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從甲骨文、金文變為篆書，再變為隸書、楷書，其總趨勢就是從繁到簡。隸書是篆書的簡化，草書、行書又是隸書的簡化，而簡體字正是楷書的簡化。楷書在魏晉時開始出現，而簡體字已見於南北朝（4－6世紀）的碑刻，到隋唐時代簡化字逐漸增多，在民間相當普遍，被稱為“俗體字”。我們今天使用的許多簡化字，在這時候就已經開始出現。宋代以後，隨著印刷術的發明，簡體字由碑刻和手寫轉到雕版印刷的書籍上，從而擴大了簡體字的流行範圍，數量大大增多。
1909年，陸費逵在《教育雜誌》創刊號上發表論文《普通教育應當採用俗體字》，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公開提倡使用簡體字。
1922年，錢玄同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上提出《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得到陸基、黎錦熙、楊樹達的聯署。這是歷史上有關簡體字的第一個具體方案，主張把過去只在民間流行的簡體字作為正體字應用於一切正規的書面語。它提出的八種簡化漢字的方法，實際上也就是現行簡體字的產生依據，影響深遠。
1928年，胡懷琛出版《簡易字說》，收簡體字300多個。
1932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公佈出版國語籌備委員會編訂的《國音常用字彙》，收入不少簡體字，並指出：“現在應該把它（簡體字）推行，使書寫處於約易。”
1937年，北平研究所字體研究會發表《簡體字表》第一表，收字1700個。
早在上個世紀30年代，蔣介石就聽取王世傑的意見，並當即指示，逐步推行簡體字。
王世傑於是召開會議，佈置漢字簡化的有關事宜，並委託北京大學教授、著名語言文字學家黎錦熙主持這項工作。黎錦熙組織了一個專門班子，向教育部提出了簡化 1000餘字的方案。王世傑認為簡化得太多，又指示黎錦熙重新挑選三四百個迫切需要簡化的字報教育部審批。1935年8月，王世傑以教育部的名義，頒佈了第一批《簡體字表》，並通知各印書館。
不料，因事沒有參加討論簡化文字會議的國民黨中央常委、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得知此事後，十分氣憤。他跑到蔣介石辦公室大吵大鬧，說簡化漢字十分荒謬，破壞了中國文化，還說教育部趁他不在京，討論這麼重要的事情，是有意迴避他。
蔣介石雖做了一些解釋，但戴季陶仍聽不進。他多次在公開場合揚言，如果教育部不收回《簡體字表》，蔣介石及國民黨中央召開的任何會議，他一概不參加。果然，在此後的3個月裡，戴季陶拒不參加國民黨的會議，也很少過問公事。
蔣介石雖然覺得戴季陶太過分，但由於戴季陶是國民黨元老，沒辦法，蔣介石只得讓步，下令暫不施行簡化漢字，1936年2月，戴又促蔣介石以“國民政府”的名義下了一道“不必推行”簡化字的命令。
1952年秋的一次國民黨宣傳彙報會上，蔣介石再次提出文字改革。他說：“我們的漢字筆畫太多，士兵教育困難，學生學習難度也太大。我覺得漢字還是應做適度的簡化。我的意見，與在大陸時期一樣，先提出一個簡化方案，再提交到會上來討論。”為取得大眾的支持，蔣介石指示“考試院副院長”羅家倫先在報刊上寫些文章造輿論。同時，臺灣當局的“教育部”根據蔣介石的指示，立即組織專家、學者研究簡化漢字的方案。
就在蔣介石又一次推動簡化漢字時，國民黨中央委員、著名學者胡秋原突然站出來極力反對。他認為，漢字是漢文化的載體，是中國文化之根，已使用了幾千年，書寫時並沒有什麼不便，完全沒有必要簡化，簡化漢字就是破壞中國文化。
胡秋原的主張得到臺灣文學界和史學界的部分人的支持。於是，他一面利用“立法院”這個講臺，猛烈抨擊提倡漢字簡化的羅家倫等人，一面寫文章向臺灣民眾闡述為什麼不能簡化漢字。此後一個時期，胡秋原聯絡一幫人在黨內黨外利用一切機會，反對簡化漢字。
蔣介石見社會上不斷有人反對文字改革，感到此事阻力太大，恐怕一時難以施行，便不再提簡化漢字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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