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昭先生，原名文炯，後署名伯昭，號沐園，齋名寶瓊閣。其“寶瓊閣”齋名，知者甚少。羅伯昭生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四川重慶人，早年求學上海，1921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商學院，獲學士學位。後返川經營桐油貿易，頗為成功，曾任美商生利洋行渝萬分行總經理。解放後，羅先生為我國工商界著名愛國人士，1956年公私合營後，曾任中國工藝品進出口公司上海分公司總經理，是上海市第一至第五屆人民代表，並擔任黃浦區副區長、區政協副主席、黃浦區工商聯主任委員、上海市工商聯常委等社會公職。
羅先生自20世紀20年代，就對我國曆代錢幣發生濃厚興趣，收藏研究古錢幣，終生不渝。在四川時期，他先後以重金收購楊介人的全部藏泉及樊樹材所藏的全部泥泉範。1935年後，羅先生到漢口，兼任生利洋行漢口出口部經理。在漢口的3年，他廣交泉友，與泉界同好成立“泉友會”，邀請武漢三鎮同好聚會，品評藏品，討論泉學，交換藏泉，成為當地泉界活動的中心。由於羅伯昭先生不惜巨金廣收珍稀歷代古錢，故成為西部地區藏泉的首富，在泉界就有“南張北方巴蜀羅”之稱，是與張叔馴、方藥雨齊名的古泉大收藏家。
近年來，我看到一些關於介紹羅先生早年在四川、漢口等地收藏珍稀古錢的文章，並列舉了一些珍稀古錢品目，但十分遺憾的是將羅先生那時珍藏的頂級大珍——西王賞功銀錢、元豐重寶篆書白銅錢等孤品都遺漏了。出現此情況，抑或撰文者未得悉日本《貨幣》雜誌曾有羅先生髮表文章所致。1935年第194期和1937年第216期日本《貨幣》雜誌，以“寶瓊閣羅伯昭”署名的《談西王賞功錢》《元豐重寶錢》兩文中，都已寫明上述兩錢為其所藏。
1939年，羅先生受好友美商範格之邀來滬，以7.5萬美金買下巨潑萊斯路（今安福路）7號獨幢花園洋房定居。當時上海已成“孤島”，工商凋敝，難民聚集。羅先生棄商隱居，以收集、研究歷代古錢幣為樂。此時，上海乃泉界精英聚集之地，張伯、張季量、王蔭嘉、鄭家相等名家常於每週五下午在廣東路古玩市場戴葆庭先生的店鋪中沏茶相聚，研討泉學。家父遷居上海後，戴老與我父在新老古玩市場各自的店鋪中，曾聯袂舉辦下午泉友茶敘會。羅伯昭先生每逢聚會必到，積極參與交流，成為上海泉幣界的領軍人物。1940年5月，羅先生登高一呼，與鄭家相、王蔭嘉等聯合倡議成立中國泉幣學社，社址設於羅氏宅邸。由年歲最長、德高望重的丁福保為社長、羅氏為副社長，並負責學社刊物《泉幣》雜誌的總編輯。當時《泉幣》雜誌的出版費用，主要由羅先生承擔。泉幣學社還定期舉行例會活動，滬上泉友經常在羅宅聚會，互通有無，品評藏品。泉幣學社於1950年7月2日至10月5日，曾連續舉辦了11次專題講座，分別由羅伯昭、鄭家相、張季量、張果園、沈子槎、彭信威等人擔任主講，羅先生在第11次講座上的主題是“中華蘇維埃銀銅幣”。當年的這些“中國泉幣學社專題講座”的手刻油印講義史料，我父一直保存著，彌足珍貴。
20世紀50年代末，家父曾帶我去羅家參加泉友聚會活動。我第一次去羅家的情景，至今記憶猶新。羅家的客廳寬敞、氣派，古玩擺設十分講究。茶几上，放著插有紅花的大花瓶，花束是羅太太尹尚瑛做的絹花，羅太太的“尹派”絹花曾在上海工藝界、北京政界轟動一時。客廳正中牆上掛著一幅有毛澤東親筆簽名的毛澤東全身像鏡框，該照片是毛澤東贈予羅先生的。參加那天聚會的有鄭家相、戴葆庭、沈子槎、楊成麒、趙權之、朱紹森等人。羅伯昭夫婦備茶點招待客人，羅先生主持會議，並用鋼筆作簡單記錄。出席者都攜帶了一些錢幣，以作交流、欣賞，我父親則帶去一小串古錢。會上大家對一枚遼代厭勝錢的鑄期問題展開討論，各抒己見，發言熱烈，有人甚至爭論到面紅耳赤的地步，真讓我嚇了一跳。這些前輩對待錢幣學術如此認真，心地如此坦誠，使我感受甚深。他們之間年齡有大小，社會地位有高低，但在學術問題上始終是平等的，並相互尊重，絕無論資排輩的習氣。我父親數十年藏泉生涯，結交了眾多泉幣界朋友，其中羅伯昭先生是他生前最為欽佩的一位。他們相識於1939年，自那時起，羅先生就一直暱稱我父為“小馬”，直至上世紀70年代初。羅先生與我父親情誼甚篤，是我父的良師益友，更是真正的莫逆之交。
在此，我介紹羅伯昭先生與我父親的泉緣中有關兩枚古錢的故事，其好事多磨的曲折經歷，不啻是中國泉壇的佳話。
“新幣十一銖”錢 。
20世紀40年代初，我國北方出土了一枚“新幣十一銖”錢。這枚前所未聞的古錢的發現，立即引起了各地泉友的關注。張伯先生獲得了此錢的拓片，並在1942年3月出版的第11期《泉幣》雜誌上發表了《新幣十一銖質疑》的文章，當時鄭家相先生亦附同張說。張、鄭兩君均屬中國泉幣學社創始人，在國內古錢界很有影響。因二人所持質疑否定的態度，以致這枚“新幣十一銖”錢，在京成了無人問津之品。
1943年冬，家父赴北京尋錢訪友，特地拜訪了“新幣十一銖”錢的物主李慶裕先生（李氏在琉璃廠開了爿“雲松閣”古玩鋪），親眼看到了那枚頗有爭議的錢幣實物。家父小心翼翼地從盒內取出這枚遍體紅斑綠鏽的古錢，將該錢的文字製作、銅質色澤仔細審視了一番，斷定這是一枚千載難逢的稀世孤品，並當即直言相告：“此錢為王莽所鑄，是一枚無庸置疑的創見珍品。”李先生聞言欣喜若狂。隨後家父提出將此錢割愛相讓的意願，李先生欣然應允。家父即以11兩黃金之價成交。返滬後，家父即向羅伯昭先生推薦了這枚被冷落二三年的珍錢。羅先生看後同樣愛不釋手，他肯定家父的鑑定和推論，決然用巨金購下（據羅氏後裔回憶，當時羅先生是以5000大洋購買的）。羅先生一直自詡“新幣十一銖”是他所收藏的1.5萬餘枚古錢中的第一大珍品。羅氏所藏錢幣於1957年全部捐獻國家，此“新幣十一銖”錢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永隆通寶”
1966年，家父供職上海文物商店，一天，家父在一封福建泉友來信中發現了一張“永隆通寶”鉛錢拓片，此錢背上有“閩”字，下有“仰月”紋，家父按拓圖中此錢的神韻、文字、製作，皆符五代錢風，不似贗品，顯屬一枚創見品。物主劉某應家父所求，將此錢寄滬。家父收到此錢後，將此事電告羅伯昭先生（羅氏自1957年無償捐獻全部藏錢後，凡遇所喜愛的珍稀古錢，繼續高價收集，以解“錢渴”），請其一同欣賞，並動員羅先生收藏此珍錢。
羅先生來到上海文物商店後，家父將這枚“永隆通寶”的來龍去脈如實相告，羅先生聽說他人與家父對此錢的真偽持有不同觀點，且此錢標價500元，價格不菲，故猶豫不決。經勸說和考慮後，他願意以500元買下此錢。豈料，正在交割之時，大街上突然喧鬧異常，“造反有理”“文化大革命萬歲”的口號不斷。同時，文物商店沿街的玻璃窗上，已貼滿了“大破四舊”“大立四新”“徹底砸爛封資修”的大大小小標語。這種突如其來的“革命”行動使文物商店的經理驚慌失措，只能匆匆關門停止營業。來店覓寶的羅伯昭先生，此時也急忙付款，攜帶這枚“永隆通寶”鉛錢，從正在拉上的鐵柵欄的門隙擠了出去。“永隆通寶”鉛錢成交的過程是滬上泉界遭“文革”禁錮前的最後一幕插曲，是羅伯昭先生生前最後收藏的一枚珍錢，可謂“絕唱”！也是羅先生對中國曆代錢幣收藏終生不渝的見證。
這枚“永隆通寶”鉛錢，在羅先生遭到抄家時失蹤。“十年浩劫”中，羅先生蒙受的摧殘無法想像。每次與家父相會時，羅先生總是提及此錢，可見他念念不忘這枚最後收藏的心愛之錢，但直至他謝世，仍未見下落。“文革”結束後，羅家子女秉承其父愛國遺志，將發還的文物悉數捐獻給上海博物館。家父那時已調到上海博物館工作，一天，羅家捐獻物中的一隻煙罐引起父親的注意，他隨即將煙罐拿起，輕輕一晃，聞有撞擊之聲，打開罐蓋一看，豈料久尋不見的“永隆通寶”鉛錢，竟安然無恙地藏身其中，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我父親與這枚“永隆通寶”從“識錢”到“尋錢”的二度相逢，真是不可思議之事。為此，父親特地寫了一篇《永隆大錢志》以作紀念。如今，這枚“永隆通寶”鉛錢，正在上海博物館展出，並標明“羅伯昭捐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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