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寫歷史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通常不能甩脫個人的觀感，而且感情用事，容易小心眼，用尋常人的眼光去議論非常之事和非常之人，也就是容易忽略後面有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在。
讀史的人也要和創造歷史的人物一樣，認清自己在時代內的使命。尤其今日之年輕人既已崇慕自由，則更要蘊育各個人對公眾事務判別之能力，而讀史是增進這種能力的最有效之捷徑。
中國歷史的特色，即是長期的以文化上的力量和社會價值作行政的工具，數量重於質量，紀律重於法律。雖說經過一百多年來的長期革命，這些因素已在逐漸消磨，可是卻並未全部被擯斥於我們的生活圈外。
中國的現代史也可以概略的看做傳統中國與外界接觸和衝突又經過大規模的調整後更生再造的一種紀錄。因此對中國青年講，又不能不對外界的歷史有最低度的瞭解。因為牽涉過廣，又面臨著今日之特殊情形，我建議先以十七世紀的英國作出發點。
我想呈現的是站在美國立場的我，在我六十一歲的生命中，絕大部分的時間可以平均分成中國和美國兩部分，我在中國住了二十八年，在美國住了二十七年，其中最後五年是以美國公民的身份。其他六年則呆在印度、緬甸、日本及英國。我的文化背景和語言訓練來自中國，但我對歷史的瞭解，包括對中國歷史的瞭解，是住在美國數十年所發展出來的。我可以說，如果沒有離開中國，就不會有今天這番認識。如果我只在這個國家住了五年或十年，也不會有相同的瞭解。Ann Tyler曾說，她在街上無意中聽到一段對話後，必須讓話語在頭腦裡漂流一段時間後，才會說“我懂了”。再加上文化差異，我如果要具備類似的繁星力量，其教育過程元比一般人的想象還要長。但我反省分析的方法，基本上和小說家沒有太大的不同。我閱讀的東西，聽過的對話，在中國見證的事件，都只有我遷居多年後才產生意義。由於離主體很遠，又有夠長的時間來發展後見之明，終於可以輪到我說：“我懂了”。此處沒有必要引入術語和定義，如果觀察者卻有能耐，就可以從事件和稍縱即逝的念頭中報道事情原委。
歷史學家不能自由創造人物，把他們的生命小說化，以求故事精彩動人；也無法採取藝術家的美學角度；也不可能展現新聞人員的當場見識，觀察到歷史形成的過程。但這並非說歷史學家的生活就非得無聊不可，他可以延展或壓縮的時間段落，來探討過去的事件；他可以建立一個宏觀的視野，或是以許多細節來描述單一事件；他可以理出一個獨立的事件，或者比較不同的事件；他可以依循他筆下主角和女主角的邏輯，呼應他們的情感，或是揭露並駁斥他們的立場；他可以稱讚無名小卒，推翻既定的主題。歷史學家可以是工匠、技師或思想家。
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
我們的帝國，在在體制上實行中央集權，其精神上的支柱為道德，管理的方法則依靠文牘。 總而言之，道德至高無上，它不僅可以指導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至於技術的問題自然也很重要，但這是屬於各地總督巡撫的範圍。但是技術問題與道德問題仍然不可分離。他的老成來自於長期處理各種人事經驗；這種經驗使他深知我們這個帝國有一個特點：一項政策能否付諸實施，實施後或成或敗，全靠看它是否與所有文官的共同習慣相安無擾，否則理論上的完美只不過是空中樓閣這一帝國既無崇尚武功的傾向，也沒有改造社會、提高社會程度的宏願，它的宗旨，旨在於使大批人民不為飢寒所窘迫，即在四書所謂的黎民不飢不寒的低標準下維護社會的長治久安。
皇帝，實際上已經不是國事的處置者，而是處置國事的一個權威性象徵。他應該做到寓至善於無形。如果他能夠保持感情與個性的真空，經常演習各種禮儀，以增強抽象的倫理觀念，他就和上述的要求相符合。多年以來，文官已經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力量，強迫坐在寶座上的皇帝，在他處理政務時擯斥個人的意志。皇帝沒有辦法抵禦這種力量，因為他的權威產生與百官的俯伏跪拜中，他實際上控制的則極為至為微薄。名義上他是天子，實際上他受制於廷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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