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著奧斯卡最佳影片的光環，《綠皮書》自3月1日上映以來，目前已突破1億票房，也一度掀起了不少風波。而無論如何，我們最終還是隻能迴歸到電影本身。
無法迴避的是，今年奧斯卡的獲獎名單對於筆者來說喜憂參半。遺憾的固然有莫滕森在角逐期間的不當言論，以及貝爾在《副總統》中由於劇本本身問題，雙雙在影帝獎項上落敗，最終讓一個“對口型”演員冷手撿了個熱煎堆。
維果·莫滕森《綠皮書》
克里斯蒂安·貝爾《副總統》
又譬如說打造出多個層次“立體”聲效的《羅馬》，居然在最佳聲效剪輯（Sound Editing）和最佳音響效果（Sound Mixing）上輸給皇后樂隊MV大串燒的原音重現現場。如果說頭一個獎項重點在“剪輯”，那頒給《波西米亞狂想曲》，還是讓人服氣的，畢竟在長達135分鐘的影片裡，成功地將皇后樂隊的很多歌都剪進了這部傳記片中。
來自《羅馬》的微笑，請自行體會
神還原的《波西米亞狂想曲》
但是，也不乏有讓人看了想叫好的獎項。如果你看過《登月第一人》，一定會對高司令從太空艙走到月球表面，畫面瞬間打開到IMAX畫幅那一刻的震撼記憶深刻，最佳視效可以說是當之無愧。
再者就是頒給阿方索·卡隆的最佳導演獎，也是對其在電影手法藝術性層面的褒獎。
另一個讓我認同的，便是最佳影片《綠皮書》，雖然不乏有人揶揄其格局小、無批判力度，甚至有人說是贏在政治正確。但在筆者看來，《綠皮書》讓人叫好的正是其“政治不正確”。固然《羅馬》在藝術手法上的造詣是登峰造極的，但《綠皮書》在電影視聽語言上同樣做到了精緻，甚至有種笨拙的純粹感。
竊以為在批評奧斯卡的選擇時，更應該考量對奧斯卡本身的文化設定的理解。和歐洲三大電影節比起來，奧斯卡無疑在電影藝術上的追求是最弱的，又或者說它更接近於大眾口味。縱觀歷史上的奧斯卡取向，對先鋒性、實驗性和藝術性的考量都放在次位。
作為一個美國本土的獎項，從創辦開始就堅持美國傳統核心價值輸出的任務。屬於本土宏觀文化價值的諸如歷史題材、人物傳記、音樂類型等等，都符合一套非常清晰的價值評價體系。從這一點上來看，《綠皮書》無疑是最具“奧斯卡冠軍相”的影片。
從奧斯卡的最佳影片頒發到輿論上鬧得不可開交，就價值觀的維度上考慮，這都是近年來對所謂“政治正確”的反彈。和兩年前《月光男孩》相比，在美國日趨主流的黑人平權、LGBTQ平權、女權主義風潮的大環境中，《綠皮書》從本質上來講其實是非常政治不正確的，白人視角下的和解也是將其推至輿論風口浪尖的主要原因。
《月光男孩》
從被主流媒體嘲笑白人不夠“白”，黑人不夠“黑”，到Don Shirley家族形容影片是“謊言交響曲”，再到黑人文化領袖們對其價值意識形態的集體鞭笞。
直至拿到最佳影片後，在推特、臉書上一浪高過一浪的聲討“白人救世主”的固化觀念，彷彿嘲弄“政治不正確”，才是堅持“政治正確”的核心。
從影片形式上來看，如果說《為黛西小姐開車》是黑人與白人和解的早期版本，那麼《綠皮書》某種程度上其實引入了當代思考的升級版。當部分非裔美國人在身份地位上擺脫了固化的種族階層時，他在身份認同以及與社會融合時產生的矛盾與和解，在當代美國社會當中無疑還是會具有一定的討論價值。
《為黛西小姐開車》
改編自真實事件的《綠皮書》，以求行為動機帶有天然的邏輯合理性，在影片中設定了一對粗俗平凡的白人託尼和優雅上流的黑人雪利博士，以鏡像對照的關係放大人物身上的特質，正是這種與社會固化觀念相差甚遠的落差，無需刻意就能形成的幽默感，造就了核心的戲劇張力。
雖然故事發生在託尼與雪利博士南部巡演的路上，勉強也可以稱其為公路片，但是從內核上看，《綠皮書》並不具備經典公路電影如《逍遙騎士》《在路上》等的特質。公路片的旅程意義在於“路”這一特定場合的蔓延，以時間與空間的連貫性，帶出情緒或思維上的延續發展。
再來看《綠皮書》，如果真實事件並不是發生在巡演的旅途中，而是在某座城市的短期停留，去除“在路上”這個點，劇情還是可以合理進行下去。事實上，從劇本建構的手法上看來，《綠皮書》更像輕快版的《逃出絕命鎮》。
《逃出絕命鎮》
在一個大情節、小格局的框架下，導演將因果關係、線性時間、外在衝突、閉合式結局都交代得非常清楚。影片保持了基本的起承轉合的完整性，從事件起因到關係遞進的鋪墊，而從“肯德基事件”後，兩人正式在路上遇到“歧視危機”的轉折，到第一個緩衝點再遇到另一次轉折，導演通過反覆的劇情起伏，將情緒與矛盾推到高峰，最後解決。
影片遵循的是影視作品中最基本的創作模式。而除此之外，也得益於彼得·法雷利導演長期的輕喜劇和電視劇創作經歷，在捕捉和預測觀眾心理時，導演非常清楚什麼時候給糖、什麼時候讓人心酸，更清楚什麼時候該撓癢癢。
除此之外，影片中的人物塑造直到最後一個場景，才充分完成雪利博士的人物弧光。從角色的完整性看來，影片在對話細節中交代出雪利博士出身上流社會，年幼時就留學蘇聯，正是這種與種族衝突割離的社會環境，讓他在回到美國社會後陷入身份認同困惑。
身處社會高層，結交達官貴人，在當時依舊盛行白人精英主義的美國，讓雪利博士自然而然地與大部分黑人群體保持距離，並且高度嚴格的自律，都是為了輸出一個信息“我不是你們印象中粗鄙的黑人”。
而在託尼身上，同樣體現著戲劇化之後的真實感。開場時的夜總會工作，對有錢人奢靡的暗中鄙視，對黑人們發自內心的厭惡，在影片一開始就交代得非常清楚。但在工作驟停，生活壓力猛增之下，即便雪利博士的上流生活如何豪華，即便其黑人特徵如何明顯，託尼咬著牙閉上眼還是接了工作，意識形態再大也大不過生活的窘迫。
影片從一開始託尼對黑人的厭惡，到生活所迫不得不接下護送雪利博士巡演的工作，通過兩人旅途中的經歷，最後達成的和解。與其說託尼是雪利博士的保護者，不如說在雪利博士完成個人蛻變的過程中，也將託尼的視野和價值觀拓寬到新的維度。
二人相輔相成的意義遠遠大於所謂的“白人保護黑人”的意味。並非單純表面所見的黑人與白人的和解。在回波士頓的路途中，雪利博士與託尼互換了位置，並在聖誕夜出現在託尼家中。影片在這裡不僅實現了種族上的和解，也是雪利博士與個人命運的和解。
除卻目前輿論對《綠皮書》的藝術性、批判性以及價值觀的質疑之外，最大的反對聲音是來自於唐·雪利博士現實中的家族，質疑的重點無非在於其真實性的考究上，雪利博士是否否認其黑人特質？雪利博士與家人疏離嗎？《綠皮書》中的白人視角是否合適？等等。
對於歷史真實性的是是非非，兩位主要原型人物業已於2013年雙雙離世，《綠皮書》的劇本主要是以託尼的真實信件和口述為事實根據創作的，編劇之一即是託尼·利普的兒子尼克·瓦萊隆加。關於雪利博士部分的創作，也是根據其留下的錄音帶口述實錄為創作依據。退一步講，《綠皮書》作為電影藝術的創作，是否需要絕對真實地還原歷史，這一點也是可待商榷。
有鑑於目前鬧得沸沸揚揚的價值爭論，我們不妨從雙方的角度來看看《綠皮書》的爭議與辯解。下文摘錄編譯《綠皮書》真實對比，以及導演彼得·法雷利對於種族問題、影片創作的回應，從不同的觀點思考。
《綠皮書》的真實度有多高？
編譯自“Fact-check: How true is Green Book?”一文
從現存的文件來看，影片中羅列的事件，其真實地點和日期與歷史是有出入的。電影中核心公路旅行其實長達一年零三個月，而範圍也比片中廣泛得多。可以說影片是一場濃縮版的旅程，但是從基本的事實和兩位主要人物的想法來看，影片還是相對正確的。
基於託尼和雪利都死於2013年，這部電影的大部分敘事都是根據託尼兒子尼克錄製的託尼軼事集改編。其他場景也是基於雪利的採訪錄音帶和其他口述資料。
1、不一樣的雪利
約瑟夫·阿斯特曾製作了一部叫《迷失的波西米亞》的紀錄片，講述雪利和其他住在卡耐基音樂廳的藝術家。“家人肯定會告訴你同一個人的不同面，這和大部分人印象中的隱士雪利是不一樣的。”阿斯特說，“我在《綠皮書》中看到的雪利博士，與我在1990s於卡內基音樂工作室所認識的雪利也不太一樣，但這並不一定意味著不準確。對家人、同事和朋友，我們常常都是會區分開來的，這很正常。”
唐·雪利在卡內基音樂廳的演唱會傳單
2、唐·雪利和託尼是親密的朋友？
事實上，這段歷時持久的友誼已經很難證明了，雪利家人聲稱的與託尼不熟，很有可能只是雙方沒有交集。雪利博士錄音中的好朋友，也有可能只是對若干年前美好旅途的懷念。“我還是比較信任他的。”雪利在《迷失的波西米亞》一書中告訴阿斯特。“事實上，託尼不僅僅是我的司機，我們之間也沒有明晰的僱主和僱員的關係。我的生命還掌握在這個人的手中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嗎？所以我們要友好相處。我教他英文寫作。”
雪利在影片旅途的開始教託尼恰當的英文寫作措辭。雪利還教託尼怎麼寫才能討老婆歡心。目前這六封信件還完好地保存在瓦利隆加家族。
託尼在旅途中寫給妻子的信件
但雪利家族的回應中似乎不承認二人的朋友關係，聲稱託尼是被炒魷魚的。託尼家人的說法即是，當時雪利要去歐洲長期巡演，託尼不願意離家太遠，所以就解除了僱傭關係，但二人一直保持聯繫，是可以說得上話的朋友。
3、“綠皮書”僅僅是一本黑人避禍手冊？
在電影中的設置，綠皮書是幫助黑人旅行者避開種族衝突的實用手冊，以防主人公誤入歧途。但在現實中，黑人駕駛旅行者綠皮書所提供的遠不止這些。真實的綠皮書是正兒八經的旅行手冊，是1936至1967年間出版的，迎合黑人旅行者口味的最受歡迎的旅遊書籍。它的創始人維克多·格林是一個住在哈萊姆的非裔美國郵遞員。第一本綠皮書主要涵蓋了紐約大都市區，後來漸漸擴大至全部州，以及墨西哥和百慕大。
但事實上綠皮書的內容要比電影顯示的高端得多。基本上涵蓋讀者所需的一切，這不僅僅是住宿和餐飲的旅遊指南。還有美容、購物、療養院、藥店、服裝店、酒類商店、夜總會、加油站等參考。大多數黑人都知道綠皮書，到1962年，綠皮書的發行量達到了200萬冊。
1959至1962年期間的綠皮書版本
4. 雪利與家人疏離？
雪利出生在佛羅里達州彭薩科拉的富裕家庭，在親密的家庭關係中長大。他的父親是一名主教牧師，擁有自己的教堂。母親是一名教師，在雪利音樂啟蒙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在他九歲時就去世了。現實中他還有三個兄弟。顯然與電影中的描述不符，無端被形容為家庭不睦，也難怪雪利家族會生氣。
從電影中的描述來看，雪利和他唯一的弟弟很久都沒有聯繫。但實際上，他有三個兄弟，並且在旅行中也始終保持著一個月一次的通信。關於這一點，影片導演彼得·法雷利也承認團隊失誤了，他的印象是，當時倖存的家庭成員不多，所以也沒有仔細去找。
5. 美國南部日落
電影《綠皮書》中，託尼和雪利開車穿過美國密西西比州的一個日落小鎮（Sundown Town，意為日落後禁止黑人出行）。根據《日落小鎮》一書的作者詹姆斯·W·勒文的說法，從1890年開始，成千上萬的日落城鎮一直困擾著美國破除種族隔離的發展。
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美國城鎮在實施黑人宵禁。有的有標誌，有的沒有，有的甚至有相關法律驅逐黑人居民和遊客，其他少數群體有時也成為目標。但這主要是一個美國西北部的現象。在密西西比州找到了三個日落城鎮，在伊利諾伊州碰到506個，在印第安納州碰到400多個。
6. 真的是羅伯特·肯尼迪把他倆救出牢獄的嗎？
電影中，二人因為觸犯日落小鎮的規定，被關了起來，其後雪利給時任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打了電話，警官馬上放人。事實上，雪利的確打了電話，但關的不是他。
根據雪利自己的說法，託尼沒有打警官，雪利也沒有被捕，他們開車穿過西弗吉尼亞的時候，因為白人警官看不慣“白人給黑人當司機”，所以硬說他們超速。雪利當時不夠現金保釋託尼，以打電話讓朋友匯錢為由，找到肯尼迪的助理通知他。肯尼迪一通電話打到佛羅里達，警官們馬上180度改變態度，立刻放人，但還是扣了超速罰金。
彼得·法雷裡導演的採訪
編譯自NBC, SlashFilms & Vulture
Q：你們大約是2016年前後就開始創作《綠皮書》，當時是不是就是看中了選舉大環境下種族主義的抬頭？
A：是，我知道的。剛開始製作的時候，我一聽到這個故事，就馬上意識會在以後引起巨大的反響。事實上，我三年前就意識到這個問題了。其實現在的種族關係並沒有加劇，因為從三年前開始，警察必須在身上安裝攝像頭。有些事情現在媒體好像都不願意去承認，但我覺得這些變化都會投射到我們生活中。這改變了現在關於這方面的狀況，在過去兩年裡，我覺得各個方面的人都抓住了這點。
Q：你是如何考慮在如此嚴肅的展現種族問題影片中體現幽默感的？
A: 我們從來沒想過要拿種族問題開玩笑，絕對沒有！但是影片中的幽默感是天然形成的。這就是一對非常奇怪的組合，兩個從地位、學識、品味、價值都相去甚遠的人，在兩個月的旅途中會發生什麼有趣的事情？這種全方位的落差，就是幽默的來源，絕對不是笑話。所以老實說，我們寫劇本的時候，一點都沒覺得好笑。
可能很多觀眾看到“吃肯德基”的場面挺有趣的，但直到今天這兩位演員演活了角色之後，我才意識到，這裡面原來有這麼多好玩的地方。我會認為這是一種由衷一笑的幽默感，而不是刻意搞笑。
Q：你說過你特別喜歡在提前放映測試時，觀察觀眾的反應。這次《綠皮書》的測映有沒有什麼不同的體驗？
A：一開始很擔心，非常緊張，從電影開始的時候，託尼把那兩個黑人用過的杯子扔到垃圾桶裡開始。當時我們選的觀眾一半黑人，一半白人，我以為黑人會站起來說，“操你媽，老子走了，老子才不看這個。”但事實是，他們都沒有！直到影片結束都沒人離開。
影片放完後，我問他們 “嘿，看到那個的時候你是什麼感覺？”我簡直不敢相信他們的反應。他們說，“我很高興你說了實話，其他人從來不會說出來。”我沒想到會有這樣的回應，放映的時候，現場那麼多的笑聲，大家都是能明白影片是為了消除種族隔閡而表現的種族隔閡。
Q：我很想聽聽當你接觸這些材料的時候，是怎麼把它們整合成一個作品的。而且跟你以往的履歷比起來，這部作品絕沒有那麼簡單，為什麼會接觸這麼嚴肅的題材？
A：這些年來，人們一直問我，“你覺得你真的會拍片子嗎？”我總是在想，時機到的時候就能拍出來了。我其實沒有刻意去計劃拍什麼，還是機緣巧合，有一天我碰到布萊恩·海斯·柯里（影片編劇之一）。我一聽他描述的那個劇本大綱就來勁，然後想了大概一兩個月，給他打電話，就這樣加入團隊了，然後就認識了尼克·瓦萊隆加，託尼原型的兒子。一起寫了這個劇本，那是三年前的事了。
Q：事實上，一旦觸及種族問題，很多細節會特別敏感，在創作的過程中，你是怎麼去處理這些可能在白人固化意識中的誤區？
A：其實不單止種族問題，打磨劇情合理性這個問題上都得花很多功夫。我們的團隊，包括演員們都全部參與到劇本的討論和創作中。譬如說有一場戲是託尼和雪利在酒店沙發上喝酒，雪利談了他學習音樂的經歷以及唱片公司對他的限制。託尼馬上為他打抱不平，按照劇本寫的是，雪利回應道“好吧，謝謝你，託尼”。
但是阿里讀了之後說“不，皮特，這太扯了。哪個音樂家會因為一個小學文憑的保鏢喜歡他的音樂，然後就說好的沒關係，雪利內心肯定有別的想法，但是要表現出對託尼的關心的感激”。最後影片中變成“好的，謝謝你，託尼，但不是每個人都會彈肖邦，我也不會”。
至於大家議論的白人救世主的事情，我們都非常清楚這點，因為託尼·利普是被僱來保護這個人的，這不就是保鏢該乾的事兒嗎。正如我們看到的，託尼把他從一些世俗紛爭中解救出來，但雪利同時也讓託尼的靈魂看到不一樣的世界。我們不想要黑人救世主，也不想要白人救世主。這兩個人找到了共同點，走到一起相輔相成。
Q：能不能談談奧克塔維亞（影片黑人女性製片）的參與？
A：她是我們的執行製片，邀請她的加入是因為當時組裡沒有黑人女性。我們需要一個不同的視角。而且她也很樂意加入進組，在製作過程中給了我們很多有用的建議。阿里會比較直接告訴我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那奧克塔維亞可能更像一個測試員，我們會把很多場景和內容讓她來審核，有沒有觸犯什麼禁區之類的。譬如“吃肯德基”那一場戲，我開始時有點擔心會被認為種族主義傾向，奧克塔維亞的肯定給了我很大的鼓勵。
再譬如說，我們的片名“綠皮書”，我當時不太確定是不是用這個，因為我們指代的不是真正的那本書，而是一個符號化的象徵。當時有別的人提出異議，然後奧克塔維亞就說，就叫這個吧，因為我們就是想讓大家都知道‘綠皮書’這個事實，現在很多黑人都已經不知道這個東西，把它再提出來是很重要的。
Q：這部電影從多倫多電影節開始就備受關注，其實馬赫沙拉在片中的戲份挺重要的，可是為什麼選擇在奧斯卡角逐最佳男配呢？
A：是的，這個的確是…這是馬赫沙拉主動提出來的。從我的角度來看，我認為影片中就是雙男主。這裡講一個題外話，是斯皮爾伯格不知道在哪兒看了我的樣片，然後給我打電話，當時我們其實還不認識。
他說“嘿，皮特，這是非常好的兄弟情電影呢！這兩人都應該是最佳男主角候選人。”我當時也是這麼想的。但後來馬赫沙拉說他想報最佳男配角。我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別這樣，最佳男演員是你應得的。
他跟我說，“如果我們倆都被提名了，很有可能分薄票源。”然後他說，“我只是覺得怎麼著也該輪到維果了。他在電影裡演的比我多，所以我寧願去報最佳男配，因為這對他有幫助，對我也有幫助。“。
Q：除了現在的劇情之外，還有什麼託尼與雪利的故事是本次影片中沒有選用的嗎？
A：對，因為其實託尼給雪利當了一年零三個月的司機，其實去了很多地方也經歷了很多事，我們是選取了能夠托起人物弧光的片段去完成劇情。有些比較重要的片段，可能對影片整體性沒有太大幫助的話，我們都沒有采用。譬如說肯尼迪總統遇刺事件，託尼後來是陪了雪利博士去參加肯尼迪的葬禮。但是這一幕我們沒拍，因為這個事件本身就非常吃重，把它搬上來會偏移影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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