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省長沙縣境內的東北部，西鄰汨羅且距離縣城星沙40公里的地方，有一個人口只有3萬人的小鎮，叫做福臨鎮。
這個福臨鎮有座非著名的山，山名是影珠山，憑藉海拔500多米的主峰，成為長沙縣最高的山。
由於有福臨門、有山可靠，這裡的不少人以種茶、採茶、養豬為業，生活倒也過得自在快活。
不過，在一百年前，也就是1918年6月25日，這裡的竹山一戶沒落地主黃姓人家，降生了一個男孩。另一說，他出生在寧鄉縣。
他的一生充滿傳奇，讀過名校、進過軍校、上過戰場負過傷，以一個退伍軍官的身份重新走進大學學習，36歲唸完大學，近40歲時半路出道，“闖”進歷史學研究領域，46歲拿到博士學位，62歲那年不幸被解聘，但63歲那年靠一本書就名揚天下。
他的父親黃震白是早期加入同盟會的軍人，曾讀過福建的省立軍校並拿過第一名的黃金獎章，做過許崇智將軍福建帶部隊時的參謀長（時間早於後來在廣東給許當參謀長的蔣中正），後來做到國軍少將、海軍第四艦隊司令。而他的母親家親戚通到毛潤之的岳母孃家，準確地說他那姓向的三舅媽是楊開慧的舅表姐妹，他三舅媽的弟弟向鈞是楊開慧的表弟。
言歸正傳，這個長沙伢子是家裡的長子，他下面還有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
小的時候，家裡並不寬裕，這三兄妹卻很喜歡吃街頭小販賣的烤紅薯，這種噴香的紅薯當時用一塊銀元可以買2個。
但是，他們三個人當時只有一個銀元，怎麼辦呢？
機智的老大與弟弟、妹妹說好，同賣紅薯的人講講價，花一塊買3個好分勻淨。
別看他們要為尋常的市井小吃而精打細算，實際上他們家客廳牆上掛的字幅可不尋常，那可是同盟會領導人孫文先生手跡，即為孫先生題贈給“種蘇同志”（他們父親）的“博愛”二字。
後來哥哥考上長沙城裡的湖南省立一中（現在的長沙市第一中學），同學中有後來成為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建校元老之一的王洪星教授。
哥哥這時候也就十三、四歲的年紀，已經向報社投稿了。那時的《湖南日報》副刊看中了他筆下的才氣，連續多期刊登他編寫的世界名人傳記。這些文章不同於其他的文字，因為每一篇都配上了作者親自手描的人物畫像。
十七歲那年，哥哥從一中畢業，考上了南開大學，讀電機工程專業，原想按照父親的願望去上大學掌握一門技術方面的本事。
在天津上學期間，這位來自南方的理工男學霸，沒有辜負父親的殷切期望，克服了南北差異的不利條件，拿到了北方名牌大學減免學費的獎學金。
不料，兩年後，日軍全面侵華，全國容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時年19歲的哥哥中斷學業，放棄走上成為工程師、科學家的學術大道，而隻身回到了家鄉長沙，進入《抗戰日報》幹起編輯、採訪的記者工作。
那時候，他和兩位同鄉的進步人士成為同事，一位是報社社長田漢，另一位是總編輯廖沫沙。
20歲那年，他已經不滿足於戰地記者式的紙上報國，而是一心奔向軍營，以實際行動站在最前線。
命運的翅膀助了他一臂之力，他順利考進成都中央軍校，校長是蔣中正，政治部主任是鄧文儀。
22歲的時候，他從軍校第16期第1總隊畢業，很快投身軍旅，當上了陸軍14師的一個排長和代理連長。
到了25歲那年，他從重慶飛往印度，參加了中國駐印度遠征軍，在孫立人的新一軍做上尉參謀。
那個階段，他經常趕往戰場視察，不過絲毫沒有停止寫作，他報道戰事的文章多數在重慶的《大公報》發表，還曾使用筆名“李尉昂”發表小說。
1944年5月，在北緬密支那之役，將滿26歲的他在前線觀察的時候被日軍偽裝在叢林裡的狙擊兵瞄準，被射中大腿，旋即被運送到後方去調養。
這次負傷，為他的從軍生涯榮添了一枚難得的勳章：陸海空軍一等獎章。
這裡發生的一幕幕情景，後來被他記錄在其第一本著作《緬北之戰》裡面。
1945年民族勝利後，他跟隨軍隊從上海飛到東北，走上即將到來的戰場，擔任第三方面集團軍及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司令部少校參謀。
1946年，28歲的他順利通過全國考試，隨後被選中，被派去美國堪薩斯州進修軍事，在位於雷溫烏茲要塞的美國陸軍參謀大學深造。
1947年，他從那裡畢業，後曾任國防部參謀。
再後來，他去了日本參加中國駐日代表團。隨著日漸增多的反思，濃郁的軍人色彩開始在他身上逐漸褪去。
直到1950年，他以代表團少校團員的身份退伍，32歲的他正式脫下穿上整整十年的軍裝。
1952年，他離開日本，再度趕赴美國。34歲“高齡”的他從大三念起，先是在美國密歇根大學新聞系學習，後來轉到他更感興趣的歷史系攻讀歷史。
1954年，36歲的他終於大學畢業，把遲來的學士學位緊緊抱到手中。
隨後，他馬不停蹄。
38歲那會，他一邊打工一邊攻讀碩士學位的時候，他弟弟黃兢（競）存早已取得美國斯坦福大學機械工程方面的博士學位，並且做起了老師。
他抓緊寶貴的研學時光，在密歇根大學歷史系繼續讀研究所的課程，39歲時拿到碩士學位。
七年之後，46歲的他在華人歷史學家余英時的指導下，以洋洋灑灑19萬字的論文《明代的漕運》，在該校歷史系摘得來之不易的博士學位，完成學術攻讀的大通關，也成為餘教授在密歇根大學的唯一一位博士生。
爾後，他在南伊利諾伊大學任教，當過助理教授。
1966年，祖國發生鉅變的時候，48歲的他迎來了自己的幸福蜜月，娶到了漂亮的白人女青年。這個叫做格爾（蓋兒）的老婆，一直陪伴他走完有喜有憂的下半生。2年後，在他50歲的時候，兩人有了他們的混血兒子jefferson傑弗遜（又稱Jeff Huang），中文名叫作黃培樂。
1967年，在余英時教授的推薦下，年屆49歲的他來到紐約州立大學NewPaltz分校（紐普茲分校），擔任副教授。
四年後，53歲的他在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升任正教授。直至1980年，他都以教授的身份在這所學校做著象牙塔裡的學問，期間還曾應邀擔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及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
1972至1973年期間，步入歷史研究良好狀態的他積極投身了國際學術合作的項目中。他做了三件重要的事情：一是前去英國劍橋大學，協助著名大人物李約瑟博士蒐集整理並研究有關《中國科學與文明》的材料；二是參與了狄百瑞主持的明代學術研討會，為其明史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新的視野；三是參加了由著名歷史學者富路德所主持的《明代名人傳》的編寫工作，為他的明史研究做了一些更為翔實、細緻的資料積累與準備。
1979年，61歲的他在普林斯頓大學參與《劍橋中國史》的集體研究工作，撰寫明朝部分。
1980年，這是永生難忘的一年。由於多年沒有出版或發表新作，62歲的他被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解聘正教授職銜。
對於他來說，失業來得如此殘忍，尤其是他還不願放棄在中國史學領域深耕細作的機會。
其實，他並不是沒有研究成果和作品問世，而是他的大歷史觀還不被認可，他那種以文學性手法書寫歷史的著作還沒被接受。
沒有正式教職工作的他，還得為自己的著作、為自己的成果落地，尋找出路。
好在上帝不會讓有心人失望到死。
一年之後的1981年，別具戲劇性的事情發生了，在幾家出版社相繼拒絕之後，他的代表作和成名作《萬曆十五年》英文版在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
這本書以一種開創性的方式，圍繞一個具體年份中的大事和一個王朝中幾位不同身份的人物沉浮切入，對中華文明衰落展開了細緻入微又不失宏觀的歷史分析，其重文學描述、輕考據材料的“非嚴謹”特色贏得了一眾讀書人士的追捧，而美國名作家厄卜代克更是在《紐約客》雜誌撰寫書評推薦。該書獲得美國國家書卷獎1982和1983年曆史類好書兩次提名，同時也被列入美國曆史書五個最佳作品之一。
1982年，《萬曆十五年》中文簡體版由中華書局在大陸出版，他的老同事廖沫沙親自題箋。當然這不是他去找廖老的，而是在1980年9月間，他弟弟兢存作為美國航空學會訪華代表團成員路過北京時，他特意囑託他弟弟和妹妹粹存去拜見他的舊友廖沫沙，請他題箋。
1985年，《萬曆十五年》中文繁體版由臺灣食貨出版社出版。這裡還有一段軼事，該書中文簡體版傳到臺灣陶希聖先生那。陶非常看好這本書，特地在臺灣地區推薦，並作有一篇讀後記。自然而然，該書的繁體版就在陶的食貨出版社印版發行。
從此，他這個黃家大哥的“黃仁宇”的名字見諸媒體，馳名兩岸，揚名世界。
直至今天，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仍然在中國受到很多知識分子和企業家的青睞，包括萬科創始人王石等人特別推薦國民閱讀它，就連轟動全國的連續劇《人民的名義》中也提到它。
後來，他創寫的《放寬歷史的視界》、《中國大歷史》、《關係千萬重》、《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黃河青山》、《我相信中國的前途》等著作不斷問世，引得學界颳起一陣“黃仁宇風”，出現一股“黃仁宇研究熱”。
在治學、寫作之餘，黃仁宇和妻子喜歡旅遊，足跡幾乎遍及歐美各地。
而他生命中的最後一次旅行，就是1999年10月。這是他應葡萄牙政府之邀，前往裡斯本參加澳門迴歸中國紀念研討會。期間，81歲的他發表一篇主題為《中國的經驗——zi本主義還是she會主義?》的論文。
2000年1月8日上午，他與妻子去美國紐約新帕爾茲20多英里的某電影院看一部叫作《雪降洋杉》的文藝影片的時候，因心臟病突發，被送去醫院搶救時不幸去世，享年82歲。
也許因為熱情豪爽、誠懇待人、低調謙和的善意，一生坎坷、半道出家的他終於大器晚成，修得圓滿。
虎父無犬子。
在他身後，這位歷史學家唯一的兒子傑弗遜也術業有成。不過這個集美國面孔、美國身材、美國口音於一體的小黃步其父親後塵，在名牌大學體面地工作和生活。
與父親一樣的是，他的研究領域也是人文學科。
與父親不一樣的是，這位小黃專注的是哲學，而且擔任克萊蒙特麥克納學院副院長、哲學教授，並分管這所全美最頂尖的文理學院之一的精英高校的招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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