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亦称《汲冢纪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一次大批出土的战国时代简牍资料
《竹书纪年》，亦称《汲冢纪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一次大批出土的战国时代简牍资料，其发掘过程，充满了啼笑皆非的传奇色彩。
西晋咸宁五年（279年），正是晋武帝司马炎当政时期，在位于河南境内的汲郡（今河南汲县），发生了一起盗墓事件。一个名曰“不準”的盗墓贼，盗掘了战国时代魏国第4代国君魏襄王的陵墓。这位于公元前296年驾崩的魏襄王，也是那个时代里翻云覆雨的狠角儿，曾在公元前318年联合了魏、韩、赵、楚、燕五国军队，合纵攻秦，声势虽然浩大，最终无功而返。盗墓贼不準先生盗掘魏襄王陵墓，原指望一夜暴富成土豪，岂料他得到的，不是金光耀眼的金银财宝，而是散发着衰朽气味的竹简数十车，竹简上全是曲里拐弯的蝌蚪文。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汲冢古文”。这个盗墓贼不準先生，还算颇有“贼德”，他没有毁弃这些看起来一文不值的宝贵竹简，使之得以流传后世，他也因此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大名，堪称“侠盗”。
伊尹，殷商初年著名政治家、思想家，伊姓，名挚，传说生于空桑。
令人痛惜的是，由于盗墓人曾燃烧竹简用以照明，不少宝贵的竹书被烧毁，还有许多被拆散，折断，击碎，使古籍遭到了严重破坏。太康初年，这批汲冢竹书被官府收藏，晋武帝司马炎闻讯，喜出望外，令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负责翻译竹简，“校缀次第，寻考指归”。经过苟勗、和峤、束皙、卫恒等学者多年的整理与释读，最终厘定先秦古书约十余种，共七十五篇。这些简书，被后人称为“汲冢书”或“汲冢竹书”。
此后，汲冢竹书在史海烟云中命途多舛，南北朝时期即逐渐散失，流传下来的只有一部《穆天子传》。清代学者朱右曾、近代学人王国维，曾分别搜辑考订原本《竹书纪年》佚文，重编《古本竹书纪年》，成为研究古代史的重要资料。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说：“《竹书纪年》在研究夏代的年代问题上有其特殊意义，正在于它是现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学的系统。”
《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历史，颠覆了传统正史中的一些经典桥段，譬如《史记-殷本纪》中关于“伊尹放太甲”的记载，就与《竹书》之记载大相径庭，引起后世纷争。
伊尹，殷商初年著名政治家、思想家，伊姓，名挚，传说生于空桑。《列子·天瑞》云：“伊尹生乎空桑”；《吕氏春秋·本味》载：“有先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
空桑乃上古地名，沿用至东周末期，因有大片桑林而得名，作为一个宽泛的上古地理概念，空桑属于上古九州之一的古兖州，包括了今河南东部、安徽北部、山东兖州等地。据古籍记载，这一地域时有神秘之光闪烁，孔子、伊尹、力牧（黄帝之相）、羲和（天文世家）、颛顼（黄帝之孙）、轩辕氏、神农氏等，据说都生于此地，可谓星辰罗列，熠熠生辉，伊尹跻身其间，亦足以自豪也。
伊尹一生，作为商王朝丞相50余年，历事商汤、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五代，呕心沥血，功勋卓著。沃丁8年，伊尹逝世，终年100岁。据说，他运用“以鼎调羹”“调和五味”等烹调理论治天下，与老子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异曲而同工。他整顿吏治，洞察民情，使商朝初年政治比较清明，经济比较繁荣，国力迅速增强。
据史记记载，商王太甲桐宫悔过之后，伊尹还政于他，成为一代明君
在伊尹的辅佐下，商汤完成了建国之大业，然而，商汤驾崩之后，接班人外丙、仲壬连续夭折，政局一度混乱，伊尹扶立太甲继位，才算稳住了局势。太甲继位之初，还算循规蹈矩，国家渐趋稳定，国势渐显起色，可是到了第三年，他便开始威福自专，奢靡享乐，暴虐百姓，导致朝政昏乱，怨声载道。伊尹百般劝谏，太甲置若罔闻，为了挽救危局，伊尹只好痛下决心，将他放逐到商汤墓地附近的桐宫（今商丘市虞城县北），自己摄政当国，史称“伊尹放太甲”。《史记·殷本纪》对这件事的记载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褒帝太甲，称‘太宗’。”
太甲“桐宫悔过”之后，伊尹将他迎回，重登王位，励精图治，终成一代明君。孟子尊太甲为商朝“圣君”之一。伊尹的《太甲训》早已散佚，其警句“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因为载于《尚书》太甲篇，至今流传。
然而，太史公笔下这一出君臣从分到和、共襄盛业之连续剧，到了《竹书纪年》里，则是另外一出血腥惨烈景象，其文曰：“伊尹放太甲于桐而自立也。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由于古本《竹书纪年》在宋朝就已散佚，现代人看到的都是清人与今人的辑录本。《竹书纪年》之记载，意译一下，大体如下：伊尹放逐太甲，自立为王，几年后，太甲潜回，杀掉伊尹，命其子伊陟、伊奋继承其衣钵。因为此记载过于凶悍血腥，且不符合伊尹古之贤臣形象，人们对这条记载，一直将信将疑。然而，其一，《竹书纪年》是古代史官的第一手文字资料，实在没有编造的必要，也找不出编造的理由；其二，古本《竹书纪年》因为不大符合儒经教义，历来为儒家所轻，宋朝是个提倡推重儒学的历史时期，《竹书纪年》恰恰在宋朝佚失，让人不免心生疑惑。
《尚书》亦称《书经》，相传由孔子编纂而成，保存了商周时期，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文献。
西晋著名统率兼著名学者杜预先生，研究比较了《史记》与《竹书纪年》关于太甲“桐宫悔过”的不同记载，大发感慨，说这件事“与《尚书》叙说大甲事乖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
因为司马迁著《史记》，曾取材于《尚书》，《尚书》关于此事的记述，与《史记》略同。杜预因此怀疑，西汉初年的藏书家伏生老先生在发掘整理壁藏之《尚书》时，记忆可能发生了混乱，将古书典籍当成了当时杂记，也没有详加校勘，致使后世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记载。
这里，就牵扯了一件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深远而巨大的事件：焚书坑儒。《尚书》之传世，还有一段浸透着血泊的故事。《尚书》亦称《书经》，相传由孔子编纂而成，保存了商周时期，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文献。伏生乃山东章丘（今济南市）人，孔门弟子轌子贱之后裔，他与《尚书》的因缘，充满了传奇色彩。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嬴政在丞相李斯唆使之下，实行“焚书坑儒”，伏生冒着生命危险，把古本《尚书》书版偷偷藏在墙壁夹层之内，逃过了丧身火海的厄运。汉惠帝四年（前191年），他挖开墙壁，发现历经二十余载，书版枯朽，触之欲碎，所幸尚有29篇保存完好。
此事风传开来，轰动一时。不久之后，汉文帝刘恒登基称帝，他对伏生与《尚书》的故事早有耳闻，传旨召见，此时伏老先生已年逾九旬，行动不便，文帝指派时任太常掌故的晁错，前往伏老先生在济南的家里，当面聆教。老先生已经口齿含混，说出来的话如同“天书”，只有他的女儿羲娥能够听懂，如此一来，只好由老先生口述，请羲娥小姐担任翻译，再经晁错记录整理。经过这样的深入发掘，终于将伏生胸藏之《尚书》与现存资料“合璧”——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宝贵典籍《尚书》。
太甲与伊尹，这两个导致《史记》与《竹书纪年》“隔世打架”的历史人物，所演绎的这个古典桥段，真相究竟如何，已不可考；但从两个截然相反的视角回望历史，却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至少提醒人们：所谓“历史真相”，总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之“解”，很难统于“一”，也不可能统于“一”。
青史如铜铸，何意记兴亡，不过一抔土，洒遍五湖三江
（20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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