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溫6500K以上，波長較短的光被稱為冷光。急救車頂閃爍的藍光，以及車內白色的手術燈光，都被歸於此類。一次心肌梗塞引起的胸前劇痛，一場謀殺導致的無聲吶喊，都促使人們向冷光燈發出求救信號。
在中國，急救分為院前急救與院內急救。發出冷光的急救車屬於前者，醫院的急診科則是後者。目前，北京市急救中心直屬站共有165名急救醫生在冷光燈下工作。他們重複著“白、夜、下、休”四天為一個輪迴的生活，手機24小時開機，隨時待命。
這165名120急救醫生好像165把手術刀，精準地劃破北京中心城區的表皮，出沒在最深的夜晚和最複雜的地下室。他們大多年齡在30歲到40歲之間，平均收入大約只是同等醫院住院醫師的二分之一。每個月，都有人離開這支隊伍。
為了走近他們的生活，我們花了一週的時間跟隨四名在120急救車上工作的急救醫生，一起出車，一起在休息室打盹，一起躲避醉漢揮舞的拳頭。在四個夜班與三個白班的體驗中，我們目睹了一次死亡，兩次骨折，兩次流血和四次高血壓引發的暈厥……在他們執行急救任務的麗都維景酒店裡，我們還嗅到了馬航乘客家屬散發的悲傷氣息，猶如懸在面前的寒冰，無味卻刺骨。
這只是一段短暫的觀察，卻讓我們看到院前急救這一特殊職業的集體困境，以及急救醫生們的個體傷痛。
（文中提到的患者與死者均使用化名。）
4月3日12:18PM
扣鍾衚衕 突發癲癇
4月6日1:15AM
精忠街 酒後跌落地下室
4月4日11:47PM
亮馬橋 19歲少年跳橋
管屍體叫“ 東西”是自我保護
李樹峰身穿白色長袖襯衫，奔跑時肩膀聳動，像一隻蹦躂的垂耳兔。他沿著北營房中街一路向北，一個轉身拐進北里的五號大院。一輛120急救車緊追在他身後。人和車穿過兩排磚紅色的樓房，最終停在一條車子無法開進的衚衕口。
“我媳婦她舅媽暈了。”李樹峰對車上跳下的急救醫生劉揚說。“坐著，坐著就倒了，扶起來還‘呼哧呼哧’喘了兩口氣，然後就徹底暈了！”模仿那兩口氣時，他誇張地起伏著前胸，鼻孔張大。
劉揚跟著李樹峰跑向衚衕深處。整個過程好像撥開草叢，進入隱秘在地底深處的兔子洞。這片由四合院和自建房組成的平房，是北京錯綜複雜的毛細血管，在灰色的肌體裡，流淌著黑色的血液。
一條細小血管的末端，十平米大小的出租屋裡，舅媽唐桂仙平躺在床上。調度中心發到劉揚手機的短信上寫著“憋氣”，而眼前的唐桂仙幾乎沒了氣。
“把這些都拿走，快！”劉揚讓李樹峰把地上的塑料凳子和拖鞋扔到屋外，騰出地方放儀器，“沒心跳了，”劉揚摘下聽診器，護士娟子衝上去開始做心肺復甦。氧氣瓶，腎上腺素，逐一用上。唐桂仙四肢張開，毫無反應，只有胸部隨著娟子的按壓，有節奏地起伏。她的丈夫坐在她身旁，臉膛紫紅，表情空洞如一張白紙。他很難理解，三天前才陪唐桂仙從山西來北京阜外心血管病醫院掛號，這天上午才做了一項檢查，怎麼回來就突然倒了。
“砰、砰、砰……”娟子開始用機器給唐桂仙按壓，機器發出的聲音像一顆巨大的心臟在跳動。一隻哈巴狗突然從屋頂探出頭狂吠，沒人知道它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
“沒用了。人已經花了。”劉揚說。“花”是屍斑的意思。紫紅色臉的丈夫衝了出來，坐在地上大哭。他無法接受妻子的突然死亡，要求劉揚繼續按壓。劉揚不得不拒絕，因為繼續按壓只會對屍體造成損害。唐桂仙的兒子趕來了。小夥子二十出頭，因為沒看到救治過程，以為劉揚什麼都沒做，立即朝揮起拳頭，被李樹峰一把拉住。
當病人死亡時，急救醫生需要負責聯繫太平間，如果是外地病人，家屬要求把遺體送回家鄉火化的，醫生還要聯繫運輸屍體的專業車輛。劉揚還不能走，他必須等唐桂仙的丈夫和兒子做決定，是在北京火化，還是回山西老家。一老一小兩個男人，一個茫然不知所措，一個還無法接受母親的死亡。劉揚不得不再一次把屍體的處理流程解釋一遍，催促他們快點決定。“不是我們無情，”劉揚說，“但我們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把屍體送進太平間，不然對屍體和周邊環境都有影響。”
身為急救醫生，劉揚不得不在家屬最悲傷的時刻，扮演唯一理性的角色。
這是個吃力不討好的角色，很容易被外人誤解。一個小時之後，唐桂仙的丈夫湊齊了把屍體運到山西的7000元運輸費，決定讓妻子落葉歸根。李樹峰按住情緒依然激動的兒子，防止他再次揮拳。劉揚這才把唐桂仙抬上急救車，送往太平間。
出這趟車之前，劉揚在急救中心的休息室看侯躍文的小品。上夜班的時候，為了不犯困，他還和司機、擔架工和護士湊在一起打撲克。用劉揚的同事李貝的話來講，他們是最不像醫生的醫生，有的叼著煙，有的翹著腿，三十出頭就添了白髮。這種玩世不恭是長期麻木的結果，存在，也僅存在於表面。
但正是這樣一群人，談起理想，遠比20出頭的年輕人更熱血。不管是去地震災區還是火災現場，都是義不容辭，無人推託。
劉揚曾經從火災現場給燒成炭狀的傷者做心電圖，在車禍現場看到被碾壓成兩半的屍體。一個心臟病發作死在澡堂的老太太，屍體沉在池底，被發現時已是第二天早上，“一碰，肉就掉了，那你也得去，不管那東西死成什麼樣，你也得給他出死亡證明”。
“東西”，是劉揚對屍體的稱呼。這是一種自我麻木，也是感情上的規避。“如果把感情放進去，沒人受得了這份工作。”
但劉揚又是那麼容易動感情。妻子比他小八歲，電視劇《大丈夫》裡一段關於老夫少妻的臺詞讓他獨自在家淌眼淚。高中時，因腦血栓臥病在床的奶奶摔到地上，他從此立志考醫學院，救治需要緊急救治的人。從北大醫學院畢業時，身高一米八劉揚只有120斤，為了在面試急救中心時看起來壯一點，他在五月份穿著羽絨服上考場。
“院前急救強調的是‘命’，要保住病人的生命，院內急救不光要保命，還要治病。”劉揚這樣解釋院前與院內急救的區別。相比之下，屬於院內急救的急診室更有故事可講。有一次，一個電視劇組採訪他，結果還是決定拍攝急診室醫生的故事。“有時候，患者和家屬無法分清我們的職責不同，認為急救醫生什麼都該做，你要是不做，他們就說你不負責任，但我們的配置就是這樣，你讓我做CT，我也沒儀器啊。”原本，北京的120急救中心設有急救室和觀察病房，基本設備和醫院急診科一樣，後來因為急救中心屬於公眾衛生系統，而不是醫療系統，不得不被關閉。
對院前和院內急救的比較並不是劉揚關注的，唯一讓他感到失望的是急救價值的無法體現。“有時候一通電話來了，只是要我們轉院，並不是搶救生命，工作這麼多年，這種事還是讓我感到失落。”由於北京市有兩條急救熱線，屬於衛生局管理的120和紅十字會的999，有時候，病人家屬一著急，會接連撥打兩個號碼。劉揚也遇到過999比120提前到達現場，不得不退車的情況。
“我最有成就感的是把沒有心跳的人救活。”劉揚有13本記錄本，裡面記錄了他救治過的每一個病人。他認為這是一種榮耀。
“你打算留著出書？”
“對，但只出給自己看。”
醉漢、吸毒者和地下巢穴
別看急救醫生收入不高，作息紊亂，在找對象這件事上，不算有太大困難。劉揚的妻子是急救中心的調度員，李貝的妻子是曾經採訪過他的記者。他們的同事，在急救中心東站上班的劉曉星，則通過社交網絡的朋友圈，認識了在醫院B超室工作的愛人。
每天早上六點半，劉曉星離開位於回龍觀的家，坐三站公交車到地鐵站，再換兩趟地鐵，到位於長虹橋的急救中心東站。他也堅持著“白、夜、下、休”四天一輪迴的作息：上一天從早八點到晚八點的白班，一天從晚八點到早八點的夜班，下了夜班開始處理手頭的雜事，最後一天休息。
休息的那一天，劉曉星大多待在家裡，“洗衣，做飯，帶媳婦”。這是不得已的家庭時光，雖然他也愛玩，喜歡和朋友去工體邊上的酒吧喝一杯，但這唯一的一天，他必須留給媳婦。“以前還玩浪漫，現在沒有‘浪’，只有‘慢’了。”劉曉星說。
相比劉揚和李貝，劉曉星顯得更加幽默。但他也有細緻的一面，和李貝一樣，他喜歡觀察夜晚的北京。“每天凌晨一點到四點，亮馬橋輔路邊站著的都是上了年紀的站街女。”“三里屯人最多的時候不是晚上十一二點，而是凌晨三點剛過，酒吧關門的時候。到處都是黑車和摩的，人走光了，環衛工人開始推著機器打掃，像給月亮洗臉。”
劉曉星還喜歡和病人對話。“哥們兒，你這是玩跑酷嗎？”急救車上躺著的男孩從三環的立交橋上跳下，摔斷了腳踝。劉曉星用綁帶為他固定了雙腳，試圖用對話轉移他的注意。男孩來自成都，只有19歲，半夜覺得無聊，就騎自行車上了三環。上了三環還不夠刺激，他從三米的橋上縱身一跳，直接躺倒，一個多小時後才被巡警發現。
“什麼人沒事半夜跳橋玩兒？”劉曉星搖搖頭，無法理解19歲少年的無聊和不自愛。他屬於李貝說的那種，會旁敲側擊地指責獨居老人家屬的年輕醫生，雖然他的實際年齡比李貝還要大上兩歲。
劉曉星很少把遇到的事情往深處想，他說自己天生性格樂觀，不愛瞎琢磨。但他仍然會遇到難以忘記的事。他曾經從一輛燒得只剩架子的三輪車上“掰”下一名車伕，“燒得粘在車上，那叫一個慘”。三十歲剛出頭那年，他接到一個任務，把一個有雙向情感障礙的病人送到精神病院去。病人是女的，在家從不穿衣服，老是幻想父母要害死自己。劉曉星一進屋就被嚇呆了，“一個女同志在你面前光著身子，我還是頭一次見。”他別過臉，指揮女病人穿衣服，收拾行李，女病人看到歪脖子醫生，倒也變得順從起來。
讓他感慨的，還有這座城市的千奇百怪。在他看來一貫高大上的亮馬橋，高級公寓的邊上，還藏著個名叫安家樓的城中村。外來務工者在這裡自己動手搭建房屋，小旅店和小飯館交錯縱橫，最窄的路僅夠一人通行，稍微胖一點都難過去。“我去了多少次都記不住路。”劉曉星出入這種城鄉結合部，也在高級住宅裡救死扶傷。有一次，急救車帶著他來到一個八千萬起賣的別墅區，給一名死於謀殺的商人開死亡證明。“那麼有錢，卻被自己媳婦殺了。”劉曉星覺得不可思議。
因為收入低，劉曉星不敢生孩子，只能和媳婦過兩人世界。好在房子賣得早，小兩口沒有太大的房貸壓力。急救行業的收入普遍不高，以前是吃大鍋飯，如今像出租車承包制一樣，一輛急救車配一個醫生，一個護士，一個司機和一個擔架工。除了擔架工，其他人的收入都與每輛車的月收入多少掛鉤。急救車的收費由車費、治療費、醫藥費和等待費構成。進口車的車費是一公里五塊錢，除了救治過程，等待時間超過一小時有十塊錢的等待費。“我很少收等待費，”劉曉星說，“我們的藥價也和醫院藥房一樣，只是藥的種類比他們少。”
每輛車每個月的收入，加上對出車次數和救治率等績效指標的考核，決定了急救醫生們的收入多少。即便如此，醫生們的薪水並不高，“每個月五千多塊錢吧。”劉曉星說，“所以我們純靠愛情活著。”
“感覺現在抑鬱症，情感障礙的人特別多。”劉曉星突然來了一句。前幾年，東站經常派他接受媒體採訪，甚至在電影裡演個急救醫生的龍套角色。剛開始，他特別喜歡出鏡的感覺，現在卻不愛上電視了，有時甚至特意帶個口罩。“大概是越來越自閉了。”劉曉星說，發覺我們變得嚴肅，又連忙擺手解釋，“開玩笑，開玩笑，其實是因為越長越醜了。”
乾急救的都靠愛情活著
李貝清楚地記得五年前，急救中心組織的一次黨員學習。被稱為“老碴兒”的老醫生都在抱怨收入、待遇和尊嚴。那年才26歲的李貝直愣愣地來了句：“我要好好出車！社會需要我們，我們應該努力，堅持！”一個“老碴兒”看著李貝，停頓了半分鐘，慢悠悠地甩出一句：“孩子，你還年輕。”
26歲時的李貝的確充滿了年輕人的熱情。他不靠家裡的錢，住在天壇南門的簡易樓裡，在廚房裡燒水洗澡，然後騎著破自行車去上班。路過永定門城樓的時候，他總覺得自己充滿了活力與希望。
31歲時的李貝承認，優越的家庭條件給他的熱情提供了經濟支持。他能理解老醫生們面對的困境。“有時候你會覺得自己很棒，比如去玉樹救災。但這種感覺不會持續太久。”李貝說，“當你生活中不斷出現各種困惑的時候，當你老婆開始要這個要那個的時候，你就沒法用成就感來平衡失落感。你發現，一撥一撥的人在走，不是他們對這份工作沒感情，是實在沒辦法。”
李貝曾經這樣度過一個從早上八點到晚上八點的白班：
“第一趟活兒，一個22歲的河北女孩，懷孕38周，在老家做的產檢、建立的檔案，這就意味著她得在河北生孩子。但是她在北京破水了，醫院說沒床位，得轉院。其實這種情況一般醫院都不會收，因為不瞭解她的情況，怕出意外。我們心裡明白，卻不能說什麼。她就這麼躺在車上，很可能沒有醫院會收她。後來，家屬說不轉院了，我們才走。”
“第二趟是個41歲的外地婦女，住在地下室，覺得頭暈，就給打工的老闆打電話。崇文門那片的地下室像巢穴一樣複雜，老闆找了一上午才找到她。送到醫院一查，是腦出血，得轉院。我問她叫什麼名字？有家人嗎？什麼都沒有。我問了句特別得罪人的話：‘那你還看病嗎？’因為我們不能為了她耽誤時間。那個老闆只好掏錢幫她把院轉了，後面是生是死，就不知道了。”
“第三趟，一個老人在家裡跌倒，幾個小時後才被兒女發現。老人皮膚粗糙，指甲長得都捲了起來，一看就是家人沒好好照顧。一路上，跟我的小徒弟就含沙射影地問：‘老人平時有人照顧嗎？’家屬一句話也不說。”
“第四趟，派出所，33歲,女的，吸毒，說肚子不舒服。我去一看，懷孕了。她說懷孕前吸了三次毒，現在小腹往下墜著疼。她之前生過孩子，知道小腹下墜著疼是要流產了。但她不肯自己去醫院，一定要等老公來。她老公要40分鐘才能到。40分鐘！你說這叫什麼事兒？”
李貝把自己的工作狀態分為兩種。一種是不得不用消極、負面的態度應對社會里的負能量，另一種是在緊急狀況發生時，拎上診箱就走的責任感和激情。“這份工作特有意思的在這兒，特討厭的也在這兒。”他喜歡劉德華在電影《風暴》裡的一段話，大概是這麼說的：我們這幫人有的是酒鬼，有的沒老婆，還在玩命地加班。我們乾的都是令人厭惡的工作，為什麼還在堅持？因為抓壞人的感覺特別爽。
李貝不是酒鬼，也不是沒老婆。他最多在北三環躲著交警開摩托車。“不是裝酷，純粹為了避免堵車。”他對治病救人的熱愛是真誠而不帶有癖好的，因此，他也厭惡媒體為了滿足自我幻想的採訪和拍攝。“上次一個電視臺記者帶著攝像跟我的車，看得我特別煩，”李貝說，“他們只是幻想會發生哪些緊急的情況，並不關注急救行業的現狀。”
李貝也有為這份職業自豪的時候。國慶60週年時，他在天安門邊上出任務，在晨曦中看著演員去排練，落日裡看著他們收隊。玉樹地震，他坐著軍用飛機去災區，一群藏民圍過來給他幫忙。他享受工作帶來的成就感，因為要運用所有的社會經驗和醫療技術去解決問題。
另一方面，就是對這座城市的瞭解，“凌晨兩三點，你穿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看到的人和事和白天完全不一樣的。你才意識到，原來城市是這樣的。”李貝喜歡夜晚賦予北京的畫面與情節。
就在李貝說完這句話的半個小時之後，一個大半夜把自己摔得滿臉是血的醉漢，差點把拳頭砸到他臉上。
撥打120的是醉漢的妻子，丈夫醉酒後摔倒在小區的地下室，血流了一地。樓梯口站著他們的兒子。最讓李貝心疼的就是這個四歲的孩子，看到父親掀翻的頭皮，他試圖弄明白酒精的危害。
“叔叔，你能說說喝酒要注意什麼嗎？”孩子問站在一旁的急救車司機。
“酒裡有酒精，喝多了會醉。”司機說。
“那我喝了好多北冰洋是不是也會醉啊？”他問。
“北冰洋裡沒有酒精。”司機回答。
醉漢拒絕李貝為他包紮，和大多數喝多的人一樣，他罵罵咧咧，嘴裡噴出鮮血和難以聽懂的話，還把疼痛歸罪於任何試圖接近他的人，李貝剛一伸手，就被他一掌推開。醉漢的妻子從背後緊緊箍住他，司機按住他的雙腿，李貝這才拿出紗布給他包紮。
當李貝打算和司機一起把人攙出地下室時，醉漢突然發作起來，嘴裡飈出一串髒話，手腳並用地向李貝衝去。李貝倒也身手敏捷，一個後退躲過了攻擊。還是醉漢的朋友趕到，才把他抬出了地下室。但因為醉漢掙扎得太厲害，又喊著要打人，最終把他弄上擔架車。
李貝從內心厭惡這個在孩子面前發瘋的醉鬼，看著他在急救車前掙扎叫罵，李貝果斷帶著我們離開。“你看，這就是我的消極對待。”他說。
為特殊任務隨時待命
急救醫生需要為特殊任務隨時待命。和劉曉星同在東站上班的王小剛就突然接到政治任務，護送一名大人物從密雲到秦城監獄。一路上，王小剛只遠遠看到大人物的後腦勺，隨身攜帶的血壓計和氧氣瓶都沒用上。“感覺還是很特別的。”王小剛說。
如今，王小剛又被派到了麗都維景酒店。馬航失聯客機MH370的乘客家屬都暫時住在這裡。進入酒店必須過安檢，這是酒店大堂唯一特殊的地方。馬來西亞總理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客機墜海，無人生還的那個夜晚，王小剛在家屬們觀看新聞發佈會的房間裡執行任務。睡夢中的劉曉星也被臨時召集來幫忙。在那扇不許媒體進入的大門背後，他們目睹了至今難忘的混亂與悲傷。
類似的人物有太多不可說，性格沉穩的王小剛非常適合執行這類任務。他很少回憶任務過程中的具體細節與情感傷痛，更願意從急救行業和急救醫生生存狀態的高度分析現狀，比如急救車的配置問題和急救醫生的職業發展，以及所有醫生都關注的收入問題。這些問題都是王小剛解決不了的，幹了這麼多年，他只覺得自己對物質看得非常淡，只要有時間陪六歲的兒子滑雪，就心滿意足。
劉揚也經常執行特殊任務。2003年，SARS時期第一批確診病人的轉院工作就是他執行的。第一批病人是從山西來的一家五口，確診之前，奶奶和爸爸回家取錢了，剩下爺爺、媽媽和孩子。“中午確診的時候是三個人，晚上轉院的時候死了一個，只剩兩個了。”當時劉揚也沒什麼特別的防護措施，就穿著普通的工作服執行了轉院任務。
冒著生命危險轉運SARS病人時，給劉揚留下深刻印象的，並不是他自己。“那時候，北京120急救中心從八達通公交公司調了司機來開急救車，我記得特別清楚，公交司機離開的那天是2004年的6月17號，歡送司機們離開的時間是晚上，就在單位邊上西松樹衚衕裡，兩排急救車亮著藍燈，送他們離開，壯觀極了。”
劉揚還記得，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時候，一個南非教練員突然倒地不起。因為人是躺著的，從醫院調來的護士彎著腰看不見血管，針頭推不進去，還是乾急救的護士趴在地上把針給紮上了。後來“這個教練員被救活，直接用直升飛機送回南非去了。護士為此立了二等功，我特別為急救人員自豪。”劉揚說。
離開，還是不離開？
急救醫生是一個對身體素質、社會經驗和醫療水平都有著極高要求的行業。在醫生們看來，四十歲是轉型的重要門坎，因為四十歲以後，很難保證有足夠的體力去抬擔架，跑上跑下救治病人。在北京，大部分在四十歲之前離職的急救醫生去了社區醫院或者醫院的急診科。
通常情況下，病患和家屬很容易認為急救醫生的水平比急診醫生低。李貝認為，社會對院前急救的需要並不取決於提供急救服務者的素質高還是低。“這個問題不取決於我們或老百姓，說深了就是體制的問題。不能用更多的資源保證更多老百姓的時候，問題就在這兒。這種矛盾再加上院前的收入很低，給醫生和護士帶來的挫敗感是無法平復的。”
去年，劉揚和李貝的一個做航空轉運的女同事辭職了。李貝覺得這工作還可以，可以看到這方面未來的發展方向，比如像SOS一樣做緊急救援。“但她還是走了”。
王小剛和劉曉星所在的東站，一年就走了四五個。劉揚偶爾和大學同學聚會，發現只有他一個人還留在醫療行業。
不過，無論意氣風發的劉揚，困於兩種狀態的李貝，執行特殊任務的王小剛，還是想生孩子的劉曉星，都沒有考慮過離開。李貝用他的見聞解釋自己的選擇，“每天，積水潭醫院門口都有一個帶著紅領巾的男人指揮交通。他的指揮很管用，但這個人明顯是有精神問題的。一般車看到急救車很少避讓，他看到你要過來，就用身子擋著別的車，只讓你過。你和他打招呼，他還敬個禮，特別逗。”
註明：轉自ELLEMEN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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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曉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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