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書紀年》，亦稱《汲冢紀年》，是中國歷史上最早一次大批出土的戰國時代簡牘資料
《竹書紀年》，亦稱《汲冢紀年》，是中國歷史上最早一次大批出土的戰國時代簡牘資料，其發掘過程，充滿了啼笑皆非的傳奇色彩。
西晉咸寧五年（279年），正是晉武帝司馬炎當政時期，在位於河南境內的汲郡（今河南汲縣），發生了一起盜墓事件。一個名曰“不準”的盜墓賊，盜掘了戰國時代魏國第4代國君魏襄王的陵墓。這位於公元前296年駕崩的魏襄王，也是那個時代裡翻雲覆雨的狠角兒，曾在公元前318年聯合了魏、韓、趙、楚、燕五國軍隊，合縱攻秦，聲勢雖然浩大，最終無功而返。盜墓賊不準先生盜掘魏襄王陵墓，原指望一夜暴富成土豪，豈料他得到的，不是金光耀眼的金銀財寶，而是散發著衰朽氣味的竹簡數十車，竹簡上全是曲裡拐彎的蝌蚪文。這就是後來聞名於世的“汲冢古文”。這個盜墓賊不準先生，還算頗有“賊德”，他沒有譭棄這些看起來一文不值的寶貴竹簡，使之得以流傳後世，他也因此在歷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大名，堪稱“俠盜”。
伊尹，殷商初年著名政治家、思想家，伊姓，名摯，傳說生於空桑。
令人痛惜的是，由於盜墓人曾燃燒竹簡用以照明，不少寶貴的竹書被燒燬，還有許多被拆散，折斷，擊碎，使古籍遭到了嚴重破壞。太康初年，這批汲冢竹書被官府收藏，晉武帝司馬炎聞訊，喜出望外，令中書監荀勖、中書令和嶠負責翻譯竹簡，“校綴次第，尋考指歸”。經過苟勗、和嶠、束皙、衛恆等學者多年的整理與釋讀，最終釐定先秦古書約十餘種，共七十五篇。這些簡書，被後人稱為“汲冢書”或“汲冢竹書”。
此後，汲冢竹書在史海煙雲中命途多舛，南北朝時期即逐漸散失，流傳下來的只有一部《穆天子傳》。清代學者朱右曾、近代學人王國維，曾分別搜輯考訂原本《竹書紀年》佚文，重編《古本竹書紀年》，成為研究古代史的重要資料。著名學者李學勤先生說：“《竹書紀年》在研究夏代的年代問題上有其特殊意義，正在於它是現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學的系統。”
《竹書紀年》所記載的歷史，顛覆了傳統正史中的一些經典橋段，譬如《史記-殷本紀》中關於“伊尹放太甲”的記載，就與《竹書》之記載大相徑庭，引起後世紛爭。
伊尹，殷商初年著名政治家、思想家，伊姓，名摯，傳說生於空桑。《列子·天瑞》雲：“伊尹生乎空桑”；《呂氏春秋·本味》載：“有先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
空桑乃上古地名，沿用至東周末期，因有大片桑林而得名，作為一個寬泛的上古地理概念，空桑屬於上古九州之一的古兗州，包括了今河南東部、安徽北部、山東兗州等地。據古籍記載，這一地域時有神秘之光閃爍，孔子、伊尹、力牧（黃帝之相）、羲和（天文世家）、顓頊（黃帝之孫）、軒轅氏、神農氏等，據說都生於此地，可謂星辰羅列，熠熠生輝，伊尹躋身其間，亦足以自豪也。
伊尹一生，作為商王朝丞相50餘年，歷事商湯、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五代，嘔心瀝血，功勳卓著。沃丁8年，伊尹逝世，終年100歲。據說，他運用“以鼎調羹”“調和五味”等烹調理論治天下，與老子所謂“治大國若烹小鮮”異曲而同工。他整頓吏治，洞察民情，使商朝初年政治比較清明，經濟比較繁榮，國力迅速增強。
據史記記載，商王太甲桐宮悔過之後，伊尹還政於他，成為一代明君
在伊尹的輔佐下，商湯完成了建國之大業，然而，商湯駕崩之後，接班人外丙、仲壬連續夭折，政局一度混亂，伊尹扶立太甲繼位，才算穩住了局勢。太甲繼位之初，還算循規蹈矩，國家漸趨穩定，國勢漸顯起色，可是到了第三年，他便開始威福自專，奢靡享樂，暴虐百姓，導致朝政昏亂，怨聲載道。伊尹百般勸諫，太甲置若罔聞，為了挽救危局，伊尹只好痛下決心，將他放逐到商湯墓地附近的桐宮（今商丘市虞城縣北），自己攝政當國，史稱“伊尹放太甲”。《史記·殷本紀》對這件事的記載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鹹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
太甲“桐宮悔過”之後，伊尹將他迎回，重登王位，勵精圖治，終成一代明君。孟子尊太甲為商朝“聖君”之一。伊尹的《太甲訓》早已散佚，其警句“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因為載於《尚書》太甲篇，至今流傳。
然而，太史公筆下這一出君臣從分到和、共襄盛業之連續劇，到了《竹書紀年》裡，則是另外一出血腥慘烈景象，其文曰：“伊尹放太甲於桐而自立也。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由於古本《竹書紀年》在宋朝就已散佚，現代人看到的都是清人與今人的輯錄本。《竹書紀年》之記載，意譯一下，大體如下：伊尹放逐太甲，自立為王，幾年後，太甲潛回，殺掉伊尹，命其子伊陟、伊奮繼承其衣缽。因為此記載過於兇悍血腥，且不符合伊尹古之賢臣形象，人們對這條記載，一直將信將疑。然而，其一，《竹書紀年》是古代史官的第一手文字資料，實在沒有編造的必要，也找不出編造的理由；其二，古本《竹書紀年》因為不大符合儒經教義，歷來為儒家所輕，宋朝是個提倡推重儒學的歷史時期，《竹書紀年》恰恰在宋朝佚失，讓人不免心生疑惑。
《尚書》亦稱《書經》，相傳由孔子編纂而成，保存了商周時期，特別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文獻。
西晉著名統率兼著名學者杜預先生，研究比較了《史記》與《竹書紀年》關於太甲“桐宮悔過”的不同記載，大發感慨，說這件事“與《尚書》敘說大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
因為司馬遷著《史記》，曾取材於《尚書》，《尚書》關於此事的記述，與《史記》略同。杜預因此懷疑，西漢初年的藏書家伏生老先生在發掘整理壁藏之《尚書》時，記憶可能發生了混亂，將古書典籍當成了當時雜記，也沒有詳加校勘，致使後世出現了截然相反的記載。
這裡，就牽扯了一件在中國文化史上影響深遠而巨大的事件：焚書坑儒。《尚書》之傳世，還有一段浸透著血泊的故事。《尚書》亦稱《書經》，相傳由孔子編纂而成，保存了商周時期，特別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文獻。伏生乃山東章丘（今濟南市）人，孔門弟子轌子賤之後裔，他與《尚書》的因緣，充滿了傳奇色彩。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嬴政在丞相李斯唆使之下，實行“焚書坑儒”，伏生冒著生命危險，把古本《尚書》書版偷偷藏在牆壁夾層之內，逃過了喪身火海的厄運。漢惠帝四年（前191年），他挖開牆壁，發現歷經二十餘載，書版枯朽，觸之慾碎，所幸尚有29篇保存完好。
此事風傳開來，轟動一時。不久之後，漢文帝劉恆登基稱帝，他對伏生與《尚書》的故事早有耳聞，傳旨召見，此時伏老先生已年逾九旬，行動不便，文帝指派時任太常掌故的晁錯，前往伏老先生在濟南的家裡，當面聆教。老先生已經口齒含混，說出來的話如同“天書”，只有他的女兒羲娥能夠聽懂，如此一來，只好由老先生口述，請羲娥小姐擔任翻譯，再經晁錯記錄整理。經過這樣的深入發掘，終於將伏生胸藏之《尚書》與現存資料“合璧”——這就是流傳至今的寶貴典籍《尚書》。
太甲與伊尹，這兩個導致《史記》與《竹書紀年》“隔世打架”的歷史人物，所演繹的這個古典橋段，真相究竟如何，已不可考；但從兩個截然相反的視角回望歷史，卻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至少提醒人們：所謂“歷史真相”，總有兩個或兩個以上之“解”，很難統於“一”，也不可能統於“一”。
青史如銅鑄，何意記興亡，不過一抔土，灑遍五湖三江
（20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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