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伟鹏
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国贵族政治权力已经很小的，有的只有部分经济特权，没有政治权力意味着他们不再像传统的封建领主一样履行义务，但是同时他们又占有很多经济资源，而法国人民最痛恨的就是这种不劳而获的寄生虫。
一、已经丧失政治权力的法国贵族
法国的中央集权化开始于15世纪，到了18世纪末，经由路易十四等历代君主的努力，法国贵族在地方的势力和政治权力已经基本被清除，路易十四之后的法国贵族不再具有征税和组织军队的权力，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丧失了领地，进而破产，保有领地和财富的贵族不足3%。大部分失去权力的贵族都被路易十四移到了首都进行看管。
在大革命前的法国，贵族的荣耀不再像他们的祖先一样来自于地方，而是来自于国王的赏赐，一些得到国王赏识的贵族，比如拉法耶特伯爵，可以出将入相，但是无论他们多风光，他们的权力都是国王赋予的，如果国王想剥夺是轻而易举。
此时的法国贵族与其说更像传统的封建领主，不如说更像国王的廷臣，以至于路易十四时期的大臣说道：凡是远离陛下的贵族都是粗野之人。越接近国王越尊贵，越受宠爱，实际上标志着贵族已经丧失了独立自主性。
二、法国贵族依然保有经济特权
虽然大部分贵族没了政治权力，但是他们的经济特权还是不小，他们的经济特权主要来自于两个，一是国王赏赐的领地和财宝。二是他们通过关系躲避的税赋。
就赏赐方面，很多贵族的薪水往往十分巨大，一些最小的督军收入也达3万利弗尔，而一些大的督办，比如卡拉芒伯爵，收入更是多达60万利弗尔，比如佩里戈尔伯爵和他的夫人首次莅临三级会议时，便分别获得了国王1.2万利弗尔的津贴。
关于避税方面，往往是农民作为最穷的群体，交税最多，而贵族那么富裕却交的很少，税赋最为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直接税和间接税，直接税包括什一税、军役税、人头税、二十分之一税、道路劳役捐，间接税则包括盐税和商品税。
农民的税赋没法逃避，而贵族可以用各种方式避税，比如人头税，贵族则可以通过关系予以躲避，某位伯爵，收入为4万利弗尔，按照税表，须缴纳1700-2500利弗尔，但实际纳税只有400利弗尔。而军役税，奥尔良督办坦诚贵族所交只占其收入的百分之一，军役税方面，最有钱的贵族所缴税额，仅为应纳税额的八分之一，其上缴税赋总量仅为平民的10%。
这些经济特权使得贵族占有了国家太多的经济资源，虽然贵族中也有拉法耶特伯爵那样的能臣良将，但是大部分的贵族还只有宫廷小丑一样的存在，唯一的任务就是取悦国王。
三、民众最恨寄生虫，而且压迫者
法国大革命告诉我们的一点就是，民众最恨的其实不是压迫者，而是寄生虫，过去的封建贵族虽然剥削农民，但是同样负责保护农民，维持秩序和司法裁判，对农业生产也十分关心，因此那会的贵族固然冷酷，但绝对不是废物，到时打仗大工程，还得贵族老爷上。
而到了大革命前，法国贵族不履行义务了，失去权力了，但是却享有经济特权，民众的一大部分税赋都用来养不劳而获的他们，这就是间接剥削而不是直接剥削，民众当然恨他们了。
拥有经济特权而不履行政治义务是法国人民憎恨贵族最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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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思的托克维尔
法国的贵族起码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封建制度在法兰西要强大的多。说白了，就是在法兰西这个国度有诺曼底、勃艮第、波旁等公国，还有巴黎、布卢瓦等伯国，法国国王的权力有限。当时有句话是说“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也就是说贵族们基本都是在各自地盘当家做主，权力极大。
英法百年战争是个转机，长达116年的战争极大的促进了法国民族感情的增长，国王受到了臣民的支持，进而专制政体进一步成长。到了路易十四时期，贵族们的城堡基本被摧毁，已无法反抗国王。此时贵族们的权利主要在经济上，即拥有大部分土地，收取广大佃农的租金，却基本不用纳税。贵族们就像超级大地主，类似于中国东汉时的豪强。以此为基础，自然在社会上及政治上享有诸多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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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小玩家
谢。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那段历史，现在史学界有不同的见解。那时候法国贵族被国王剝夺了政治权。贵族反对国王向他们征税，发动平民推翻了国王后，工人阶级干脆把贵族阶级彻底推翻了。
现在的法国贵族后裔仍有贵族情怀，但现实社会法国贵族没有任何传统传承。而英国截然不同，实行君主立宪制。皇室仍保持尊严，国民注重民族传统，伊丽莎白是传统的象征。贵族精神不是颓废，而是高贵，坚韌，勇敢，自我牺牲的民族表率。谢谢悟空。网络不好。
魔方11902
资本家的前奏曲，主掌70%以上的财富，压榨底层权力
大漠胡杨1259392803
这些贵族拥有发言权和资产土地资源财富。对于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法国无产阶级进行革命以后他们就勾结外来反动势力和武装镇压和消灭人民的反抗行为。扼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于摇蓝之中。恢复原有的黑暗统治。
冯才祥
法国大革命是反面教材。以前褒扬，是阶级斗争理论，认为是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有进步意义，其实是各种野心家的角斗场。其影响至今未消，社会远没有英国稳定。英国的光荣是很幸运的。
君哥lzj
1789的法国大革命是反对以路易十六为代表的封建王权的革命，法国自1654年路易十四宣称“朕即国家”以降，法国在西方史上进入了一个最黑暗的封建专制时期，而在封建王权统治之下，人没有价值、尊严与权利，马克思对此指出：“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哪里君主制的原则占优势,哪里的人就占少数;哪里君主制的原则是天经地义的，哪里就根本没有人了。”[2]所以，法国大革命的对象是国家王权，大革命也是以推毁国家司法权为其序幕的，进而打碎了旧国家机器，建立了资产阶级新政权，为了从根本上废除封建专制，1789年8月4日夜的制宪会议上，贵族和教士的代表们纷纷提议废除一切不合理的封建特权和赋税，特别是什一税，取消徭役和其他人身奴役，自4日到11日制宪会议通过了著名的“八月法令”，宣布永远废除封建制度；1789年8月26日，制宪会议颁布了著名的《人权宣言》；1790年3月15日，议会宣布“一切特权，一切财产的封建性质和贵族性质一律废除。”6月19日，议会进一步作出决议：“永远废除世代相承的贵族阶层”，“任何人不得再保留亲王、公爵、伯爵、侯爵、子爵、男爵、骑士……等贵族头衔”。1791年9月3日，新政权颁布了以《人权宣言》为“序言”、以根本法形式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从而使公民基本权利确立了其至上地位。法国《人权宣言》开篇明确指出：“组成国民议会的法国人民的代表们认为，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惟一原因，所以决定把自然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人权阐明于庄严的宣言之中，以便立法权的决议和行政权的决定因能随时和整个政治机构的目标相比较，从而就更加受到他们的尊重；以便公民们今后以简单而无可争辩的原则为根据的那些要求能经常针对着宪法与全体幸福之维护。”《人权宣言》颁布之使命就是防止政府腐败和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其任务主要是使国家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决议、决定符合保护人权之目标，维护全体成员之幸福，使之更加尊重人权。宣言中的人权对应的是国家权力，而不是单个公民个人。只要政府和国家懂得人权的价值并进而重视和保障人权，人的权利和公民权利就会在国家制度层面上得到实现。而1791年法国宪法开始就首先规定了由宪法所保障的各种自然权利和公民权利，为达权利确保之目的，宪法专门规定了“立法权不得制定任何法律来损害或妨碍本篇所载并为宪法所保障的那些自然权利和公民权利的行使。”所以，我们从法国革命的对象以及人权宣言与宪法所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的防范客体看，它是以国家政府为特定对象的。18世纪资本主义在法国部分地区已相当发达，出现许多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个别企业雇佣数千名工人并拥有先进设备。金融资本雄厚。资产阶级已成为经济上最富有的阶级，但在政治上仍处于无权地位。农村绝大部分地区保留着封建土地所有制，并实行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由天主教教士组成的第一等级和贵族组成的第二等级，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特权阶级。资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平民组成第三等级，处于被统治地位。特权阶级的最高代表是国王路易十六。18世纪末第三等级同特权阶级的矛盾日益加剧。特权阶级顽固维护其特权地位。在第三等级中，农民和城市平民是基本群众，是后来革命中的主力。资产阶级则凭借其经济实力、政治才能和文化知识处于领导地位。法国大革命是整个第三等级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发动起来的。1789年5月国王被迫召集三级会议，继而改为国民议会和制宪议会。7月14日巴黎人民起义，攻占巴士底狱，革命爆发。8月26日制宪会议通过《人权与公民权宣言》 ,确立人权、法制、公民自由和私有财产权等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议会还颁布法令废除贵族制度，取消行会制度，没收并拍卖教会财产。革命初期，代表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利益的君主立宪派取得政权。1791年6月20日路易十六乔装出逃，企图勾结外国力量扑灭革命，中途被识破押回巴黎。广大群众要求废除王政，实行共和，但君主立宪派则主张维持现状，保留王政。君主立宪派制定了《一七九一年宪法》，召开立法会议，维护君主立宪政体，反对革命继续发展。第一、二等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取得了妥协，但和占法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平民的矛盾依然没有缓和，相反，人民在斗争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再次起义，推翻君主立宪派统治，逮捕路易十六国王。9月21日召开国民公会，次日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8月10日巴黎人民起义后，吉伦特派取得政权。9月20日法国军队在瓦尔米打败外国干涉军。由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于9月21日开幕，9月22日成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吉伦特派执政期间颁布法令，强迫贵族退还非法占有的公有土地，将没收的教会土地分小块出租或出售给农民，严厉打击拒绝对宪法宣誓的教士和逃亡贵族。1793年1月21日，国民公会经过审判以叛国罪处死路易十六。吉伦特派把主要力量用于反对以M.F.M.I.de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雅各宾派、巴黎公社和巴黎无套裤汉。从1792年秋季起，要求打击投机商人和限制物价的群众运动高涨起来。以忿激派为代表的平民革命家要求严惩投机商，全面限定生活必需品价格，以恐怖手段打击敌人。吉伦特派却颁布法令镇压运动。1793年2～3月，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国组成反法联盟，加强武装干涉；国内也发生大规模王党叛乱。4月，前线的主要指挥、吉伦特派将领C.F.迪穆里埃叛变投敌。在革命处于危急的时刻，巴黎人民于5月31日～6月2日发动第三次起义，推翻吉伦特派的统治，建立起雅各宾派专政。雅各宾派颁布《雅各宾宪法》，废除封建所有制，平定吉伦特派叛乱，粉碎欧洲君主国家的武装干涉；但仍保持反劳工的《列·霞飞法》和《农业工人强迫劳动法》，并镇压忿激派和埃贝尔派。但不幸的是，雅各宾派过激和恐怖的政策，也使它走向分裂和内哄，陷于孤立的罗伯斯比尔也末能完全守护住法国革命的成果，而反法同盟一而再地被各欧洲封建君主拼凑起来，它们一轮轮地围剿法国革命，企图恢复法国波旁王朝的封建政治。1794年7月27 日，雅各宾中被罗镇压的右派势力发动“热月”政变，逮捕了罗伯斯比尔和圣鞠斯特，建立热月党人统治。这时革命最危急的关头已过去，热月党人成立了新的革命政府－－督政府，他们清除了罗伯斯比尔时期的革命恐怖政策和激进措施，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正常统治，维护了共和政体，在法国国内维护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但国外围剿革命的势力仍是浊浪滔天，此时，督政府中又一个新的政治明星应运而生，他就拿破伦，历史又淘汰了热月党人，在“雾月”政变中，年轻的拿破伦执政，担负起了扫荡欧洲封建势力、最后巩固大革命成果的重任。法国的革命力量就是这样一波一波地行进，一批人完成了特定阶段的历史使命，就被历史无情地淘汰，如此行进直到革命的成功。这次革命摧毁了法国封建专制制度，促进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震撼了欧洲封建体系，推动了欧洲各国革命。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解释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被公认是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一部经典之作。在这部著作中，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与后果提出了一种开创性的解释。这种解释并没有给出一种完美的结论，而是提出了引发后来者思考与探索的问题托克维尔明确指出："它（大革命）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确，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也同样会坍塌……只是它将一块一块地塌落，不会在一瞬间崩溃。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这就是大革命的业绩。"[1]（P60）这段话可以说是表达了托克维尔解释的核心思想：大革命乃是旧制度下社会演进的结果。在深入研究旧制度的权力结构之后，托克维尔指出："如果认为旧制度是个奴役与依附的时代，这是十分错误的。"[1]（P156）他发现，旧制度乃是向今天人们所说的"现代性"过渡的转型阶段，是两种体制的复合体，一方面是日益衰落的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残余，另一方面是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制。正是这种社会转型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法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促成了大革命的爆发。这种因果联系恰恰与人们想象的那种"压迫愈重、反抗愈烈"的方式相反，而是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发生的。托克维尔通过比较研究，独具慧眼地发现了一个吊诡现象："有件事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1]（P64）就欧洲而言，法国当时并不是封建权利最深重的地区，相反，它却是封建权利压迫最轻的地方。这是因为法国早已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农民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而且已变为土地所有者。但是，正因为如此，农民对残存的封建权利就更难忍受。作为土地所有者，农民才会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感到痛苦和愤慨；贵族不再拥有统治领地的权力，贵族的特权乃至他们本身的存在也就愈加可疑。也就是说，不是贵族个人变得穷凶极恶，而是封建制度的瓦解引起社会心理的变化："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它仍旧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庞大的一种。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人们说得有道理：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不过，相比之下，托克维尔认为，各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之所以加剧，主要是中央集权制的作用。与许多人的看法相反，托克维尔认为，中央集权制不是大革命的产物，而是旧制度的产物。法国在大革命前已形成欧洲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在王权中央形成了一个集行政、立法和司法权于一身的统一权力机构，有中央政府派出的各省总督总揽了地方政府的全部权力，中央集权制的政府几乎达到了对全国的全面绝对控制；更有甚者，旧制度实行官员保护制，专横地庇护大小官员。这样，中世纪各地区、各人民团体和个人的政治自由权利也统统丧失了。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托克维尔显然是把政治专制与行政集权混为一谈了。托克维尔承认，这种中央集权政府是旧制度的一项成就，是旧制度下"所有活着、动着、生产着的东西"的"新的根源"，[1]（P57）也是旧制度中唯一在大革命后保存下来并且能够适应新社会的政治体制。但是，他也发现，这种单一的中央集权制既是旧制度时期社会动力之源，也很容易成为千夫所指之的。"由于中央政权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个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府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1]（P107）结果，这就导致了人们对中央集权政府的绝对依赖，而这种绝对依赖又很容易转变为另一个极端：当中央政府不能满足人民心愿时，便产生人们对中央政府的极端仇恨。由此托克维尔得出结论：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和巴黎的至高无上地位，是法国多次革命的主要条件之一。托克维尔还发现，正是中央集权制的发展，造成法国阶级分离的加剧，使法国社会变成一点即炸的火药桶。首先，三级会议的停开，使得第三等级（主要指资产阶级）与贵族在公共生活中再也没有联系。其次，与一般人们想象的相反，贵族的种种免税特权不是中世纪的遗存，而是中央集权制发展的结果。王权逐渐剥夺了贵族的政治权力，但是，为了安抚与王权对立的贵族阶级，作为一种交换，"自15世纪到法国革命，免税特权一直不断增长。"贵族享有的各种特权尤其是免税特权彻底导致了资产者与贵族的不平等和互相孤立。第三，为了获取免税特权，资产者设法住进城市并在城市中获得职位，这就导致了资产者和农民的分离。第四，农民成了被遗弃的阶级。不仅其他阶级都离弃农民，而且政府对农民极其冷酷无情：把各种捐税徭役负担强加给他们，以严酷的司法对待他们。各阶级之间彼此隔离的恶果，一方面是"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但）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1]（P171），也就是说，政府实行分而治之，最后陷入孤家寡人；另一方面是，分裂的不同阶级彼此形同路人甚至仇敌，"在被重重障碍长期隔绝之后彼此重新接触时，他们首先触到的是他们的伤痛处，他们重逢只不过是为着互相厮杀。"在分析促成大革命爆发的众多直接因素时，托克维尔论及思想文化、宗教习俗、民族特性等，但是他主要强调启蒙运动和王权改革所起的作用，由此进一步揭示了诡异的历史现象背后的历史因果链条。启蒙思想为大革命做了准备，这是常识。民主派把大革命视为启蒙思想的正义原则的实现，保守派则把大革命归咎于文人的蛊惑。与他们不同，托克维尔所要探讨的是启蒙思想的思维特征及其得以产生和传播的社会条件。托克维尔发现，启蒙思想渗透着"抽象的文学政治"，主张"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1]（P175）。这种文学化政治思维之所以形成和传播，是因为法国缺乏政治自由。与英国不同，法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形成两个明确分割的区域，作家们没有参加社会实践，因此他们只会高谈阔论。热衷普遍性的理论，对于文人来说可能是美德，但对于政治家来说则很危险。至于为什么这种文学化政治思想会支配法国的政治生活，托克维尔则主要不是分析启蒙思想家和其他文人的作用，而是强调旧制度下法国人的普遍精神特征。在缺乏自由政治制度的国度里，普通人身受旧制度种种弊端之苦，但看不到医治具体社会病的药方，因此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维："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1]（P177）贵族、资产阶级因长期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缺乏政治经验，因此对于那种文学化政治理论的危险性毫无所知。贵族甚至把那些文人待为座上宾。国家高级官员也只精通行政事务，而不懂得治国安邦的根本法则，不能理解和预见社会潮流的动向及后果，因此也盲目地接受时髦的政治言辞。结果，全体法国人都"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终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了。"[1]（P181）旧制度政府推行不彻底、半途而废的改革反而刺激大革命的爆发，这是托克维尔的一个独到而重要的发现。他指出，路易十六统治时期作为末代王朝却是迄当时为止社会经济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他认为，尽管整个社会机器破旧简陋，但是这背后有两台发动机在推动公共繁荣，一是以上层阶级为标志的整个民族的觉醒，二是"依旧强大却不再实行专制、到处维持秩序的政府"。[1]（P207）与我们的"常识"相反，在托克维尔笔下，路易十六政府乃是一个开明君主政府：国王实际上尊重和服从公众舆论；政府鼓励经济发展、实施公共工程；路易十六还尝试改革，屡试屡败、屡败屡试。但是，恰恰是路易十六政府的局部的开明、改革措施加速了大革命的爆发。托克维尔描述了这其中的微妙之处：政府发起各种公共建设事业，与政府有金钱关系的人数惊人地增长，许多人萌发了发财暴富的欲望，但是，专制政府的财政管理不善使得宫廷的劣迹变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与政府关系最密切、最维护政府的那批工商业资产阶级也就变成了最激进的改革要求者；国王和政府官员公开讨论社会政治弊端，国王屡屡试图减轻下层民众的负担，如废除农民的劳役制和手工业的行会，再如为消除额外增派而实行军役税公开措施，甚至要废除贵族的免税特权，这些口惠而实不至、半途而废的改革只是起了唤起民众不满情绪的作用；波旁王朝任意侵犯民众的私有财产，对所欠私人借款拖延抵赖，在饥荒时期强行实施征集制、食品强制出售和最高限价等措施，对穷人实行严酷而不公平的司法措施等等，这些都是政府现身说法对民众进行革命方式教育；大革命前夕（1787年），路易十六政府对司法部门、省级行政机构进行改革。这项改革"希图一举变革旧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积年沉疴"，但是改革打乱了原有的权力秩序，使得每一个公民仿佛觉得"国家政府突然间更换了所有官员，更新了所有准则……所有法国人感受到了一种微小的特殊波动。"在这种人心普遍浮动不安的情况下，"最后一击便使它（国家）整个动摇起来，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1]（P234）托克维尔总结说："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冲塌德意志帝国大厦的力量来自西方。1789年法国爆发了革命。在资产阶级的压力下，从中世纪早期延续至今的封建社会制度被荡涤。三权分立和人权保证了所有公民的自由和平等。普鲁士和奥地利企图以武力对这个邻国的事务进行干涉，结果惨遭失败，引起了革命军的反攻。在继承了法国大革命遗产的拿破仑军队的冲击下，德意志帝国最终土崩瓦解。法国占领了莱茵河左岸。为了赔偿这些地区前主人的损失，进行了牺牲较小的，尤其是宗教的侯爵领地的大规模土地重划：根据1803年的帝国代表联席会议的决定，大约400万臣民换了君主。中等邦国坐享其成。它们中间的大多数于1806年在法国的庇护下结成莱茵邦联。同年，法兰茨二世皇帝退位，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就此寿终正寝。法国大革命并未蔓延至德国。虽然在过去的年月里这里一再有个别人士试图消除贵族和市民阶层之间的界线，也有重要人物将西边的变革当作新时代的开始来欢迎，但是革命的星星之火却无法跃至德国，因为同中央集权的法国相反，帝国的联邦制结构阻碍着新思想的传播。除此之外，革命的发源地法国对德国人来说，乃是敌人和占领国。同拿破仑的斗争实际上变成了一场新的民族运动，最后上升为解放战争。社会变革的力量对德国不无影响。首先在莱茵邦联诸国，然后是普鲁士开始进行改革（同施泰因、哈登贝格、沙恩霍斯特、威廉·冯·洪堡等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其目的是最终拆除封建障碍，建立一个自由的、担负起责任的资产阶级社会：废除农奴制、实现营业自由、城市自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普遍服役义务。但是，许多改革方兴未艾就半途而废。公民在大多数情况下仍不得参与立法；只有几个主要在德国南部的邦君迟疑地制定了宪法
新与成叶老师
人前显玩的高贵
荣书银
法国现在就是二流国家。各个种族混在一个锅里，传统文化已经消失殆尽，用不了20年就会变成一个欧洲的伊斯兰国家。这就是文化被侵略替代的结果。恭喜了。
长老院秘书长
直观地说，法国大革命前的贵族特权就是任意欺榨劳工，草菅人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