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世界报》（Le Monde）1月10日报道，新年伊始，7年前“阿拉伯之春”运动始发地突尼斯又一次进入规模较大的社会骚乱。当地时间1月9日，突尼斯多个地区以及突尼斯市多个城区爆发民众游行示威，并与当地警方发生冲突。
突尼斯南部泰布勒拜爆发游行示威，图片来源：AP
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离突尼斯市50公里的泰布勒拜（Tebourba），警民冲突致使1名40岁男子死亡。此后，该消息迅速在社交网络上传播，更多的年轻人走上街头，造成了更大规模的骚乱。
尽管骚乱持续扩大，但是突尼斯总理尤素福•沙黑特（Youssef Chahed）仍然保持镇定称，“在民主国家，没有夜间抗议活动，法律适用于暴徒和破坏制造者负责人”。突国内政部长也在同一时间否认上述男子的死亡是由警方造成，并称社交媒体，尤其是脸书（Facebook）上的信息不确切。
此次骚乱的直接导火线是近期突尼斯政府发布的2018年《金融法案》后，多数消费品价格上涨，上涨幅度均在40%以上。
自2010年突尼斯革命以来，其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缓慢甚至有倒退现象。从经济数据来看，7年来通货膨胀率基本维持在6.4%左右，失业率超过15%，其中大学生的失业率达到30%。
据《国际共和政体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 Institute）2016年调查数据显示，在被问到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时，42%认为是“经济问题”，20%认为是“基础建设落后”。
事实上，在2012年的时候，该研究所称62%的突尼斯人对未来持乐观态度。然而，自从2015年以来，突尼斯国内频繁爆发民众游行示威，社会怨恨程度呈直线上涨。
内陆发展边缘化
从此次骚乱的爆发地来看，除了首都突尼斯市几个城区（Ettadhamen和Al-Ouardia）外，泰布勒拜，卡塞林（Kasserine）, 西迪布济德省（Sidi Bouzid）, 加夫萨（Gafsa）均在同一时间爆发游行示威，而这些地区大致位于突尼斯内陆。
内陆地区在突尼斯历史上长期处于发展的边缘位置，即使在2010年革命前，该地区的贫困程度和失业率分别是东北沿海发达地带的2倍和3倍。这种长期的贫富差距也是2010年爆发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即使作为推动革命爆发的主战场，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状况也没有得到改善。
据《突尼斯经济与社会法基金会》（Fondation Tunisienne pour les Droits Economiques et Sociaux）2017年统计数据显示，革命前仅就卫生状况而言，在突尼斯，每平均10万个居民可以分配134个医生和184个床位，然而到了2015年，在西迪布济德省，该数据分别下降至42和101。
长期贫富差距可以引起社会怨恨，进而爆发民众游行示威。从2016年1月起，突尼斯内陆各地区频繁爆发骚乱，甚至出现警民冲突。
反腐不力
除了贫困的内陆地区外，近年来，“集体抗议”也逐渐在沿海发达地区爆发，如此次的加贝斯（Gabes）和纳布勒（Nabeul）。数据显示，从2016年8月至2017年4月，社会骚乱次数三倍于此前。
突尼斯分析人士认为，不同于贫困地区，导致沿海地区民众频繁骚乱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对2010革命后，政府依然延续了诸多本•阿里时代的“痼疾”——腐败不减反升。
2016年12月调查数据显示，在突尼斯，78%的人认为腐败状况比革命前严重，54%的人承认“深受其害”，而20%的人甚至认为上次发生在自己身上就在“一周前”。
根据另一项2016年底的统计数据显示，对腐败的痛恨主要来自本地企业，其中只有9%的企业从业人员认为腐败有所改善，42%认为没有什么变化，49%认为腐败正在恶化。
突尼斯的腐败根源主要来自于构成GDP60%的“非正式经济”（Informal Economy）。突尼斯学者、公众人物早在革命前就曾提醒政府避免国家“黑手党”的上升，因为这能够鼓励腐败、阻碍经济正常发展。
突尼斯民众反腐败游行，图片来源：Reuters
例如，利比亚—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交界地的走私数量不断增长正在对关税服务产生腐败效应。据称，走私每年给突尼斯带来4.3亿欧元的收入，而突尼斯每年的财政收入有四分之一来自进口关税。当然，这也不是新现象，早在本•阿里时期，进口公司就与政府合作获得免税的特权。这种情况，在革命后的突尼斯正在变本加厉。
《国际危机组织》指出，现在的突尼斯处处存在腐败，主要表现形式有受贿、裙带关系、滥用权力以及官官相护。分析人士估计，腐败每年可造成突尼斯损失7.27亿欧元。
总之，腐败问题已经是突尼斯全民共识了，而且政府的公信力也在逐渐降低。突尼斯人对政客的不信任感主要来自政府长期在反腐问题上摇摆不定、以及不够果断。
2016年中期上台的突尼斯总理尤素福•沙黑特曾试图通过开启“反腐之战”来挽回政府的公信力。一开始，政府领导的反腐计划开始确实令人振奋。2016年底，超过100个突尼斯官员面临腐败调查，其中29个被解职。然后，在2017年初，尤素福又推动了保护“高密者”的法律。
然而，尽管官方支持总理的反腐行动，但由呼声党领导的其他政治阶层却正在试图控制这一反腐浪潮。
政治强人化是解决之道？
事实上，自从2016年中期突尼斯总统贝吉·凯德·埃塞卜西（Beji Caid Essebsi）任命尤素福•沙黑特以来，联合政府推动了诸多经济发展计划，试图重振突尼斯经济。
突尼斯总统贝吉·凯德·埃塞卜西，图片来源：AFP
如2016年12月，新总理尤素福成功举办了“突尼斯2020”国际投资大会，国际投资者也承诺向突尼斯投资140亿欧元。此外，尤素福还重视非洲的发展潜力，拟定计划投资非洲，申请加入《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希望突尼斯企业能够赶上非洲发展的快车道。最后，尤素福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改革计划，如经济自由化改革，促进市场竞争，进而争取国际货币基金的援助等。
然而，一年过去了，经济并没有好转，最为直接的原因在于政府效率低下。
因为再好的计划也需要在政治精英阶层达成共识，而在突尼斯这似乎很难做到。从政治制度来看，2010年革命后突尼斯实际实行的是半议会制和半总统制的混合政体，联合政府行使行政权，弱化总统的权力。
然而这种制度设计很明显不符合埃塞卜西的“文化”和“个性”，这位总统一直想重回布尔吉巴的强人时代。据摩洛哥政治学家哈迪嘉•摩赫森•菲楠（Khadija Mohsen-Finan），埃塞卜西不认为2010年的“起义”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使突尼斯陷入混乱的骚乱。
布尔吉巴，图片来源：Jeune Afrique
作为布尔吉巴的忠实追随者，埃塞卜西被认为是“过去的人”，他用过去的方式管理国家危机。如在2016年哈比卜·埃西德（Habib Essid）被解职后，埃塞卜西组建“全国联合政府”，任命亲信尤素福•沙黑特，就是模仿布尔吉巴长期的做法——“熔丝战略”，循序渐进地削弱牺牲经验丰富技术官僚，提升总统的行政权。
尤素福•沙黑特提出“反腐之战”时，总统埃塞卜西就试图通过《行政和解法》（Law of Administrative Reconciliation），在反腐上获得主动权，避免其亲信受牵连。
2017年9月，埃塞卜西还“恢复”了“主权部长”——国防部、外交部、司法部和内政部，并任命效忠于他的亲信。
在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埃塞卜西称，“混合政体（半总统、半议会）从来就没有成功过”，同时他还称不排除改变政体的可能性。
作为突尼斯历史上第一个民选总统以及从政40多年的老政客，埃塞卜西深知政治多元化的重要性，但他也是一个政治保守主义者，推崇布尔吉巴的威权主义方式。
在突尼斯革命爆发的7年纪念日上，突国学者、记者、公民社会组织和公民发布了一封旨在维护国家宪法和公民自由的公开信，提醒统治者不要破坏民主转型。
由此可见，当年被西方国家推崇的“突尼斯模式”，现如今也陷入了全民迷思的状况，到底何为突尼斯模式？突尼斯政治精英、学者、人民又在追求什么样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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