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谁还活在汉语文学教材里
活在和平年代的诗歌里
活在天下苍生的感恩里
谁在世界与民族的诗史里
宛如在浣花溪边的草堂里
宛如在州城南的茅斋里
那个唯一的人就是杜甫
二
杜甫在阆中留下了六七十首诗歌，也留下了两处胜景：一是锦屏山上历史悠久的杜少陵祠堂，一是新建于城南江边与锦屏山遥遥相望的草堂。
想起杜甫，就会想起一个在乱世未路上颠踣的行者，一个衣食未安思想末安的老者。想起杜甫，人的心会沉郁起来。眼晴行走在他的雕塑与诗行上，定然会感觉他伟大的苦吟，吟出了汉语之美，人心之美，也吟出了困厄人生顿挫的韵律与生命的苦楚。
诗人可以说是靠感觉生活的主观主义者，英国诗人济慈在给贝莱先生的书信里说，审美的人“拥有现世的幸福而过得快活…从感觉中寻找快乐而不是从欲望中引找快乐”。济慈说：“我只确信内心感情的神圣性和想象力的真实性。”他又说，激情和爱情在达到它们的崇高境界时能创造出本质的美，“但愿人们能够靠感觉而不是理智来生活”。
没有多少人比诗人感情更丰富，感觉更入微，然而也没有人試图想象杜甫感情生活的浪漫之美。从现实意义上讲，一个乱世漂零的流浪诗人，拖家带口，妻子儿女常处疾病与饥饿之中，他必然难以安置身心，他是不可能考虑基本生活需要之外的享受的。然而谁说他不富于浪漫精神？
他正是以自己的现实主义诗歌一一写实的思想审美的形式一一对抗无法安顿生活的悲惨现实。黄四娘家的花儿，能给他一些难得的心灵享受，蓬莱阆苑的无限风情，也给了他足够的精神抚慰。
三
有天，我陪伴朋友逛古城，走到临江的一条小街时，朋友忽然提起了杜甫来阆的浪漫由头。
在华光楼附近，那条离落下闳故居很近的小街上，我看到了地质史上的奇观一般，惊奇于时光遗留在人类穴居文明史上的印记。在仅容两人并行的小巷子右侧，是十分古老的长长的一段石头墙。石砌的墙很完善而且很高，看上去风雨不可能侵入室内。石屋里面肯定还有居民。
墙基上的石头外现，但是石墙中部就被和了谷草的稀泥糊过，露出黄土般的颜色。朋友说那是老人脸一样的沧桑历史的写照，用手机随便拍一张相片，人家都会相信那美丽的起伏就像是沙漠风光。
“你知道为什么杜甫两次来阆吗？”朋友发问，然后自答，“肯定是阆中有他的红颜知己。一个人喜欢个地方，肯定是喜欢那个地方的人。”
我不禁失笑。我想，来川依附于地方官的大诗人，人生路上也许真会有一些友谊和爱情的感觉花絮吧。但居然有人会以为杜甫也有李白那种渗透到骨子里的浪漫精神！古代男人可能也有当今世俗者所谓的浪漫精神，但可能枸于礼教，更拘于现实，无法贯彻那种浪漫精神。浪漫如李白者，尽管曾经放言“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然而他终究并非善于腾云驾雾的所谓神仙，可能也并非好山好水任他行去，一路舟车劳顿衣食所安岂不费心哉？诗名再大，怕也只是身后之荣耀，在现世生活中，没有足够上路的盘缠，有一肚子的豪情，也是不大好自在行路的。
四
基于朋友对于杜甫来阆的浪漫想象，我有意搜集了一些资料，发现杜甫是举家来阆，目的是祭奠故人ー一他命运所系的人房琯。房琯命蹇，去京赴任途中客死阆州僧舍。杜甫早先因房琯辞官，现在因房琯辞世而理想终于幻灭，可以想见杜甫当时的心情是何等悲痛。
自安史之乱以来，杜甫漂泊流离，生活都靠亲友接济。三面环水、四面环山的阆中嘉陵江山美景的吸引力绝不下于綄花溪，但是因为房琯之死的影响，他的《阆山歌》里竟然隐约透出一种壮志难酬、偃旗息鼓、终老他乡的低沉之感。
“松浮欲尽不尽云，江动将崩未崩石。”以江衬山，其实颇有自感渺小、前途未ト的沉郁之气。“中原格斗且未归，应结茅斋著青壁。”微微露出他的终南之意，他想：既然天下未安，如果有谋生的依靠，必然就可以，（像在21世紀的今天一样）在阆中的锦屏山半壁之上守着一间祠堂，或者就在嘉陵江边的石头砌墙的民居小巷子里，安享我的天伦之乐了。
但是我的揣想仍然是浪漫主义的。杜甫是一介诗儒，他没有常人的谋生本领。我想他的《阆水歌》实在是太浪漫了，简直是审美浪漫的极致。“巴童荡桨欹侧过，水鸡衔鱼来去飞。阆中胜事可肠断，阆州城南天下稀。”这几句充溢着喜悦的领歌式的感情，莫不是他受到过嘉陵江渔夫的接济，地方官员的看重，或者仅仅是他于饥寒交迫之中对于明天的美好想象？
五
杜甫在阆中的寓居也并非无忧无虑。763年冬天他在去梓州的路上写《发阆中》一诗，说“前有毒蛇后猛虎”，“女病妻忧归意速”，有对于时局的忧虑，更有对于个人生活的忧心。764年正月，杜甫携家眷由梓州再赴阆州，准备出峡。滞留在阆约两月，得悉严武又做了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又接到书信邀请，于是再返成都。其时他必定以为可在成都草堂、在严武的庇护下再得一时之苟安，于是不禁顾影自怜：“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
然而在朋友手下作幕僚，他又感觉受到太多规约不自由，不久就又辞了官。再过两年，严武死了，杜甫无所依靠，重新落入了颠沛流离的漂泊生涯。
由此我不免陷入遐想。官场上的杜甫，要不是意气纵横，怎么会因为上疏房琯的事得罪皇帝？或者也是像苏轼一样，因才名而得罪？他本身在仕途上没有得到舒展拳脚的机会，也就无心恋栈，最终没有像屈原和贾谊那样自责过深，尽管过得艰难，也到底得到了自我保全。
据有材料称，769年社甫因为思乡，北上心切，抛别在夔州的安闲有味、诗作高产的生活，乘舟出峡，漂泊到了长沙。他看到老街上的“贾谊祠”，于是造访了贾傅井，写了明心见志的诗句：“钟鼎山林各天性，浊醪粗饭任吾年。”他与“一为迁客去长沙”的贾谊比邻而居，在那条老街上住了一年。他必然也常常想起歿于长沙的屈原，于是打起精神，竭尽全力应对生命中的病痛与饥寒，苟延残喘。
六
杜甫在川的种种寄人篱下、衣食无着的情形，让我领略到所谓的诗人气质，那就是珍视心灵自由，胜于珍视生命。现在我终于能够接受人们对于杜甫的人生终局的构想或者述说。北归途中遇江水暴张，他无法北上，住在船上，有时忍饥埃饿好几天，得到酒食的救济，他也无法从容享用，死在湖南长江上的一只客船里。也许是撑死的，也许是醉死的，也许是病死的。那又有什么不同，谁能告诉我呢！
一个无依无靠的乱世漂零之人，能够在生命中留下一部传奇诗史供后人传颂，能够在客居之地建起自己的茅屋并且传之久远供世人朝拜，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苦难？因为他的才华？我相信是因为这两者的结合，使他成为一个时代的伟人。
一个人苦难太多了会伤心。只有一个审美的人，才能够凭借他的想象力得以超脱苦难，获得现世的幸福。我相信，作为诗人，杜甫是享受到了现世的幸福的人。他生命的全部激情，都在他的诗句里，当我们一开口通读，那种生命的感觉就像决提的洪水，像滚滚而来的不尽长江之水，势不可挡地征服一切温柔的心灵。（文/胡晓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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