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五千字的長文章，如下三種情況慎入：
1、沒耐性的。本文會對比元、明、清三朝治藏手段的區別，比較冗長；
2、認定外國老爺說的都是實話，國內專家都是騙子的。因為，本文會大量引用明、清史料和國內專家的論文；
3、不認可元、清是中國朝代的大漢族主義者。
如果您上述三種都不是，又對西藏曆史感興趣。我們就可以心平氣和的解析一下，這個有點複雜的歷史問題了！
說真的，有時候研究歷史頗有些無奈，尤其是當某些問題，摻雜了國家層面因素的時候。
我們當然不能說，外國的藏學家都是別有用心，但至少，某些外國藏學家在這方面的理論，帶有一個非常骯髒的內核。
我們來說一下某些外國學者的邏輯曲線，首先他們不承認元、清兩朝西藏納入了中國的版圖，而是認為元、清對西藏的強力控制，屬於“宗主國和殖民地”的關係，或者是一種“供施關係”。
但這樣還不足以推導出他們需要的結論，所以他們也不承認元、清兩朝屬於中國的朝代。
有了上述兩個邏輯基點，“西藏地位問題未確定”論調的基礎就足夠了。59年以後（發生了什麼大家自己百度），西方學界出現了大量相關論文，結論都是“西藏的地位從未確定”，“50年受到了侵略”。
這段實在難寫，很多詞彙都涉敏，大家明白我要說的意思就行了。
甚至，為了消弭、模糊中原和西藏長期的緊密聯繫，他們以“貢賜關係”、“宗藩關係”、“供施關係”等名詞來代替，就是不承認二者間的從屬關係。
可笑的是，國內很多人天然的認為，外國人說的都是真話，無限崇拜的等著外國大老爺發下聖旨。這就是我們經常說的，跪久了起來有點困難，不知道歷史問題其實站直了也能說。
當然了，不是所有的外國藏學家都秉持同一種觀點，和國內觀點接近的也有很多。
蒙古族和藏族的第一次交融，無疑就是著名的涼州會盟。準確的說，涼州會盟沒有元朝什麼事兒。因為，涼州會盟發生在公元1247年（南宋理宗，淳祐七年），元朝1271年才建立。
所以，涼州會盟的雙方，一邊是代表西藏的宗教領袖薩迦派的薩迦班智達，另一邊是蒙古帝國的宗王闊端（窩闊臺次子，貴由汗的弟弟，獲封西涼王）。
但涼州會盟讓蒙藏兩個民族從政治、精神兩個層面交融在了一起，塑造了元代蒙藏兩族關係的基礎。
當忽必烈定鼎大都後，陪著他一路風雨走來的八思巴成了，元朝管理西藏事務的制定代言人。尤其是，八思巴以
“帝師”、“大寶法王”的身份統領總制院（宣政院前身）時，實際上相當於忽必烈將藏區事務授權於薩迦派管理（注意不是授權八思巴個人）。需要注意的是總制院（宣政院）是一個中央政府常設管理機構，總部位於大都，官員構成也是“僧俗並用”，既管理全國佛教的事務，又直接統領吐蕃的政務和軍事。
這一點，從總制院改名宣政院的理由可清楚看出，“桑哥又以總制院所統西蕃諸宣慰司，軍民財谷，事體甚重，宜有以崇異之，奏改為宣政院”。——《元史·桑哥傳》
最有意思的是，元朝宣政院下設三個機構，分別是吐蕃等處宣慰司都元帥府（又稱朵思麻宣慰司）、吐蕃等路宣慰司都元帥府（又稱朵甘思宣慰司）、烏思藏納裡速古魯孫三路宣慰司都元帥府（又稱烏思藏宣慰司）。
其中，朵思麻宣慰司管轄範圍大概就是今天青海、甘南藏區，朵甘思宣慰司的管轄範圍大概是今天的四川甘孜、阿壩藏區，而烏思藏宣慰司則管理著今天的前後藏和阿里地區。
也就是說，西藏自治區的大概範圍，元朝時就基本確定了下來！
薩迦派在宣政院的配合下，在西藏進行了至少三次
括戶（清查戶口），並將烏斯藏劃分為十三萬戶。史料中都有明確記載，這些工作都有蒙古族官員參與，並不是西藏自己內部的普查和劃分。而對敢於挑戰薩迦派權威的勢力，元朝的打擊從來都是雷霆一擊，徹底根除。發生在1277年的“貢嘎桑布之亂”和公元1279年的“止貢寺之變”（止貢林洛）都是元軍直接入藏，尤其是止貢寺事件，因為止貢派聯絡了當時的西蒙古汗國勢力，因而遭受的打擊也更劇烈。元軍不但將止貢梯寺付之一炬，還將周邊1萬多止貢派僧人、信眾屠殺。
要知道，八思巴括戶時對西藏人口的統計，就是最樂觀的估算也不超過一百萬人，一次止貢林洛就殺了全藏1%以上的人口。
如果說這還不算對西藏進行了有效管控，那究竟什麼才叫有效管控呢？
另外，“貢嘎桑布之亂”後，宰相桑哥便有意識的在西藏留駐元朝軍隊，當然了主要是維護驛路暢通。經過桑哥梳理驛路，在之後元明清三朝都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成為了溝通中原和西藏的紐帶，所以才被五世達賴喇嘛稱為“漢藏金橋”。
說句稍微有點不敬的話，西藏的軍事能力，自吐蕃王朝崩潰後，基本就可以忽略不計了。西藏突然就從一個好勇鬥狠、野心勃勃的地區，變成了一個平和恬淡的領域。因而之後的中央政權，對西藏的管控從來都不體現在軍事留駐，元清兩朝在西藏的駐軍規模也不過保持在幾千人的水準。說真的，這點人馬對於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西藏來說聊勝於無，真的鬧起事兒來，還不夠塞牙縫的。
對於一個大帝國來說，西藏畢竟偏於一隅，只要保持穩定就夠了，大量駐軍帶來的補給成本根本就不划算。所以，三朝不約而同的選擇了屯重兵於多康地區挾制，保證一旦有事能夠迅速到達。
公允的說，康地藏族的勇悍程度遠超衛藏，看看乾隆時期大小金川之戰的慘烈，便可見一斑。如果康地都能管住，衛藏地區自然不在話下。
但問題是明朝二百多年裡，西藏什麼事情都沒發生。當時掌控衛藏的
帕木竹巴政權，該朝貢時朝貢、該貿易時貿易、每到領袖換人都要得到明朝的認可和重新敕封（這個問題我們後面仔細說），什麼事情都沒有，您弄一支軍隊住在西藏做什麼？騎馬玩兒？！我再強調一遍，西藏曆史上所有外部勢力入侵，沒有一次是靠中央在西藏駐軍解決問題的，不論元朝時的西蒙古汗國、清朝時的準噶爾部、廓爾喀人，還是導致拉達克離散的森巴之戰，全都是中央政府抽調四川、甘肅駐軍，以及多康地區藏族平息的事件。
如果中央政府闇弱，不能給西藏強有力的支持，那結果就是1904年的不平等條約（我們不承認這份條約）。當時，西藏可是有清朝駐軍的，解決什麼問題了？！
所以，元明清三朝鉗制西藏的策略都一樣，就是我們現在經常說的，“穩藏先穩多康”。
說到了明朝，我們就把明朝和西藏的關係也梳理一下。很多人都拿明朝沒有駐軍西藏出來說事，併成為其所謂“獨立地位”的藉口。
但其實，明朝對西藏的是有管控的。先不說1373年（洪武六年），明朝就設置了烏斯藏衛，次年又把這個衛升為烏思藏行都指揮司。
最有意思的是，朱元璋任命的管理人員是一群故元的蒙古官吏。
“故元國公南哥思丹巴亦監藏等來朝貢，乞授職名”，明省臺臣言:‘來朝者宜與官職，未來者宜勿與。”
朱元璋不同意，說:“我以誠心待人，彼若不誠，曲在彼矣。況此人萬里來朝，若侯其再請，豈不負遠人歸向之心?”
於是“遂皆授職名”，
“詔置烏思藏、朵甘衛指揮使司……以故元國公南哥思丹巴亦監藏等為指揮同知，……萬戶等官凡六十人。”——《明實錄·太祖實錄》這才是氣度，朱重八雖起於草莽，但能坐得天下，當然不是靠殺人多。
等到朱棣時期，明朝正式開始了多封眾建的管理方式，連續敕封了三大法王（大寶、大乘、大慈）、五大教王（闡化王、護教王、贊善王、輔教王、闡教王）。
按照封號來說，法王的地位高於教王，但闡化王帕木竹巴家族才是西藏的實際控制者。因此，出現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明朝對西藏下發的詔令，都只發給闡化王。
這說明，明朝非常清楚西藏地區的政治格局。我就對最重要的領袖，其他的事你自己安排，至於其他的王是做什麼用的，你自己合計。
永樂五年，明成祖開始大規模恢復驛站，他直接給闡化王下詔：“諭帕木竹巴灌頂國師闡化王同護教王、贊善王、必力工瓦國師、川卜千戶所，必裡、朵甘、隴三衛、川藏等簇，復置驛站，以通西域之使。”
同時，成祖還命“都指揮司劉昭、何銘等往西番、朵甘、烏思藏等處設立站赤，撫安軍民”。“令所轄地方騷站有未復舊者，悉如舊設置，以通使命。”——《明實錄》
經過前後七年的努力，漢藏金橋再次暢通。
《明史》載:“自是道路畢通，使臣往還數萬裡，無虞寇盜矣。”與此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就不再贅述了。再來說說，明朝對帕木竹巴領袖人選更替的重視程度。《明實錄·孝宗實錄》記載了這麼一件事，“其時王卒，其子(即阿吉旺秋第悉)請襲，命番僧二人為正副使往封。此至，新王亦死，其子阿往扎失扎巴堅參請封。二人不得已授之，遂具謝恩儀物，並獻其父所領勘合印章為左驗，至四川，守臣勤其擅封，逮治論斬，減死戍邊，副使以下悉有。”
這段記載的意思是，老闡化王死了，其子請求繼承王號，但路途遙遠等到明使帶著敕書趕到西藏時，新王也死了。
這下作為明使的蕃僧犯難了，敕書上寫的可是過世人名字。但他可能是為了省事兒，便將這份不對應的敕書給了繼任闡化王。
這事兒讓四川官員知道後，馬上就彈劾了蕃僧，繩捆索綁押送入京，判了斬立決。後來，孝宗考慮到
“番人不足深治”，免其死罪，發配陝西平涼衛充軍。這件事情可以清楚的看出，明朝對帕木竹巴政權的重視，否則大可不必如此上綱上線，嚴肅處理。
其中，明朝溝通漢藏的驛路，一直都是帕木竹巴負責維護整修，這一點上和元朝的故制沒有什麼不同。
另外，每有使臣往來，帕竹還有義務提供保護和承擔費用。這點在明朝太監侯顯出使烏斯藏時，最為明顯“給道里費，且遣人防護”。——《明實錄·宣宗實錄》
其實藏族史料本身對和中央政權的關係並不諱言，帕竹政權的締造者大司徒絳曲堅贊就曾在《遺訓》中明確說到：“東方皇帝以前就關懷我們帕竹，若繼續關懷，則應當遵守皇帝的法令，迎送和承侍宣旨欽差”。——《朗氏家族史》
當然了，他口中的東方皇帝還是元順帝，四年以後，元順帝就被朱元璋攆到草原牧馬去了。但整個帕竹政權運行期間，一直都秉承著絳曲堅贊遺訓的思想。
如果這些史料您都沒看過，就憑感覺說明朝和西藏如何如何，那就沒意思了。
清朝剛剛定鼎中原時，在行政上主要依靠固始汗的和碩特汗廷，而在宗教上則以五世達賴的格魯派為尊。這實際上是在重複元朝獨尊薩迦的舊制 ，歷史在這個地方進行了一次輪迴。
但隨著1717年（清康熙五十六年）新疆的準噶爾部策妄阿拉布坦率軍偷襲拉薩，殺拉藏汗，摧毀了和碩特部對西藏的管控。
為了穩定西藏，清朝連續以《西藏善後章程》（《酌定西藏善後章程十三條》）、《欽定藏內善後章程》（《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兩個文件應對。
在這兩個文件中，對西藏事務進行了詳細的規定，包括如何遴選活佛（金瓶掣籤）、外域人員來藏的管理、西藏貨幣的規範、常駐軍隊的設置、活佛登記造冊、甚至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的收支，都需要駐藏大臣每年審核兩次。
由此可見，清朝對西藏的管控是強力有效的，並且深入到西藏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因此，所謂清朝和西藏的“供施關係” 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縱觀西藏的歷史脈絡，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權的關係是複雜而多變的，各朝代因為各自情況不同，對西藏的管控方式和力度也不盡相同。但有一點可以確定，自涼州會盟之後，二者的主從關係從未改變。
當中央政府強勢時，管控西藏的力度也加大，中央政府孱弱管控力自然減小。從這一點上說，不但朝代更迭時非常明顯，就是同一個朝代各個時期也有起有落。
對於中央政府和西藏的關係，我用康熙皇帝訓誡子孫的一段話作為結尾，“外藩朝貢，隨屬盛事，恐傳至後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總之，中國安寧則外釁不作，故當以培養元氣為根本要務耳。”——《清聖祖實錄》
我們經常面臨這樣一個困居，我們跟別人說“自古以來~~”，人家跟我們說60年實際控制。我們一直都希望以理服人，但可惜哪有那麼多道理可講？
這世界的遊戲規則，從來就沒變過，區別不過是換上西裝了而已。
對於西藏問題，不過就是一句話：“西藏在爺手裡捏著！不服！你就來試試！”
參考文獻：
《明實錄》；
《清實錄》；
《論元代在西藏地方建政立制的基礎》_張雲；
《帕木竹巴政權與明王朝的關係_帕木竹巴政權研究之四》__王獻軍；
《朗氏家族史》__大司徒·絳求堅贊著，贊拉·阿旺譯；
《舅甥關係、貢賜關係、宗藩關係及供施關係——歷代中原王朝與西藏地方關係的形態與實質》__張雲；
評夏格巴《西藏政治史》中所謂“供施關係”的政治涵義__湯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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