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是記錄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書，是孔子與弟子言論的結集。孔子名丘，字仲尼，生於公元前551年，卒於公元前479年。祖先是西周宋國貴族，後來流亡到魯國。孔子青年時代做過管理倉庫和牲畜的小官，後來聚徒講學，受業門人先後多達三千人，特出者七十二人。孔子五十歲以後做過魯國中都宰，後升任司空、大司寇，並在短期內行攝相事。因為和當權的季氏發生矛盾，不得不去職。然後周遊列國，到處奔波，直至六十八歲才回到故鄉。晚年主要從事文化典籍整理工作，據說曾刪《詩》《書》，定《禮》《樂》，編《春秋》，尤喜讀《易》。孔子在傳播古代文化方面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論語》一書是孔子弟子和再傳弟子所記。關於《論語》的體例和名稱，班固《漢書•藝文志》中說：“《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篹，故謂之《論語》。”“論”字有“整理”、“撰次”等含義，“語”字謂“二人相與而說”，有“論難”“答述”等義（參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卷二四，《論語音義》）。就字面直譯，“論語”就是經過整理、撰次的對話，也就是“對話集”。原始記錄雜出眾手，最後的編定約在春秋末戰國初。
春秋末期，出現了“士”即知識分子階層，孔子可謂這個新興階層的最大代表。孔子不僅是個政治家、哲學家、教育家，而且是一個愛好詩歌和音樂、精研文學和語言、知識淵博的人，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文化人。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他對“仁”有多次的解釋，如在《論語•顏淵》裡，有一次學生樊遲問：什麼叫仁？孔子回答說：“仁者，愛人也。”愛人，就是從家庭出發的尊卑長幼、貴賤親疏的有差別的愛。因此就要講究等級名分。所以要講孝、悌、忠、信的道德禮教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秩序。《禮記•中庸》記錄孔子的解釋，說：“仁者，人也。”就是說人要講做人的道理，要同情人，要愛人。因此他主張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即我自己不願意別人怎樣來對待我，我也不以此待人。孔子主張“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即統治者應節約用度，愛惜民力，不要在農忙時去役使百姓。孔子同時反對橫徵暴斂，認為“苛政猛於虎”。又反對奴隸殉葬制度，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孟子•梁惠王上》）所以，孔子“仁”的思想包含著一種把人當作人的思想，有一定的人道主義精神。
孔子除了“仁”的思想外，還提倡“禮”。“禮”的基本作用就是要維護舊有的等級制度，要講名分。所謂“克己復禮為仁”，即要把不合於禮制的言行納入禮的規範。所以他的“仁者愛人”也不是講人人平等，而是在維護等級制度的大前提下，要統治者行一點“仁政”。孔子的這種思想在當時卻行不通，因其思想目的是想緩和當時的階級矛盾，他周遊列國，結果到處碰壁。孔子還首次提出“有教無類”的思想，要打破社會等級界限，使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向群眾開放。在教學中，他強調“誨人不倦”“循循善誘”，善於進行啟發式教學，注意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在學生有問題時加以指點。教育學生要觸類旁通，由此及彼，“舉一反三”，“告諸往而知來者”。孔子很注意因材施教，常常針對學生的不同情況，給以不同的解答。他教育弟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為政》）提倡勤學多問。孔子自己是“學而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多聞闕疑，慎言其餘”“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只要善於學習，到處都有老師：“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學習要與思考相結合，思又以學為基礎。孔子關於教育的許多見解，至今仍然十分有益。
孔子十分重視審美和藝術的作用，認為審美和藝術在人們為達到“仁”的精神境界而進行的主觀修養中能起到一種特殊的作用，即審美和藝術對於人的精神的影響特別深刻有力。所以僅認識到什麼是“仁”是不夠的，還必須對“仁”能產生情感的愉悅，得到一種審美的享受。正因為如此，他強調“美”與“善”的統一，提倡“盡善盡美”（《八佾》，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強調藝術要包含道德內容，如《論語•陽貨》，子曰：“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樂雲樂雲，鐘鼓云乎哉！”“樂”作為一種審美的藝術，不只是悅耳的鐘鼓之聲，它還要符合“仁”的要求。美與善的統一，在一定意義上也就是形式與內容的統一，即“文”與“質”的統一，藝術的形式應該是“美”的而內容則應該是“善”的。所以孔子講：“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雍也》）根據美善統一的觀點，孔子提出的審美標準是“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佾》，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就是說，藝術包含的情感必須是一種有節制的、有限度的情感，這樣的情感符合“禮”的規範，是審美的情感。鄭聲的情感過分強烈，超過了一定的限度（“鄭聲淫”），不符合“禮”的規範，所以不是審美的情感。這個標準，概括為一字，就是“和”。
孔子孔子還提出一系列的美學範疇和美學命題，如“興、觀、群、怨”說，謂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陽貨》）興，是“感發志意”，即詩可以使欣賞者的精神感動奮發；觀，即“觀風俗之盛衰”，“考見得失”，瞭解社會生活、政治風俗的情況。群，是“群居相切磋”，在人群中交流思想情感；怨，是“怨刺上政”，即對現實生活表示一種否定性的情感。對於自然美的欣賞，孔子提出“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的觀點，意指審美主體在欣賞自然美時帶有選擇性，自然美能否成為現實的審美對象取決於它是否符合審美主體的道德觀念。山水所以成為“君子”觀照的對象，是因為“君子”以山水比德，也就是說，山水的自然形象的某些特徵可以象徵人的高尚的道德品質。這一命題，已涉及自然美的本質問題。這樣，自然美就不是純客觀的東西，它包含有審美主體的思想、聯想、想象的成分，也就是包含有意識形態的成分。這種理論，影響十分深遠。人們習慣於用這種“比德”的審美觀來欣賞自然物，也習慣於按照這種“比德”的審美觀來塑造自然物的藝術形象。屈原的《橘頌》，幾乎句句是比德。中國畫中的松、柏、梅、蘭、菊、竹等，也都是比德。
《論語》多三言兩語為章，言簡意賅，用意深遠，發人深省。論為政，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顏淵》）；論教育，說“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述而》），“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論為人，則說“當仁不讓於師”（《衛靈公》），“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子罕》），等等。《論語》詞彙豐富、新鮮、生動活潑，虛詞特別是語氣詞大量使用。句式靈活多變，舒展自如，長短不拘，有很強的表現力。尤其善於把深邃的哲理凝聚於具體的形象之中，使抽象的說理文字具有某種詩意。如“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子罕》），作者通過讚揚松柏的耐寒，來歌頌堅貞不屈的人格，形象鮮明，意境高遠，啟迪了後世文人無盡的詩情畫意。再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子罕》），感慨時光的流逝，勉勵自強不息，蘊涵極深，然而毫無雕飾，經得起反覆咀嚼。“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述而》）則用樸素的筆調，刻畫出一個安貧樂道者的心境，平凡而又高雅。
《論語》雖重在記言，也表現了孔子及其弟子們的鮮明形象。寫孔子，儼然一位“仁者”的代表，富有感情，富有同情心，富有正義感，博學而又謙虛，謹慎而又倔強，端莊而又迂謹。而孔子的弟子，各人的性情神態，也極為傳神。如《先進•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
“求，爾何如？”
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赤，爾何如？”
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點，爾何如？”
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三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這一篇對於人物的音容、笑貌、情態、性格的表現，極為成功。對孔子的發問，子路不待師問己，便搶先“率爾而對”，儼然一副當仁不讓的架勢。寥寥數語，把他那種自信、好勝、粗魯、剛直的性格暴露無遺。冉有則不同，謙虛、謹慎，略表示了他有一點經濟才能。公西華同樣是謙虛，但卻善於言詞，語言委婉而有禮貌，言談中表現了他擅長禮儀的外交才能。曾皙則顯得倜儻、灑脫、狂放不羈。他在這裡用詩一般的語言描述出自己的理想：“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輕輕幾筆，勾勒出一幅色澤明麗的春遊圖，和煦的春風吹拂，人們在沂水邊自由自在地遊玩歌唱的歡快景象，呈現在讀者面前。這種境界，引起孔子由衷的讚賞。作為中心人物的孔子，也表現得非常生動。這位歷盡艱辛、備嘗世味的“救世之士”，本是想借門徒們在政治上得到任用時怎麼樣施展自己抱負的回答，寄託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曾皙卻答非所問，描繪了一幅春遊圖。曾皙描繪的春遊圖背後，隱藏著他的政治理想：如有機會去治理一個地方，就要使它呈現一片昇平景象。這正是孔子所讚賞的，所以他發出深深的感嘆：“吾與點也。”這就寫出孔子內心的感情波動與思想內涵。《侍坐》一篇被後人認為是《論語》中最富文學色彩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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