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聲藝人眼裡的“錢”
相聲藝人“聯穴”時，如有十個人，都使對口相聲，就是五場“活”。而這五場要輪換上場，肯定會出現收入不均的現象，有的場斂錢多，有的場斂錢少。但無論是 斂錢多的場，還是斂錢少的場，在收了場子後，斂到的錢都放到一起，由“掌穴”的，按照事先約定的“份兒”來分配（行話叫“拿份兒”）。有的可以拿整份兒， 即十釐份兒，但也有拿七釐份兒、八釐份兒的……，不同的藝人拿不同的份兒，其依據是以該藝人的聲望和演技而定。有的聲望大演技又高的藝人，甚至可以拿到 1.2份兒，1.3份兒……，而尚未出師的徒弟分到的是藝人們分剩下的零錢。這樣的分配製度是公正的也是合理的。
劉立福先生（1939年拜張壽臣為師，取藝名“立福”。後拜“陳派”評書創始人陳士和的得意弟子張健聲為師學說評書）曾說：有一年王世臣（其師父是藝名 “陳大腦袋”的陳雨亭，師爺是“相聲八德”之一的盧德俊。馬季曾評價王世臣說：“王世臣吶，是我心中的相聲巨人。”）在天津的東興市場演了些日子，儘管他 的水平不低，可是隻拿八釐份兒，因為他不會打板兒。
1942年，常連安在北京創辦了啟明茶社，邀請張壽臣由津赴京參加“相聲大會”的演出。他從現實出發，為張壽臣開出了1.5份兒的份額，一段時間過後，又提高到兩份兒。
因為是“聯穴”，幾乎都有一名組織者，也就是“掌穴”。掌穴者既要做組織工作，還要參與演出，勞動量相對較大，因此理所當然要多分個份兒錢，對此無可厚非。然而，卻有一人堅持只拿一個份兒，用現在的話說，他是為了相聲事業，當然這也是他的義氣所在。誰呀？高桂清。
上世紀20年代中、後期，天津相聲藝人眾多，而且，諸多藝人演技不錯。但也只有一些影響較大的藝人如李德鍚、張壽臣等，早已放棄了“明地”，進入茶樓或雜 耍場，還不時地應堂會，去電臺播音。然而，像李德鍚、張壽臣這樣的藝人畢竟是少數，大多數的藝人仍在“撂地”，過著“颳風減半，下雨全無”的生活。他們希 望能有個遮風擋雨的演出場所，以期收入能夠比較穩定。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名氣大的藝人如郭瑞林、李瑞峰（均是範有緣的徒弟。前文介紹用“門柳兒”、“圓粘 兒”是從範開始的。範的“柳活兒”極為出色，而繼承他的“柳活兒”最好的當是郭瑞林）、馮子玉（師父是範瑞亭，師爺是富有根）、陳子泉（又名紫荃，李瑞峰 的徒弟）、李少卿（又名順貞，玉德隆的徒弟）、馬壽延（原名馬志華，李德祥的徒弟，“壽延”為相聲所用名字。他“春評兩吃”，說評書被蔣軫庭代拉師弟，評 書用名馬軫華，為常傑淼弟子。他所改編的《沽上英雄譜》又名《混混兒論》，紅極一時）等積極奔走，廣泛聯繫，尋找相聲專用場地的經營者。至30年代初，終 於興建了位於南市的聯興茶社和位於河北鳥市的聲遠茶社。這兩座茶社的建成，對於天津相聲的發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舊時三不管混亂又熱鬧的場景
聯興茶社建成後，即由馬德祿、周德山“掌穴”，主持茶社業務並與郭瑞林、於福壽（著名竹板書藝人，於堃江、於佑福之父）、馬桂元、於堃江（焦德海的徒 弟）、高桂清、劉桂田、焦少海、高少亭等輪流“逗、捧”。後來，馬三立、郭榮啟（馬德祿的徒弟）、尹壽山、閆笑儒、高笑臨（馬三立的徒弟）、馬四立（郭瑞 林的徒弟，馬三立的弟弟）、趙佩茹、孫少林、耿寶林、史文翰（高桂清的徒弟，藝名史立鑫）、連笑昆（馬三立的徒弟）等陸續進入，生意比較興隆。至天津解 放，張壽臣、常寶堃、侯寶林、趙佩茹、孫少林、常寶霆等，均多次光臨該茶社，聽活後必應觀眾與同行要求“票一段兒！”。
繼馬德祿、周德山後，“掌穴”的是尹壽山（藝名尹傻子，馬德祿的徒弟），再後由高桂清“掌穴”。
高桂清師從馬德祿，他的《開粥廠》、《八扇屏》、《地理圖》等“貫口兒活”很好；單口相聲也很出色，如使《九頭案》、《山東鬥法》等。包袱兒脆是他的特 點。他的拿手曲目是《永樂昇平》（“八大棍兒”中的《馬壽出世》、《張廣泰回家》等，都是這個曲目中的片斷），因為說這個曲目最好的是評書藝人福坪安，而 他是福坪安的評書徒弟，得到了師父的親傳。他使這個曲目，有“釦子”又有“包袱兒”，所以很受觀眾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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