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瑾
长安区杜曲镇，有一处院子，红色的大门时常紧闭，青石砖墙上有一个牌匾，上面用中韩两国文字写着“韩国光复军第二支队旧址”。
开门的是一位老大爷，他称自己是韩国军人的后裔......
光复军的历史
在中国的韩国复国组织
1910年，日本占领了韩国，开始了在韩国的殖民统治，几年的殖民统治激起了韩国人民反抗的决心。1919年3月，朝鲜半岛爆发了规模巨大的全国性的反日大游行——“三一运动”（也叫“独立万岁运动”），这在历史上被看作是韩国的“独立宣言”，虽死伤数千人以失败告终，却激发了韩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从此，韩国开始了持续数年的复国运动，复国运动不仅在国内进行，韩国的爱国人士也在周边的一些国家积极开展外围的救国运动，其中就包括好邻居——中国。1919年4月13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这里成为韩国复国运动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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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以上海为发散点，1938年10月10日，“朝鲜义勇队”在武汉成立，隶属于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全队共314人，由金若山任总队长。该队于1938年12月移至桂林，1940年3月移至重庆，前后转战中国6个战区、13个省。
1940年9月17日，韩国临时政府在重庆组建成立“韩国光复军”，当时刚成立的光复军只有30多人，但就是这样一支小小的队伍，却立下豪言壮语：“将为了同中国军队一同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战斗。”1940年，由于抗战需要，光复军总部由重庆迁往西安，就是前文提到的位于杜曲的遗址附近，后来光复军第二支队一直留在西安杜曲镇活动了约6年半的时间。
1942年5月15日，“韩国光复军”和“朝鲜义勇队”合并为新的“韩国光复军”，由韩国临时政府统辖，国民党将派军政干部至“韩国光复军”指导工作，光复军直接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据资料记载，光复军当年主要的任务是，打入敌寇军队，煽动韩籍士兵；与朝鲜半岛和旅外朝侨设法联络；招收韩籍有志青年，予以训练；散播复国运动的文告；觅取各种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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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9月，光复军组成“印缅战区工作队”赴印，协助盟军工作，1945年7月，完成任务后从印度撤退，工作队返回重庆。1945年2月，光复军抽调了100余人接受三个月的飞行训练，在宜春成立了他们的“飞虎队”，“飞虎队”曾参加第四次长沙会战。后来，立下战功的“飞虎队”再汇编入光复军。
光复军的后裔
73岁老人赵生林的故事
1945年11月23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迁回国内，韩国光复军也由次年返国，73岁的赵生林老人也就是在这一年出生的，同时出生的还有他的双胞胎哥哥。当时，因为父母一直借住在西安长安区的王世和家，赵生林和哥哥就在这家出生，为产妇接生的是王世和的妻子牛玉勤。后来因父母要随部队回国，加上战时物资匮乏，赵生林一出生就被留下来，送给长安区的赵姓人家抚养，从小就没有见过父母、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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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在重庆欢送韩国临时政府成员回国时，韩国临时政府领导金九在登机前发表了《致中华民国朝野人士告别书》：“抗战八年来，敝国临时政府随国府迁渝，举凡拨借政时、供应军备，以及维持侨民生活，均荷于经济百度艰窘之秋，慨为河润。”足以见得，当年光复军在中国进行复国运动时有多不容易，而这一点也在赵生林的口中得到了证实。他说，听老人讲，那时在西安的光复军有时连饭都吃不上，要靠村民接济，对于父母回国把他抛下，他表示可以理解。
这一处“韩国光复军第二支队旧址”的纪念场所是2014年建成的，2015年赵生林就因为其特殊身份在这里照看院子了。他说，当年真正的遗址不在此，这里本是一处寺庙，后改成文化广场再改建遗址公园，村里的粮站才是韩国光复军第二支队及其家属170多人的主要活动场所，他们大部分寄住在村民家，和村里人一起劳作，却因语言不通很少交流，所以，曾经的寻亲之路是十分艰难的。
1967年，赵生林想要报名参军，被拒，原因是“有海外关系”，他才知道自己真实的身份，几十年来，他一直想要找到自己的父母、亲人，可希望却一次次落空。如今，赵生林似乎对寻亲一事已经比较淡然了，“73岁了，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也许父母当初把我留在中国是对的，也许回到韩国的哥哥在动乱中早就不在了。如今看看院子、理理花草，每个月还有1500元的工资，挺好的。”
赵生林介绍，杜曲镇的遗址虽偏僻，韩国人却常来，他有一项任务就是负责登记、接待。在他的登记本上看到，从2015年起，每年到访此地的人次有十几、二十次，大到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夫人，小到韩国的学生，都非常重视这段历史，将这里作为一个爱国教育基地。赵生林说：“他们一来，还是有亲人的感觉。”可是，一口地道的陕西话，不说，谁又能知道这个普通的老汉是韩国光复军的后裔？
韩国生育了他，而中国养育了他。
光复军的档案
侧面反映当年活动情况
翻看资料，省馆关于光复军的档案不多，其中有两则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年光复军在中国的活动情况。
其中一则是中华民国三十一年，韩国光复军给中央银行西安分行的一则公函，上书：此次由重庆汇交本队国币壹万叁仟元，系拨充敌后工作经费，拟即派人送往，惟敌后情形特殊，大票决无法使用，素稔贵行同情敝国革命，务请特别通融，一律发给拾元、伍元印有水影之钞票，以利工作进行，寔纫公谊。
从这件档案中可以看出，当时韩国光复军在中国活动的军费都是由中国开支的，据史料记载，在光复军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时军费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直接支出，后光复军归韩国临时政府指挥，军费由国民政府拨给临时政府，再由临时政府下发光复军。
另外一则是国民党特务任布衣给曹子君的代电，实则是工作汇报。其中提到：韩国光复军副司令金若生给延安活动的韩桥等汇去经费，并派专人去延安指导工作，并称赞他们颇有工作成果，需打听韩国光复军在延安的活动情形以及他们和金若生如何联系。这就表明，当时的国民党虽从人力、物力上支持着韩国的复国运动，但也时刻关注着他们在中国的动态和政治倾向，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希望两国能够齐心打好抗日之战。
一位老人守着一处鲜为人知的遗址，背后是横跨七十多年、有关中韩两国抗日的故事。老人的存在让这段故事更加有血有肉，档案的记载让这段故事更加真实、清晰。
参考文章：《抗战时期的光复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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