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世界報》（Le Monde）1月10日報道，新年伊始，7年前“阿拉伯之春”運動始發地突尼斯又一次進入規模較大的社會騷亂。當地時間1月9日，突尼斯多個地區以及突尼斯市多個城區爆發民眾遊行示威，並與當地警方發生衝突。
突尼斯南部泰布勒拜爆發遊行示威，圖片來源：AP
據當地媒體報道，在離突尼斯市50公里的泰布勒拜（Tebourba），警民衝突致使1名40歲男子死亡。此後，該消息迅速在社交網絡上傳播，更多的年輕人走上街頭，造成了更大規模的騷亂。
儘管騷亂持續擴大，但是突尼斯總理尤素福•沙黑特（Youssef Chahed）仍然保持鎮定稱，“在民主國家，沒有夜間抗議活動，法律適用於暴徒和破壞製造者負責人”。突國內政部長也在同一時間否認上述男子的死亡是由警方造成，並稱社交媒體，尤其是臉書（Facebook）上的信息不確切。
此次騷亂的直接導火線是近期突尼斯政府發佈的2018年《金融法案》後，多數消費品價格上漲，上漲幅度均在40%以上。
自2010年突尼斯革命以來，其國內政治經濟發展緩慢甚至有倒退現象。從經濟數據來看，7年來通貨膨脹率基本維持在6.4%左右，失業率超過15%，其中大學生的失業率達到30%。
據《國際共和政體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 Institute）2016年調查數據顯示，在被問到當前最緊迫的問題時，42%認為是“經濟問題”，20%認為是“基礎建設落後”。
事實上，在2012年的時候，該研究所稱62%的突尼斯人對未來持樂觀態度。然而，自從2015年以來，突尼斯國內頻繁爆發民眾遊行示威，社會怨恨程度呈直線上漲。
內陸發展邊緣化
從此次騷亂的爆發地來看，除了首都突尼斯市幾個城區（Ettadhamen和Al-Ouardia）外，泰布勒拜，卡塞林（Kasserine）, 西迪布濟德省（Sidi Bouzid）, 加夫薩（Gafsa）均在同一時間爆發遊行示威，而這些地區大致位於突尼斯內陸。
內陸地區在突尼斯歷史上長期處於發展的邊緣位置，即使在2010年革命前，該地區的貧困程度和失業率分別是東北沿海發達地帶的2倍和3倍。這種長期的貧富差距也是2010年爆發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即使作為推動革命爆發的主戰場，該地區的政治和經濟發展狀況也沒有得到改善。
據《突尼斯經濟與社會法基金會》（Fondation Tunisienne pour les Droits Economiques et Sociaux）2017年統計數據顯示，革命前僅就衛生狀況而言，在突尼斯，每平均10萬個居民可以分配134個醫生和184個床位，然而到了2015年，在西迪布濟德省，該數據分別下降至42和101。
長期貧富差距可以引起社會怨恨，進而爆發民眾遊行示威。從2016年1月起，突尼斯內陸各地區頻繁爆發騷亂，甚至出現警民衝突。
反腐不力
除了貧困的內陸地區外，近年來，“集體抗議”也逐漸在沿海發達地區爆發，如此次的加貝斯（Gabes）和納布勒（Nabeul）。數據顯示，從2016年8月至2017年4月，社會騷亂次數三倍於此前。
突尼斯分析人士認為，不同於貧困地區，導致沿海地區民眾頻繁騷亂的主要原因來自於對2010革命後，政府依然延續了諸多本•阿里時代的“痼疾”——腐敗不減反升。
2016年12月調查數據顯示，在突尼斯，78%的人認為腐敗狀況比革命前嚴重，54%的人承認“深受其害”，而20%的人甚至認為上次發生在自己身上就在“一週前”。
根據另一項2016年底的統計數據顯示，對腐敗的痛恨主要來自本地企業，其中只有9%的企業從業人員認為腐敗有所改善，42%認為沒有什麼變化，49%認為腐敗正在惡化。
突尼斯的腐敗根源主要來自於構成GDP60%的“非正式經濟”（Informal Economy）。突尼斯學者、公眾人物早在革命前就曾提醒政府避免國家“黑手黨”的上升，因為這能夠鼓勵腐敗、阻礙經濟正常發展。
突尼斯民眾反腐敗遊行，圖片來源：Reuters
例如，利比亞—突尼斯和阿爾及利亞—突尼斯交界地的走私數量不斷增長正在對關稅服務產生腐敗效應。據稱，走私每年給突尼斯帶來4.3億歐元的收入，而突尼斯每年的財政收入有四分之一來自進口關稅。當然，這也不是新現象，早在本•阿里時期，進口公司就與政府合作獲得免稅的特權。這種情況，在革命後的突尼斯正在變本加厲。
《國際危機組織》指出，現在的突尼斯處處存在腐敗，主要表現形式有受賄、裙帶關係、濫用權力以及官官相護。分析人士估計，腐敗每年可造成突尼斯損失7.27億歐元。
總之，腐敗問題已經是突尼斯全民共識了，而且政府的公信力也在逐漸降低。突尼斯人對政客的不信任感主要來自政府長期在反腐問題上搖擺不定、以及不夠果斷。
2016年中期上臺的突尼斯總理尤素福•沙黑特曾試圖通過開啟“反腐之戰”來挽回政府的公信力。一開始，政府領導的反腐計劃開始確實令人振奮。2016年底，超過100個突尼斯官員面臨腐敗調查，其中29個被解職。然後，在2017年初，尤素福又推動了保護“高密者”的法律。
然而，儘管官方支持總理的反腐行動，但由呼聲黨領導的其他政治階層卻正在試圖控制這一反腐浪潮。
政治強人化是解決之道？
事實上，自從2016年中期突尼斯總統貝吉·凱德·埃塞卜西（Beji Caid Essebsi）任命尤素福•沙黑特以來，聯合政府推動了諸多經濟發展計劃，試圖重振突尼斯經濟。
突尼斯總統貝吉·凱德·埃塞卜西，圖片來源：AFP
如2016年12月，新總理尤素福成功舉辦了“突尼斯2020”國際投資大會，國際投資者也承諾向突尼斯投資140億歐元。此外，尤素福還重視非洲的發展潛力，擬定計劃投資非洲，申請加入《東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場》，希望突尼斯企業能夠趕上非洲發展的快車道。最後，尤素福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經濟改革計劃，如經濟自由化改革，促進市場競爭，進而爭取國際貨幣基金的援助等。
然而，一年過去了，經濟並沒有好轉，最為直接的原因在於政府效率低下。
因為再好的計劃也需要在政治精英階層達成共識，而在突尼斯這似乎很難做到。從政治制度來看，2010年革命後突尼斯實際實行的是半議會制和半總統制的混合政體，聯合政府行使行政權，弱化總統的權力。
然而這種制度設計很明顯不符合埃塞卜西的“文化”和“個性”，這位總統一直想重回布爾吉巴的強人時代。據摩洛哥政治學家哈迪嘉•摩赫森•菲楠（Khadija Mohsen-Finan），埃塞卜西不認為2010年的“起義”是一場革命，而是一場使突尼斯陷入混亂的騷亂。
布爾吉巴，圖片來源：Jeune Afrique
作為布爾吉巴的忠實追隨者，埃塞卜西被認為是“過去的人”，他用過去的方式管理國家危機。如在2016年哈比卜·埃西德（Habib Essid）被解職後，埃塞卜西組建“全國聯合政府”，任命親信尤素福•沙黑特，就是模仿布爾吉巴長期的做法——“熔絲戰略”，循序漸進地削弱犧牲經驗豐富技術官僚，提升總統的行政權。
尤素福•沙黑特提出“反腐之戰”時，總統埃塞卜西就試圖通過《行政和解法》（Law of Administrative Reconciliation），在反腐上獲得主動權，避免其親信受牽連。
2017年9月，埃塞卜西還“恢復”了“主權部長”——國防部、外交部、司法部和內政部，並任命效忠於他的親信。
在接受法國《世界報》採訪時，埃塞卜西稱，“混合政體（半總統、半議會）從來就沒有成功過”，同時他還稱不排除改變政體的可能性。
作為突尼斯歷史上第一個民選總統以及從政40多年的老政客，埃塞卜西深知政治多元化的重要性，但他也是一個政治保守主義者，推崇布爾吉巴的威權主義方式。
在突尼斯革命爆發的7年紀念日上，突國學者、記者、公民社會組織和公民發佈了一封旨在維護國家憲法和公民自由的公開信，提醒統治者不要破壞民主轉型。
由此可見，當年被西方國家推崇的“突尼斯模式”，現如今也陷入了全民迷思的狀況，到底何為突尼斯模式？突尼斯政治精英、學者、人民又在追求什麼樣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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