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论“天”的本义方面，墨子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位先秦最神秘的哲人，其种族来源始终是人们争议的对象。在儒家司马迁的《史记》中，墨子居然没有独立“列传”，而是在《孟子荀卿列传》中被“顺便一提”，甚至压缩至23个字——“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孔子时，或曰在其后”。这种“草率”的“不确定叙事”，表达出司马迁对墨家的蔑视，它是儒家利用历史叙事权贬低墨家的明证。但顾颉刚透彻地指出，在战国年代，只有三家学派成鼎立之势，掌控着战国思想界的基本格局，那就是孔孟派、墨翟派和杨朱派。如果还要进一步追究，也许还应再加上一家，那就是老庄派。这四大派系互相论辩，又互相渗透，云蒸霞蔚，气象万千，令整个先秦的天空都变了颜色。
胡怀琛在《墨翟为印度人辨》《墨子学辨》等书里，指认墨子为印度人，其理由是“墨翟”是“貊狄”或“蛮狄”之音转，加上墨子肤色较黑，又力主兼爱和非攻，应为婆罗门教徒；卫聚贤则认为墨子是印度人或阿拉伯人；苏雪林则认为墨子是希伯来传教士。苏雪林发现，墨子的主张，跟希伯来教义有诸多相似之处。文献考辨的结果表明，后一看法似乎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入侵犹太王国，攻陷耶路撒冷，摧毁所罗门圣殿，将犹太国王约雅斤、贵族及居民掳至巴比伦尼亚，史称“巴比伦之囚”。此后，犹太人处于“大流散”状态，其族民开始向包括东亚在内的世界各地移迁，而圣地以外的犹太人组织也开始崭露头角。公元前538年，波斯帝国居鲁士大帝摧毁巴比伦王国，允许犹太人重返故地，重建耶路撒冷圣殿（“第二圣殿”）和城墙，令城市恢复繁荣，成为波斯帝国犹太省的首府，但“大流散”的格局已无可挽回地形成。
墨子的生卒年代，据孙诒让推算，为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376年，远早于《新约》写作年代（公元1世纪—5世纪），而这正是波斯人对犹太人实施柔性统治的时期（536—332 B.C.），墨子的先祖，可能就是“大流散”初期离开耶路撒冷的智者，属于人们暂时还无法知晓的派系，后者的存在，甚至早于已知最早的三大犹太教派——撒都该派、法利赛派和艾赛尼派。
河南商丘的天主教堂
这些在大流散中向世界各地移迁的犹太人，其中的少数群体辗转列国而抵达东亚，成为晚期殷商帝国的臣民，继而又追随受周王室册封的微子启，被封为宋国贵族，住于宋城宋国在先秦的面目是特立独行的。周武王伐纣，商朝灭亡。武王分封诸侯时，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以奉其宗祀。武王死后，武庚叛乱，被周公平叛杀死，另封纣王的庶兄、当年曾降周的微子启于殷商旧都亳的原址，今称商丘，国号宋，以奉商朝的宗祀。宋襄公靠多元民族人才的赞助，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这无疑是一片奇异的母亲土地，以硕大饱满的胸怀，收容大批殷商移民，其中必有部分来自巴勒斯坦、波斯和印度的“海外移民”，由此形成民族多元和文化繁茂的格局，从中诞生了众多才华横溢的智者——墨翟、庄周和惠子，甚至还包括孔子的祖先。正是在这座先秦最温软仁厚的乐园里，浮现出墨翟的质朴身影。
清代儒家学者俞正燮首次发现，在墨学与宋国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逻辑关联。他宣称，“墨者，宋君臣之学也”，并援引《左传》公子目夷的评价称，宋襄公根本不懂战争的战术，兼爱与非攻，均非墨子的独立发明，而是“宋人之蔽”。《左传》记载称，襄公亡故之后，其部属华元和向戌都“以止兵为务”，也即拒绝打仗，而在战乱纷起的春秋时代，一个不会作战的和平主义国王，无异于政治自杀。直到墨子问世，才开始采用防御法来进行被动战争。俞正燮据此认为，“有是君，则有是臣”，墨子既为宋国贵族，就必定要遵循宋襄公的遗志，所以“墨学”无非就是“宋学”的一个剪影。
冯友兰秉承此说，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指出，宋国在东周时代，曾以出产所谓“愚人”著称，先秦诸子所说的愚人故事，如“拔苗助长”（孟子）、“守株待兔”（韩非子）等等，都旨在嘲弄宋人的信念与德行。冯友兰认为，墨子之道，“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太殷，以自苦为极，所谓其志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有宋人之风”。此说为墨子学说的宋国起源，作了深入的论证，而令墨翟思想的文化背景，变得更为明澈起来。
《犹太拉比》伯伦朗画作
鉴于宋国是殷人的后裔，所以宋国的思想，必然要被追溯到殷商。但翻遍殷商的资料，在王风与民俗之间，都找不到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尚贤、尚同的丝毫影子，唯有“天志”，还有一缕殷人崇“帝”的踪迹，而“明鬼”之说，有人以宋襄公“用郑子于次睢之社”（《左传》僖公十九年）为例，斥责其以活人（郑子）为献祭（次睢之社）。但殉葬的恶俗，春秋时代各国皆有，早已相沿成习。《墨子·节葬》篇描述说：“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诗经·秦风·黄鸟》揭发秦穆公死时，秦国竟然以大量活人殉葬，诗中流露出的哀吊之情，令人难以忘怀。所以此俗绝非宋国独有。纵然殷商帝国也风行此俗，都不能成为周人推行人殉的托辞。
图4-22 宋国故地、河南商丘的天主教堂
既然没有殷商文化作为背景，产生于宋国的这种不合时宜的“宋学”，就变得十分诡异起来。它似乎是一个极其孤立的存在，被悬置在东亚文化的上空，跟这片土地无法兼容，而成为世人嘲笑的“愚蠢”对象。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古怪情形呢？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以宋襄公为代表的宋国贵族阶层，受到了一个外来的“麻吉”（麻葛）群体的深刻影响，而这个群体可能就是一些“前拉比犹太教”（Pre-rabbinic Judaism）时代的传教士，墨子要么是他们的后代，要么曾经接受过他们的教诲和熏陶，最终成为这个自我固守的小群体中的杰出成员。
墨子崇尚神明而反对空洞的祭礼，崇尚大爱而反对小爱，崇尚正义而反对邪恶，崇尚节俭反对奢靡，崇尚劳作而反对音乐，崇尚变革奋进而反对安于天命，崇尚真理而反对儒家，崇尚和平而反对战争，这些精神和行为特征，都跟犹太教极为相似，而跟本土诸派大相径庭。
在整个东亚诸子中，只有墨子组织了纪律严明的教团，并且诸事亲力亲为，周身散发出清教徒的浓烈气息，这种教团结构并非源于东亚文化土壤，而是出自犹太人在“大流散”中自我保护的需求。这种纪律严明的清教主义教团的特征，在此后的法利赛派那里得到了充分发育。
墨翟之姓，上古音为【mlg-raag】，而针对“墨”姓，顾颉刚曾作过详尽考据，认为“墨”与肤色无关，而是“墨台”（音“怡”）的缩语，史书上有时也记为“墨夷氏”或“目夷氏”。但无论是“墨”还是“墨夷”或“目夷”，都只是波斯祆教祭司“麻葛”（Magi，亦称麻吉Maji）的上古汉语转音而已。
“麻葛”一词，源于波斯语，为波斯祭司的称谓，于公元前700年起在西亚、南亚和东亚广泛流行，成为各门宗教的先知、祭司、使徒、传教士和智者的泛称。墨子之名“翟”（“rag”）的发音，则更接近犹太精神导师拉比“Rabbi”的词根“Rab”。“麻葛”（墨）加上“拉格”（翟），无非是一种同语反复现象，两词之间互相阐释，犹如一对彼此缠绕的蛇体，以强调其“祭司/导师”的隆重语义。
墨者教团的首领称为“钜子”，对其成员具有决定生死的权威。墨子本人即首任钜子，《说文》解释“钜”是“大刚”（大而刚）的意思，或为“巨大”之义，而犹太教圣典导师“拉比”（Rabbi）的词根“Rab”，刚好也是“巨大”的意思。毫无疑问，“钜子”一词就是“拉比”的汉语意译。这个语言学细节构成了重要证据，足以揭示这个古怪姓氏的外部来源。
墨子曾称鲁国的国君为“主君”《墨子·鲁问》：鲁君谓子墨子曰：“吾恐齐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圣王禹、汤、文、武，百里之诸侯也，说忠行义，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厉，雠怨行暴，失天下。吾愿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爱利百姓，厚为皮币，卑辞令，亟遍礼四邻诸侯，驱国而以事齐，患可救也。非此，顾无可为者。”，这个典故曾经造成诸多历史误解，以为墨子的身份是鲁君的家臣，而这完全不符合墨子作为独立思想家和教团领袖的身份。这种敬称，其实源于犹太人的历史传统。下属称呼君王，多为“我主我君”（My lord the King），将其直译成汉语，就是“主君”，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更妥帖的译法吗？
据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称，墨子及其教团成员的身份，“盖出于清庙之守”，就字面而言，就是“清庙”的守护者。“清庙”二字，始见于诗经《周颂》，诗中如此赞颂道：“啊庄严清静、没有偶像的神庙，主持的祭司多么庄重显耀！济济一堂的众多官吏，都秉承着文王的德操；为了报答和颂扬上帝，敏捷地在庙中奔忙操劳。上帝的大德实在显赫美好，永远不会被人们忘掉！”。诗中“对越在天”一句，指的就是上帝，而“清庙”一说，指的是那种没有偶像、静默质朴的道场，所以《左传》的注释者贾逵称，“肃然清静，谓之清庙。”艺文志说墨子“出于清庙之守”，这些阐释无疑都揭示了他（们）的宗教来历。中国本土神庙，均以造像立神为俗，蔚成风气，而只有希伯来教坚斥偶像，反对奢靡浮华的建庙风格，由此跟本土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墨教的精神原型，已经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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