位于北魏洛阳城里城南郊，白马寺东南约两公里处，始建于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公元516年），是北魏洛阳城内最大的一座皇家寺院。永宁寺中心建筑为九层木塔，据史书记载，木塔高“四十九丈”，折合今天147米，相当于50层楼的高度，比举世闻名的埃及金字塔还要高，是六世纪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最高人工建筑。

今天，在塔基周围废墟发掘出土了大量彩绘泥塑佛、菩萨、弟子和供养人残件，其塑形之美，比例之准确，情态之传神，雕工之细腻，世所罕见，尤其是一件长25公分的“北魏佛面相（残片）”，犹如残缺双臂的维纳斯一样，给人们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而沉稳神秘的微笑，更是让它拥有了“东方的蒙娜丽莎”的美誉头衔，堪称中国古代泥塑艺术的杰作，散发着永恒、迷人的艺术魅力和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